導言
強權太后劉娥駕鶴行西十年後，趙楨親理國政的慶曆三年（公元1043），時任宋廷樞密副使的富弼——這位當年怒懟遼朝君主，刀兵加身而面不改色的文人硬漢，卻突然告訴宋仁宗“自己很害怕”。
他害怕什麼呢？因為仁宗盛世這些年，北宋三四十個州幾乎州州都鬧“盜賊”。更為可怕是這些盜賊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他們大搖大擺地殺進州城，把府庫搶個精光，然後揚長而去。這種明目張膽的劫掠行為，以如此“敞亮”的方式，張目於世人眼前，怎能不叫這位宋廷高官惶恐不已，心驚肉跳，以至於“每念及此，不寒而戰”？
富弼“很害怕”的這個時代，正是宋儒集體膜拜、對賢君唱讚歌的宋仁宗在位的慶曆年間。這個時代，乃至宋仁宗執政的四十年，至今常被文化精英們大加禮讚，甚至還被冠以“最好的四十年”之類的榮耀光環。
富弼對月行飲，遙望故知
如果真是這麼一個輝煌的時代，生在當世的富弼為什麼信口開河，把它說得如此不堪呢？！
正確的理解是：文人們活得最瀟灑的時代，他們沒有理由不對皇帝的所作所為表示認同，並從精神方面的促進行為上表示由衷的禮讚，對君王的行為加以道德上的昇華，既是對國家忠心的表示，也是往他們自己臉上貼金。但以民本位思想為做官處事準則的極小一部分儒臣如富弼，做了那個說真話的小孩。比起忠獻於朝廷俸祿，他們更忠於自己的良心。
正論
文官治世的國家運營模式是怎麼構建出來的?
趙氏匡胤960年以殿前都點檢這樣一個武將身份陳橋竊周立宋沒多久，就以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迅速解除了足以功高蓋主的賢帥良將的兵權，讓他們如拔牙的老虎，有守土之威而無脫韁之勢。對武將的猜忌和排擠，隨著皇位的繼承順序，次第加強。
趙光義弒兄上位以後，鑑於自己跟武將集團的關係的淡漠和疏遠，他以科舉功名為手段，以“顏如玉”“黃金屋”為懸餌，誘導天下士子英才，以忠君愛國之名，迅速向由他把持的皇權靠攏。而“得君行道”的文人士子們，成了皇權最忠實的捍衛者，在神明與道德的凝視之下，撿起由皇帝寶座剝落下來的權力鱗片，就像撿起象徵神威和莊重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威懾天下黎民蒼生。
到了真宗時代，真宗親自操刀，“顏如玉”“黃金屋”的“宿主'被創造了出來。
《勸學詩》
宋真宗趙恆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若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天下學府士林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利的慾望，有了真宗煊赫威威明示，借一本萬利的讀書行業，蓬勃興旺發達。
皇帝們自然是聰明人，他們懂得讀書人的欲求和需要；讀書人也不傻，也明白皇帝的心思和渴求。皇位需要穩固，皇權需要宣傳，皇德需要宣示；讀書人需要尊重，需要田宅美姬，需要青史留名。
皇帝們提拔讀書人做官，到一個顯赫位置；讀書人把知識變賣成道統，為其做注，維護皇朝根基。這是一場看似公平童叟無欺的買賣。看在彼此知根知底的份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雖偶爾有強弱易勢，但總算彼此坦誠。
在有著巨大共同利益的驅使下，他們達成穩固持久可靠的同盟，任何企圖染指或者破壞他們利益的行為，不是被排擠出局就是被無情鞭撻。
那些靠躍馬揚鞭，馳騁疆場，殺敵報國藉以博得功名的武將們，可以撿他們"不要的，吃剩下的，不屑一顧"的權力的’殘羹冷炙”。武將們試圖在權力中樞殺出一條血路的行為，既不被允許，也不被認可，那怕他們真的是有才可鼎國。
由讀書人士子儒生組成的文官集團，津津樂道的就是皇帝掛在嘴邊記在心裡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仁宗坐堂
宋仁宗時期，文人才子井噴式湧現，皇帝與文官集團強弱易位，文官集團徹底控制朝堂輿論，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文官們的監督和道德綁架。
從宋太宗發掘重用文人開始，再經過真宗的用心栽培，到趙楨親政的仁宗年間，文人才子的興旺發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即便跟大一統王朝唐朝的盛世時期相比，也不遑多讓。
仁宗一朝名臣輩出，青史留名的如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歐陽修、呂夷簡、龐籍、包拯、王安石、呂公著、呂公弼、司馬光、韓維、韓絳、韓縝、張方平等。當然，最具代表性的還要算黃金一代的嘉佑二年科舉：
考官有一代文宗歐陽修、宋詩祖師梅堯臣、至寶丹王珪、長嘯公範鎮等當時的文壇名家大家，
應試得中的有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章惇、王韶、呂惠卿、張載、程顥。
眾星雲集，人才濟濟。由這些才子組成的龐大的文官集團，或以同門或以師誼等情感模式，組成利益上的統一戰線，向皇帝所擁有皇權發起挑戰，以忠心為名義，以道德為手段，指摘皇帝的汙點，讓自己的觀點得以進入天下人耳目。而作為皇帝的趙楨，先是屈服於劉娥，後又被要挾於文臣集團，情感，家事，都被以國家道德的名義捆綁。皇帝更多的時候不是遵從自己的內心行事，而是處處受制於洶湧的朝堂輿論。
在此期間，宋廷先是敗師辱國於撮兒小邦西夏，而被西夏揍得鼻青臉腫的韓琦，趙楨迫於朝堂文官實力，不能從嚴處，只是放官陳州以避風頭而已。與之相反的是，破西夏，襲崑崙，平儂智高，前後二十五戰，捍衛帝國領土尊嚴的帝國最優秀的將帥狄青，卻被韓琦，歐陽修領頭的文官們構陷冤死。
宋君臣行樂圖
仁宗當國期間，兩淮有王倫、貝州有王則、商州張海、光化軍有邵興……名為盜賊事件實際上為饑民起義的動亂，見於史書的足足有四十八起之多。難道他們都是吃飽了撐著了？不是為生活所迫？由庶民血淚織就的東京繁華，掩蓋了仁宗治下的巨大的貧富差距。黎民百姓之家，家家無餘糧，而東京城的達官貴人奢靡腐化，難道這就是盛世？
當然，對於大多數文人儒士之臣來說，宋仁宗實是個好皇帝，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副好脾氣。朝堂之上被包拯噴了滿臉唾沫星子，照樣能強忍著不生氣；甚至對於“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樣的狂亂悖逆之言，都寬忍為慎。在他手下為官，不僅不用提心吊膽，還能工資福利兩手抓，兩手都很豐。像官做到富弼那種級別的，田產、宅院、美姬，更是不在話下。即便是普普通通的文官、小公務員，上班喝喝茶、看看報，兢兢業業混滿三年日子，根本不用看什麼政績，一樣可以升官加薪，如何不是好時代？
影視劇中的包拯與仁宗
官員“編制”比宋初暴漲了一萬多人，文官們可以安安心心享受有錢有閒的官場生活。既然有錢有閒，當然就少不得吟風弄月，於是大宋的詩詞書畫等各門類藝術，也是井噴般發展。兩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雲集在這四十年，爭奇鬥豔，煞是好看。以這種繁華景象，也確實是文人官僚口中“最好的四十年”。
在這個時代嘔心瀝血一輩子的富弼，卻以他的惶恐聲勢，戳破了這個“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
富弼嘆息說：“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說明白點就是，宋王朝歷三代到宋仁宗年間，就已經到了“入不敷出”“揭不開鍋”的危困之局了。
宋仁宗年間，官員的工資福利一漲再漲，"進貢"給遼國西夏的“歲幣”也是一加再加。可這繁華究竟是誰來買單？野史裡的大清官，正史裡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語道破：“重率暴斂，日甚一日”。宋王朝就是靠橫徵暴斂，搜刮黎民蒼生來維持這軟弱的和平和虛假的繁榮的，而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視土地為生計和生命的農民。
梅花橋驢卷從行
究竟有多狠呢？
先看田賦——北宋的田賦，承襲自唐代兩稅法，列在政府文件上的稅率看似比唐朝低，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另一番模樣，首先是附加稅極多，基本是隔些年遞加，以宋仁宗年間名臣韓琦的統計說，當時北宋農民要交的附加稅“雜錢”，有牛皮、農具、鹽、鞋等十多種名目，五代時的“身丁錢”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繼承”下來。連精於算計的北宋大科學家沈括都說，北宋農民要交的苛捐雜稅，簡直是“名件繁瑣”。
比田賦危害更重的，就是北宋的勞役。北宋的勞役十分繁重，而且由於北宋勞役制度繁瑣，可鑽的空子也就多。有錢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該負擔的勞役，統統轉嫁給勞苦百姓。家裡稍有點錢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強制充任“衙前”，負擔相關差役，而且最忙的勞役，通常都是農忙時節，服一次役就傾家蕩產。所以，為了逃避勞役，宋仁宗年間的農民們，也是“智如泉湧”。有的“孀母改嫁”，有的“親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在宋仁宗年間，沒有人敢說哪家農戶是“富戶”，那簡直比要他家命還恐怖——就是這要命的勞役使然。
農民如此悲催，村裡的富戶，難道不能先仁一把？同樣是宋仁宗年間，還是憤怒青年的司馬光，就曾憤怒抨擊：北宋農村的有錢人，別說納稅服役，還經常把上門的里長打出去。簡直是“稅不可督”，然後“所差戶長輒逃去”。
范仲淹河邊蕩志
北宋中期名臣吳充的曾嘆息說，北宋農民為躲賦役逃亡，早已是見怪不怪的現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為盜賊”。那些縱橫各州，讓硬漢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盜賊”，其實大多數就是這麼來的，是官逼民反的典型。
盜賊如此猖獗，那宋王朝的軍隊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裡，這事更是顯得荒誕而怪異：除了與西夏的短期戰爭外，宋仁宗年間大多數時候還算太平，可國家“重率暴斂”搜刮而來的錢，除了養官就是養兵，宋仁宗之前，宋廷的禁軍不過90萬人，到了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氣暴漲到驚人的125萬。
東京城繁華似錦
朝廷養了這麼多兵，那麼“盜賊”光天化日之下流竄作案時，怎麼還派不上用場呢？宋仁宗年間名臣歐陽修說，單是百萬宋軍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時期張方平的話說，那更是“實皆濫惡”。比這更不靠譜的是兵，宋仁宗時代另一名臣田況，曾生動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練現場：最精銳的宋朝騎兵，不過能騎馬開五六鬥弓，發射出來的箭，放出去就掉身邊。這樣的廢物，一遇到盜賊，基本上全是炮灰。
東京一隅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個“最好的四十年”裡，會有富弼“不寒而戰”的景象：盜賊四處橫行，地方官兵聽之任之。要讓他們圍剿，既無膽量，也無能力。
宋朝君臣最後出的招就是招安，讓這些流民草寇吃上官糧。這也是地方官吏和民兵數量激增的原因。而所有這些負擔，都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老實本分的農民頭上。被譽為"兩宋第一完人"的范仲淹，像出色的醫生一樣，一眼就看穿宋王朝巨大的亞健康，試圖以自己的拳拳愛國之心，精準而犀利的藥方進行解救，無奈，臃腫碩大的官僚機構，以他們的灰色利益受到侵害為由，竭力阻撓和反對。赤誠之心的范仲淹，只能收割到悲傷和遺憾。
兩宋第一風流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想做為國家計的商鞅，宋仁宗卻不是那個勵精圖治的秦惠文王。他活在文臣們的口水裡，活在文臣們的歌功頌德里，活在文臣編織的燦爛的皇帝新衣裡，在黎民窮困疾苦之外的領地，為自己樹碑立傳。
在一個繁華表象之下，文官治世的大宋王朝一步步清醒而清晰地邁入腐朽的深淵。仁宗以下不到七十年，文人交讚的北宋王朝，在金人的鐵蹄侵劫之下，乍然墜地。數百年一遇的漢人恥辱，由此發生。
宋仁宗，站在歷史的拐點，擁有最好的文化資源，人力和物力，本該發奮圖強，勵精圖治，給天下黎民真正的清平之樂，然而，由於他的平庸，懦弱，懷忍，他眼睜睜地看著虛弱不堪的病人大宋一步步病入膏肓而終至不治。北宋之亡，其無罪乎？
蔡東藩先生說仁宗是“婦人之仁”，王夫之先生在《宋論》中認為趙禎“無定志” 。他認為，在趙禎親政的三十年間，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即使有賢者在位，因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的朝令夕改，反覆無常，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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