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下的娱乐圈，小鲜肉们像流水线般批量涌入：他们穿着时髦，长相秀气，涂口红打粉底....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男性审美女化早已经不是娱乐圈idol们的专利，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购买起了化妆品，据悉连口红也成为了当代95后男生们的常用品。
面对日益加剧的男性女化的趋势，18年的时候连央视都曾传出过“限娘令”，直到现在去微博搜索该词条时，还依然保留着当年网友们的大量反对和不满。
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提倡多元，接纳不确定性，高举反理性主义大旗这是很典型的后现代风格。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视角里，男性女化大概是更大程度上的打破了刻板的两性印象，成功的站在了性别二元对立的观点反面。
然而，同样一件事，你去问精神分析，它肯定不会仅限满足于此。
1中国文化中男性的“虚弱”
对于文学人物的指派，能普遍反映国人生活，性格的大概则当属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
中国精神分析第一人霍大同在许多场合都曾直言：“中国的女人普遍都是林黛玉，而中国的男人则普遍都是贾宝玉。”
这不是夸大博人眼球，而是纵观古今，在中国，“虚弱”竟然成为了男性性魅力的一部分。像贾宝玉这样虚弱无力，男生女相的“病小孩”却能赢得“黛玉们”的青睐，为此还甘愿为其落下一身的病。
同属于四大名著的《水浒传》，梁山好汉们个个能打能战，彪悍如虎，108将的肌肉猛男好不容易代表了中国男性的阳刚之气，然而整本书中却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厌女气息”。
真正能做到会谈恋爱，没有贾宝玉那般文弱无力又不带有厌女症倾向的，传统文学中大概就只能找出“西门庆”这样的人物。
然而像西门庆这样的“流氓”角色，内心空虚，沉溺于女色上瘾却丝毫不会负责，也不去痛定思痛行为后果，所以这样的角色注定会被整个传统文化所排斥和射杀。
要说像宝玉这样的“病小孩”，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妈宝男”一词则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当下不管是儿童教育类自媒体，还是婚恋自媒体，“妈宝男”无疑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似乎这么多年过去了，男性的“虚弱”式主体在无数女性的讨伐之下仍未曾有过改变。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红楼梦》中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
贾宝玉与贾母的之间的亲子配对几乎是当代所有家庭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基础和原型 ，从《都挺好》到《安家》再到徐峥的《囧妈》，他们的相同点都在于拥有一个“全能的母亲”和“缺位的父亲”。
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宝玉，受尽了各种“关爱”，他是最不缺爱的那一个，同时也是最认同女性的那一个。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氛围下，宝玉必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这种超大号的关爱还有个众人皆知的别称：“溺爱”。
溺爱，我们可以将其比作一碗高浓滋补的骨头汤，对于一个大病初愈，虚弱无力的小孩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体态健壮，身体健康的大高个，还要逼着他长年累月，一日三餐的饮下这亲情的滋补浓汤，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死于心血管疾病。
因此在这样高密度的爱中，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自体健康，主体性功能完好的孩子，面对这排山倒海而来的爱，他就会不断的反抗，不断的逃离，以此来摆脱控制。
另一种情况则是，我实在逃离不了，为了在这高浓滋补汤中存活，于是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需要大补的人，变成了一个“虚弱无力”的弱者。
两种情况中，很显然，“宝玉们”无疑属于后者。
2消费社会之中没有男女
著名的女性学者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道：“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同理，一个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男人，他是变成男人的。
当我们感叹现今社会“硬汉”形象的消失时，其实就意味着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硬汉”的需求与价值是在减小的，如同“妇女”的价值一样，因此商家们才急需要把“妇女节”集体改口为“女神节”，毕竟消费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回顾物质较为匮乏的前工业时代，打仗、应对灾害、保家卫国、耕田干苦活等等，没有哪一个不需要大糙汉的参与，整个社会无疑需要一大批勇猛刚强、能吃苦耐劳的“硬汉”，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告诉他要有男人样、社会告诉他要有男人样，学校告诉他要有男人样，父母教育他要有男人样，所有人都在告诉他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于是一个个“硬汉”就凑成了后来人们所称呼的“男权社会”。
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物质极大的丰富，普遍生产力产能结构性过剩，因此社会不再需要太吃苦耐劳、太过节约、只注重工作而不懂享乐的人，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注重打扮、重视穿着、喜欢吃喝、喜欢购物的人，在这个维度上女人无疑是最懂事的实践者。为了促使形成更庞大的消费群体，光是女性自然是不够的，因此男人们最好也要像女人们一样买买买，从这个视角来看，消费社会之中男女早已经消失，有的只是一大批狂热的“消费者”。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就曾写过一本名叫《消费社会》的书以此来批判这种用消费取代一切意识形态的社会，他认为
在这种社会之中，物的符号价值远高于它本身的价值，人们看似在消费物，实则是在消费“符号”。而这种消费在鲍德里亚看来，并非出自人们本身的欲望，而是这些“符号”在不断的“引诱”我们，而这种新的奴役支配关系南大哲学系的教授张一兵将此称作为“伪欲望”场镜，他说：“这是一个无限的消费意义链环和强制性系列，这种强制性的实施恰恰是通过一种被幻象引诱中的自愿。”
无限的消费，意味着永恒的匮乏，什么样的人才能像这样惶恐的拼命向外抓取？很明显是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式的消费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无比的饥饿，不断的追求及时满足，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人无疑是资本喜欢的，集体性的无限制消费意味着全员的倒退，退回至那需要被母亲喂养、被全能自恋笼罩的婴幼儿时期。
这么看来，被时代钉死于永恒的幼稚、永恒的肤浅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的命运。
3“父之名”的消失
青春气息是每个小鲜肉们必备的特征，洋溢着少年感的男性最适合的便是甜甜的青春剧，因此面对一个以满足女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遗失这份少年感，这份与女性连通的共情能力对于鲜肉们来说则是致命的。
很难想象已经43岁的言承旭竟然还在拍偶像剧，这说明在现今娱乐圈中“小鲜肉”是要比“硬汉”更有市场，所以像彭于晏、朱亚文这样的硬汉人设可不是年年都在打造。
电影是最反应人无意识的东西，现象级的电影则就是在反应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甜宠网剧不断上新的当下，《战狼》系列电影的连续走红似乎是一种对“花样美男”的呕吐反应。吴京所代表的硬汉具有强烈的家国气息，这种反常现象意味着大众对“传统男性”特质的缅怀和哀悼。
一个男孩要长成男人，成为男子汉，变成父亲他究竟需要什么？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家庭伦理剧中，父亲总是缺席的，总是沉默的？
如果说《战狼》中的吴京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么同样现象级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刘培强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严父。
儿子刘启，刚开始时他怪自己的父亲不陪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本能的写满了对父亲的抗拒，对父亲的愤怒以及不认可，然而当他阴差阳错的加入了拯救计划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父亲竟是一名“拯救世界的大英雄”，他看到了父亲身上的那种伟大和刚强，
于是刘启成功从“叛逆小子”转变成了“有为青年”。这种转变是来源于对父亲的强烈认可，进而确定了自身的发展方向。这就如同你询问一个六岁的小孩儿，他肯定认为一个不缺席，能天天陪他玩儿的才是一个“好父亲”，可到他十六岁，当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个穷鬼，是个软弱无能、挺不直腰杆、说不了硬话的人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此父亲和母亲的功能向来就有巨大的差别。
为什么我们常常叫“祖国母亲”而不是“祖国父亲”？为什么我们会呼作“金主爸爸”而不是“金主妈妈”?
混沌之处便是无意识生长之处，不去反思思考就注定只能任由无意识推动。很明显母爱所代表的就是粘连，就是联接，就是难以分割，因此像“祖国”这样具有政治隐喻的词汇注定要同母亲捆绑，为的就是让人难以分割，提醒人们要时刻脚踩大地，接受与母体共生而不是想着要腾飞要逃离。
至于父亲，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金钱。每一个与埋单相关的词汇总少不了父亲的影子，因此父亲是人形提款机、是钱包。
当然父亲的功能远不止于此，除了当钱包，父亲还要做到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和妻子，维持家庭秩序，教育孩子做人，同时还要在社会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外面没有，至少也要在家里有，总之父亲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尤其是男孩。
在精神分析领域客体关系学派总是在呼吁构建健康的母子关系，而拉康派则在不断建议父亲的回归，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文化母体和文化父体双双缺失的时代，“焦虑的母亲+缺席的父亲=有问题孩子”这个公式几乎在心理治疗领域屡试不爽，也难怪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写了本《倦怠社会》以此来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神经症、精神病高发的时代。
父亲的缺失是整个时代的基调，如同焦虑的母亲是当今的主旋律，对于父亲的回归之旅，西方有句谚语，他们是这么来形容的：“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而一个父亲的长成，则需要举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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