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個人企業的範疇，為了通過技術的先進化，給後世留下一個富裕的祖國，向最尖端的半導體事業進軍。”
1910年，李秉哲出生於朝鮮的一個地主家庭。
就在他出生那年，朝鮮被迫同日本簽訂了《朝日合併條約》，大韓王室移居日本，經歷了長達34年的半殖民地史，朝鮮終於被日本完全吞併。
李秉哲的父親李贊雨瞞著家人偷偷參加了獨立協會，暗地裡支持李承晚領導的獨立運動。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後來李承晚成了韓國第一任總統，李秉哲憑藉這層關係傍上了大腿。
1936年，帶著著父親給的年產300石糧食的產業，李秉哲開始辦磨米廠。
通過對糧價週期的把控，在糧食降價時進貨，糧食上漲時賣貨，李秉哲賺到了第一桶金。
好景不長，1937年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為了籌措軍費令日本銀行停止貸款。為了償還貸款，李秉哲賣掉所有產業，回到原點。
兩年後，李秉哲在大邱市西門市場開了一個小鋪子，向中國東北出口果品和魚乾，取名三星商會。
“在中國，一為最大，在韓國，三為最大，太陽有冷熱之變化，而星辰卻永恆不變，我就是要建立一個龐大而永恆的企業”。
然而，這份牛逼僅僅吹了三年，就吹不下去了。
1941年冬，日本偷襲珍珠港，將躲在一旁看戲的美國拉入二戰。三星商會95%的產品全部被拿去充作軍餉，三星夢不幸夭折。
4年後，日本人的瘋狂將自己送入了墳墓，把朝鮮半島還給了朝鮮人民。
此時日本人在南朝鮮所有產業都被低價轉讓給韓國人，並且還提供長達15年的低息貸款，這些產業佔到了韓國總產業的80%，一批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財閥迅速崛起，李秉哲也得以從中分一杯羹，被李秉哲視為偶像的李承晚對他說：
“李社長，為了國家，今後應該幹得更好，有機會到漢城來，一定要找我 。”
1948年，李秉哲果然到了漢城，在那裡掛出了三星物產公司的牌子，往香港和新加坡出口墨斗魚，進口棉紗，成了韓國當時第七大貿易公司。
當然，這次好景依然不長，在前面等著他的是朝鮮戰爭。僅一年後，整個漢城就成了一片火海，三星物產公司煙消雲散，李秉哲找了4輛卡車帶著一家老小和員工逃回大邱避難。
這個時候李秉哲想起了李承晚的那句話：為了國家，今後應該幹得更好。
他記起來，9歲那年，坊間傳聞大韓皇帝在日本被毒死，上百萬的朝鮮人民湧向街頭，換來的結果是7000多位同胞被日本兵無情殺害。
沒有國家的穩定，何談個人的夢想？！實業報國，四個大字在李秉哲腦子裡熠熠生輝。
就在李秉哲前往漢城的那年，一個足以影響世界的技術在美國貝爾實驗室裡誕生。
巴丁和布拉頓成功地用半導體材料造出了第一個晶體管，肖克利進一步構思出可以用平面技術大規模生產的結型晶體管。
（約翰·巴丁、威廉·肖克利、沃爾特·布拉頓在貝爾實驗室）
晶體管是芯片的核心元器件，成千上萬個組成了集成電路及芯片。它們將龐大的電路微縮在幾釐米的平方上，徹底改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電子設備。
索尼僅僅是引進了晶體管技術，就成功造出了風靡世界的半導體收音機，而後又引入集成電路技術，冰箱、電視、計算器、電子錶，無數消費電子產品從日本湧向世界，日本迅速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李秉哲終於注意到了日本的變化。1969年，日本的GDP為1722億美元，而韓國的GDP是76.76億美元。
此時在韓國政府的扶持下，三星已經完成了第一製糖廠和第一毛紡廠的建設，並用三年完成了韓國肥料廠的建設，它們無一例外，都成了韓國的龍頭企業，令韓國逐步擺脫了對進口商品的依賴。
經濟建設初期，韓國物資匱乏，一窮二白，實行進口替代戰略。1961年，朴正熙上臺後，韓國開始了向重化工業和出口產業的轉型。
韓國國土狹小、資源短缺，到底什麼產業最適合韓國的發展，李秉哲在日本找到了答案。
在那裡，他參觀了東京電子工業團地，日本三洋電機會長井植歲男告訴他：
“電子工業從以沙子為原料的硅片到錄像機，都是從無到有的產業，其附加值高達99.9%”。
李秉哲回國後成立了三星電子，併力薦韓國政府大力扶持電子產業。
70年代，三星生產的電視機等電子產品遠銷世界，但是真正讓李秉哲念念不忘的是這些電子產品裡面的芯片。
李秉哲認識到，決定這些電子產品性能的，是芯片，附加值最高的，還是芯片。
在未來的情報化社會，沒有半導體的發展，國家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
只是發展半導體產業，三星缺的不僅僅是資金，還有技術和人才，最主要的阻礙是日本和美國的技術壁壘。
李秉哲一直在默默積累力量。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第二年李氏父子不顧管理層的勸告，自掏腰包入股當時已經瀕臨破產的美國Hankook半導體公司。
1978年，三星集團將合資企業“韓國半導體”的外方資本全部買進，成立三星半導體，同年，收購了美國仙童公司在韓國的子公司。
不過，這些經營困難的公司，掌握的無一例外都是過時的技術，對於韓國半導體產業來說杯水車薪。
對李秉哲來說，真正的機會是1982年，他前往美國考察，感嘆半導體技術的日新月異，越晚進入半導體產業，越難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美日關係的變化，那年，美國剛剛研製出256K DRAM內存芯片，而日本富士通、日立的256K DRAM卻已經批量上市。終於在1982年3月，美國商務部表示，將調查日本的芯片商對美國的廉價傾銷。
機會來了，李秉哲將1983年3月15日稱為韓國半導體事業的誕生日，決心：
“擺脫個人企業的範疇，為了通過技術的先進化，給後世留下一個富裕的祖國，向最尖端的半導體事業進軍”。
三星選擇的搶灘點是DRAM存儲芯片，發起64K DRAM攻堅戰。相比於CPU芯片來說，DRAM技術難度較低，容易介入。
為了完成開發，三星從美國聘請了5 名有半導體設計經驗的韓裔美國科學家以及數百名美國工程師，還從美國的半導體公司鎂光買來了設計技術，從夏普買到了關鍵的加工工藝——MOS技術。
如果沒有美國的默許，這一切談何容易。
在專家小組進行技術攻堅戰的同時，李秉哲下達指令，開始建設三星芯片工廠的第一條生產線。他深入施工現場，一面指揮，一面帶領工人日夜奮戰，僅僅用了6個月，就完成了日本需要十八個月才能完成的工廠建設任務。
64K DRAM當即投入生產，這是一項註定失敗的商品開發，美國和日本早在4年前就已經完成了64K DRAM。三星當時的成本是日本的四到五倍。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的半導體企業為了打擊三星，聯合起來開始進一步降價。
即使有韓國政府的盡力補貼，64K DRAM芯片還是給三星帶來了1400億韓元的虧損。
不過從另一個方面看，三星64K存儲芯片從零起步，在短短一年內將長達十幾年的差距縮短為四年，奠定了三星反超日本的根基。
讓三星芯片摘掉“賠錢貨”帽子的是256K 存儲芯片。
1985年前後，DRAM 芯片價格不斷下探，李秉哲判斷，此時會有一些企業（如英特爾）退出DRAM芯片生產，所以頂著虧損也要擴大產能。
沒想到，1987年3月，美國政府以日本沒有執行協議為名，決定對日本進行3億美元的進口限制，國際市場DRAM價格回升，三星的256K DRAM芯片終於擺脫虧損。
從此三星在DRAM存儲芯片領域開始站穩腳跟，一直到1992年，三星與美國和日本幾乎同時開發出64M存儲芯片，三星終於追上了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從一開始，李秉哲就把三星的芯片攻堅戰視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早在正式進軍半導體產業前，李秉哲就在日本和美國建立了情報機構。他們不僅負責收集最新的技術動向，更為重要的目的是：秘密邀請日本和美國的技術人員來韓國擔當顧問。
1986年，三星邀請時任東芝半導體事業部部長的川西剛訪問三星，並給予最高規格的禮儀接待。隨後三星便要求回訪東芝的大分工廠，在那次參觀之後，三星不僅挖走了他們的生產部部長，還建了一個幾乎和大分工廠一模一樣的工廠。
1990年之後，日本經濟泡沫爆發，日本電子企業縮減了芯片研發的投入，並對研發部門進行裁員。
這些研究人員被三星悉數接收。數據顯示，當時三星的外籍顧問一共有77人，其中57人為日本籍顧問，三星為這些技術人員開出了三倍於他們在日本的工資，並且提供4室1廳的公寓，配備秘書、司機和廚師。
同時三星也給他們安排了有關技術轉移的任務，廣泛程度涉及日本製造商的研發體制，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和人力資源情報。
通過情報，三星得知東芝研究出了新型的閃存芯片，於是向東芝提出了聯合開發閃存芯片的提議，深陷經濟泡沫困境的東芝無奈答應了三星的提議。
結果就是，東芝研發的閃存技術成了三星的主場，三星輕鬆在DRAM和閃存領域佔據了世界第一，並保持至今。
三星對於芯片之所以能夠不計代價的投入，是因為韓國政府在背後不遺餘力的支持。
實際上，芯片事業在各個國家從無到有，都離不開國家的支持。
1958年至1976年，美國半導體產業研發支出的43%都源於政府的財政投入，彼時正處於冷戰時期，國防需求成了美國芯片市場發展的源動力，催化了美國集成電路產業的早期發展，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軍用市場仍然佔芯片市場份額的約40%。
日本芯片行業騰飛的起點，也源於其在1976-1979年實施的日本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
早在1975年，韓國政府公佈了扶持半導體產業的六年計劃，強調實現電子配件及半導體生產的本土化，而非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
而韓國政府對其最大的幫助是，放任他們在金融系統內吸納資金。
李秉哲曾經說過：我在銀行搭上一萬股股份，就可以調動它們十萬、二十萬的資金。
1981年5月，韓國實行了一般銀行民營化，陸續把15家一般銀行交給壟斷集團和大企業經營。三星集團一口氣購買了商業銀行、大邱銀行和長期信用銀行的股份。
80年代末，韓國大型壟斷企業的負債率平均在400%以上，高負債經營讓三星創造了奇蹟的同時，也帶來了反噬。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前30大財閥平均負債率達到521.5%，有些甚至高達將近4000%。1997年11月11日，當天韓國的外匯存底只有38.4億美元，兩週後需要償還的外債就達100 億美元，整個國家走到破產的邊緣。
一個月後，韓國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570億美元紓困方案，必須接受的條件包括：對外國投資者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外資持股比例的限制從50%提升至100%。
不少外國投資者乘機收購陷入困境的韓國大型企業，負債高達160億美元的三星電子面臨被惡意收購的危機，此後三星又經歷了多次被惡意收購風波，如今三星約有55%的股票份額為外資所持有，不過所幸李氏始終掌握著管理權。
饒是如此，三星始終沒有停止對芯片領域的研發和進軍，21世紀，手機和電腦風靡世界，三星的存儲芯片大放異彩，2018年，芯片在韓國總出口中佔比20%，三星與英特爾分庭抗禮，成為全球芯片產業的霸主。
李秉哲曾經說過，在他死之前，三星一定要進軍芯片事業。只可惜，1987年李秉哲因肺癌去世，就在存儲芯片成功盈利的前夜。
為了集合三星的全部力量攻堅開發週期長的基礎科學，最後一年，李秉哲從三星全集團抽調1.5億美元的資金和尖端人才，投入三星綜合技術研究院的建設。
那時他交出了手頭的全部工作，唯獨對研究院的建設、人力保證和運營方向一一過問。
李秉哲將他生命的最後時光全部傾注到三星綜合技術研究院上。
遺言裡，李秉哲留給他們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技術的支配者將支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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