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稍微回顧下歷史，就可以知道，古代的中國，長期以來都是極度開放和自信的。
尤其是唐朝，都城長安簡直就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城內各色人種均在，而在朝堂上，亦有各國人士擔任要職。
大唐的朝堂上，就有點像今天的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們膚色各異，其自身也是各種移民後裔。
但到了明清，中國開始閉關鎖國，直到晚清才被英國的堅船利炮打醒。
很顯然，中國文化曾經發生過重大的轉向。
那麼中國文化的這種由外向轉內向的過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是什麼原因，讓中國文化一步步失去了蓬勃發展的能量，變得“內向”，變得僵化不前？
01
中國文化走向內向，是發生從兩宋交替時期。
這裡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是皇帝，而是士大夫。
宋朝的天下，是趙匡胤黃袍加身竊取而來的，路子有點歪，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把全國的讀書人都拉上自己“賊船”——天下，我和大家分了，我讓渡皇權，而且不管你們幹什麼說什麼，我和我的子孫都不會殺你們。
這些讀書人當了官後，就成了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現象，他們既是官員又是學者，參與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們身上承載著中國文化的特殊氣質。
所以，宋朝統治階層的主體，其實是士大夫。
那麼在北宋還開放多元，還能積極進取的士大夫階層，怎麼到了南宋就變得保守、內斂、封閉、僵化了？
這得從一場著名的變法開始。
宋神宗時，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開始變法，希望通過制度改革增強國家力量，當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就激烈地反對他。
神宗去世以後，哲宗即位，司馬光重新執政，廢除了新法。
因為哲宗的第一個年號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稱為元祐黨人。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滅前夕，元祐黨人失勢，改革派重新執掌朝政。
除了黨爭，這些改革派，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候，都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開封的時候，一些士大夫表現得非常卑劣可恥。
這些人原本標榜忠誠和節操，居然主動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讓皇帝成了俘虜。
而之後新成立的南宋，大臣們也是一次次向金國求和，把靖康之難的奇恥大辱完全拋到腦後。
同僚們毫無節操，這都讓那些希望重振國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沖擊，他們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國家的強大不能只靠軍事力量，拯救社會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
所以，那些有責任感的士大夫，就開始認同北宋時道德保守主義者的看法，反對改革和變法。
他們認為，北宋滅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制度變革。
而宋朝的衰敗，確實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在這個“事實”面前，南宋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變法的官員一個個都噤若寒蟬，不敢出聲，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談，批評變法。
他們先是批評蔡京，後來，高宗皇帝直接越過蔡京，把矛頭指向王安石，說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實不知國家的危機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就已經開啟了。
有保守派官員甚至說，王安石的學術不滅，國家就永遠不會復興。
從此以後，所有士大夫都對“變法改革”這個詞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議都成了離經叛道的言論。
雖然南宋周圍有很多強敵，急需做出一些積極有為的改變，但是，改革的大門還是徹底關閉了。
保守主義者掌握了話語權，他們真誠地認為，制度上的變革不會帶來什麼好的結果，國家最需要的還是道德重建。
這符合傳統儒家的看法，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得有道德的時候，國家自然就會強盛起來。
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理學傳統，回到人的內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02
而在此時，宋高宗也開始了集權之路。
在宋代，士大夫集團的權力是可以和皇帝制衡的。
君主在名義上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隨意發佈政令、罷免官員，但是在具體操作中，皇帝很多時候又不得不受到以宰相為核心的整個官僚集團的制約。
南宋初期，因為軍事上一直節節敗退，主要負責朝政、制定軍事政策的宰相幾乎都束手無策，找不出什麼好辦法。
而此時，皇帝就成了唯一能掌控大局的人。
宋高宗為了改變北宋的權力結構，完成君主集權，他開始任用一個人——秦檜。
滿朝文武，都不喜歡秦檜，但他卻獨霸相權十幾年之久。
為什麼？
就是因為秦檜聽皇帝的，而不是聽士大夫集團的。
秦檜確實很會做奴才，他利用相權清除異己，他把朝中的反對派都驅逐出朝廷，還發起了一次“禁學”運動，進行思想控制。
他不僅改正史，還禁止私人寫的歷史作品傳播，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經過審查，通不過就要把書版毀掉。
秦檜還動不動就彈劾反對他的人，在皇權和相權的雙重高壓下，士大夫們再也不能像北宋那時暢所欲言。
北宋以來好不容易才形成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在高宗和秦檜的高壓政策之下，變得蕩然無存。
士大夫全都慢慢轉向內在，再也沒有以前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了。
03
一方面士大夫們反對改革，另一方面又被皇權打壓，留給士大夫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皇帝，把希望寄託在皇帝是個好皇帝身上。
在這種情形之下，保守的理學一步步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在北宋的時候還被看作是異端，到了南宋搖身一變，成了士大夫們追逐的正統思想。
這派的學者變得越來越保守，緊緊守護著前輩學者們開創的理論格局，努力維持著自己的正統地位，代表中國文化的士大夫們也就徹底地轉向了內在。
理學要成為正統，必須得到皇帝的認可，就像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樣。
而讓中國文化轉向內在的臨門一腳，其實就是皇帝踢的。
其實南宋剛建立的時候，政府並沒有承認理學的合法性。
不過，它在民間傳播得很好，很多士大夫也都信奉這樣的思想。
那麼，一直被當作偽學的理學，後來怎麼成了國家正統思想的呢？
原因其實是跟蒙古國的政治競爭有關。
1234年，新興起的蒙古國消滅了金國，成為南宋最主要的敵人。
在前一年，也就是1233年，蒙古人接納了耶律楚才的建議，宣稱自己是儒教帝國，還在北京重修了孔廟，試圖在文化上跟南宋爭奪政權的合法性。
南宋為了競爭，不得不重申自己在儒家上的合法地位，這時候，理學就成了有力的武器。
為了更進一步統一思想，增加人民對南宋國家正統的信心，1241年的時候，朝廷舉行了盛大的儀式，正式宣佈理學為國家的正統學說。
從此，作為國家的正統思想，所有科舉考試和教學體系都必須遵循理學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
自此，中國文化，徹徹底底地轉為內在，不管是民間百姓，還是廟堂士大夫，讀的是理學，尊的也是理學。
忽必烈滅南宋後，建立的元朝在文化上繼續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接受了理學。
於是，理學作為官方學說一直延續到清代。
理學成為正統，說明這場向內的轉變徹底完成了，而且一發不可回頭。
理學的基本特點，就是保守，不求革新，他們採取傳統主義的立場，雖然也強調個體對天理的體會和理解，但是更重要的還是嚴謹地信奉儒家傳統的經典。
經歷了北宋開創時期的開放和發展之後，後來的學者都信守老師的教誨和理論，所有新的發展都只是內部的理論完善，幾乎沒有實質性突破。
還有一點特別需要注意，那就是
從理學變成正統的那一刻開始，它就註定變得越來越僵化。因為，假如理學還能保持異端的身份，遠離朝堂，至少還能有批評和反思的空間。
但是，一旦他們成為了正統，他們又只能空談理論，拿不出什麼具體的辦法來解決具體的問題，結果就只能跟朝堂綁得越來越緊，淪為了穩定政權的工具。
我們來總結一下。
開放的中國，轉向內在，分別走了三步：
首先是南宋開始之際，全國上下都認為是王安石變法以及變法帶來的影響造成了北宋的覆滅，所以再也沒有人敢輕易提出改革的建議。
南宋初期的種種表現，又讓士大夫們覺得，制度改革不能帶來什麼好效果，國家的強大更需要道德的建設，於是改革的大門從此徹底關閉了。
其次，相比北宋，南宋皇權更加集中，即使是秦檜這樣控制朝政十幾年的權臣，也沒有獲得跟皇權制衡的能力，他必須更好地為皇帝服務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
權力不斷集中，讓政治氣氛愈發嚴酷，士大夫們都不敢發聲，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未來皇帝的道德教育上，所以更加保守思想的理學成為了士大夫們追捧的對象。
最後，為了跟蒙古競爭政權的合法性，南宋朝廷不得不接受了理學的正統地位，這讓政治和思想同時失去了創造的能力，變得更加僵化。
而元朝也繼承了這一正統，延續到清代。
南宋的轉向，其實是國家經歷了一次大失敗後，錯誤地選了一條不歸路。
而這條路，讓中國從此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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