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徽宗，我們都知道那是個有名的昏君，因為他只顧享樂，不理朝政，才發生了靖康之變，都城汴梁被金兵攻佔，北宋因此亡了國。但是宋徽宗的昏君形象，更多源於儒家對他的道德評價。古代中國的史書大多是儒家士大夫寫的，他們在寫作史書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評價，從中提煉經驗和教訓。宋徽宗在儒家那裡，很不幸地被歸入道德上的負面典型。《宋史》中對宋徽宗做了一個蓋棺定論的評價，說宋徽宗什麼事都做得好，就是不能做皇帝。正是受到這種負面評價的影響，小說《水滸傳》中也把宋徽宗描寫成一個被奸臣圍繞的昏君，這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對於宋徽宗的認識。宋徽宗究竟怎樣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這又怎樣影響了歷史對他的評價，具體說就是三個方面，這一期我們具體來說第二個方面：第二，宋徽宗對藝術和宗教的追求，為什麼也會得罪儒家士大夫？
掌握了話語權的儒家士大夫，真的是殺人不用刀，可以重塑一個人的歷史形象。不過，剛才說的這些本質上都是權力鬥爭，要說宋徽宗因為這些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還可以理解，接下來我再給你講另一個問題，宋徽宗這個人在藝術上很有造詣，同時他還是一個虔誠的道教信徒，這些都是他的個人追求，可就是這些個人追求，也引發了他與儒家士大夫的矛盾，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宋徽宗書法
你可能會問，是不是因為宋徽宗沉迷於這些愛好，耽誤了本職工作，所以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不滿？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關鍵的原因在於，宋徽宗的藝術和宗教追求背後，其實也隱藏著政治目的。你可能覺得奇怪，這些看上去不都是個人愛好嗎，怎麼也會有政治目的呢？舉個例子，宋徽宗非常熱愛園林藝術，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多非議。尤其是為了建園林而蒐羅的“花石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江南的方臘起義，起因就是花石綱讓當地農民不堪重負，只能起來造反。作者並沒有否認宋徽宗建園林造成的危害，但她還是指出，宋徽宗修建的園林背後也具有政治意義。
比如，他在京城汴梁建造了著名的“艮嶽”。之所以叫艮嶽，是因為“艮”是八卦中的一卦，代表東北方，而艮嶽正是位於汴梁城的東北。宋徽宗建造艮嶽，除了個人享樂，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宣揚道教。艮嶽建成以後，宋徽宗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主要是說艮嶽如同人間仙境，代表了天人合一。這背後其實反映了宋徽宗對於道教的推崇。他為什麼這麼信奉道教呢？除了個人因素以外，他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北宋儒學的一股重要思潮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約。宋徽宗就想跳出儒家的框架，自封道教的教主，從而獲得更高的權威。
艮嶽
宋徽宗崇信道教，試圖擺脫儒家的制約，這當然會與儒家士大夫產生衝突。更嚴重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標也和儒家有所不同，這進一步影響了後世儒家對他的評價。宋徽宗追求的是宏大的盛世氣象，他認為藝術成就也是盛世的一部分，是一種政治事業，所以，他認為國家應該扶持藝術的發展。
宋徽宗書畫
在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學校教育裡面增加“畫學”這個科目，專門培養畫家。他還在京城汴梁舉行繪畫考試，考中了就可以錄入翰林圖畫院，成為官員。如果把他的這種做法放到人類歷史當中去看，我們可以看到背後更大的意義。在歐洲中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著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他們也曾對藝術進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藝術家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都受到過這個家族的贊助。美第奇家族還把一座郊區別墅改造為培養年輕藝術家的學校，米開朗基羅就是在這所學校度過了他的早期藝術生涯。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美第奇家族是文藝復興的孵化器。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國的藝術也確實在宋代達到了高峰，一些學者甚至把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文藝復興是藝術上的革新，也是政治上的革新，這就是藝術和政治相關性的一個典型案例。宋徽宗不僅屬於北宋王朝，更屬於整個中國文化。但儒家並不能理解這些，儒家認為皇帝應該控制自己的個人愛好，把更多精力放在國事上面。這是由於儒家將節儉視為美德，農業經濟比較脆弱，平時節儉一點，有利於防範風險，皇帝更應該帶頭節儉，搞藝術太花錢了，在儒家看來容易敗壞風氣。宋徽宗對於藝術的追求，在儒家看來是不可理喻的，這也影響了後世對於宋徽宗的評價。作者能夠發現宋徽宗藝術追求背後的政治內涵，恰恰是因為她擺脫了儒家道德化史觀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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