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加] 珍妮弗·韋爾什著，魯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284頁，52.00元
“沉痾遍地，病魔肆虐，財富聚集，眾生危亡。” 這是奧利弗·哥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荒村》中的句子，託尼·朱特以此作為他的文集《沉痾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的題記，滲透著這位二十世紀傑出的歷史學家對當今世界現實狀況的憂患意識，放在今天顯得尤為沉痛和貼切。朱特在“前言”中談到他和兩個兒子的“餐桌對話”——這是“父與子”語境中的思想與學術的前沿交流，“使我第一次完全瞭解到今天的年輕人多麼關注我們留給他們的世界——而我們又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辦法來改進這個世界。”在今天，對“沉痾遍地”的認識和走出困境的思考無疑是這種對話的重要主題，新出版的加拿大學者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的《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原書名The Return of History: Conflict, Migration, and Geopolitics In theTwenty-first Century,2016；魯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2月）從二十世紀曆史與國際局勢變化的角度提供了一個值得討論的文本。雖然它還說不上是一部多麼深刻和睿智的國際政治分析文獻，但是它梳理的問題很清晰、很集中，在宏觀與微觀敘事的結合中提出了很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珍妮弗·韋爾什的這部書從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的終結”切入，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指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並非福山所預言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曾經以為過去了的戰爭悲劇、難民人道主義災難、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激烈衝突、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作者力圖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由民主的歷史，思考自由民主是否是歷史的必然產物以及我們應如何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等問題。該書的論述方式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歷史敘事與理論思考的結合，二是宏大敘事與現實觀察。該書扉頁上的警言是“歷史不斷重複，因為從一開始就沒人吸取教訓”，這讓我想起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曾經說過，“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瞭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經濟分析中的許多根本性錯誤都是源於歷史知識的缺乏。（約瑟夫·熊彼得《經濟分析史》第一卷，29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移用於此，可以說歷史讓我們思考過去是如何與現在聯繫在一起的；以及不吸取歷史教訓我們會犯什麼根本性錯誤。作為宏大敘事，當然是由福山的理論引起的。作者正確指出，福山論文的核心是歷史進步論，是基於他對黑格爾著作的理解。黑格爾認為歷史的進步是通過觀念衝突和技術變遷引發推動的新紀元導致的；福山的觀點是，歷史（至少是歷史學家們記載的鬥爭史）將終結，或者至少達到鬥爭的頂點。（第8頁）不應忽視具有真實意義的宏大敘事。亞歷山大·科耶夫於1930年代在巴黎高等實驗學院開講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時候，即宣稱對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把握，全“取決於今天的我們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詮釋黑格爾的文本。”科耶夫自詡絕對精神的化身，以實現全球化的“普遍均質國家”為己任，自視為終結歷史的“智者”，雖然當時他只是法國政府的一個公務員。福山繼承了從黑格爾到科耶夫的歷史與普遍性國家理論，混合著面對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而產生的樂觀精神。作者也提醒我們，福山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勝利主義者的論調，有時還帶著憂鬱和悲傷，因為過去的奮鬥塑造了歷史，並在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氣和理想主義，最終被笨拙的官僚主義和更為複雜的消費主義形式所取代。（35頁）
所謂“歷史的迴歸”指的是“冷戰結束二十五年之後，我們正在經歷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負面趨勢，似乎是在通往後歷史世界的道路上發生了偏移，變得更像是歷史的迴歸。”（25頁）既然是“負面”、“偏移”，這樣的“迴歸”當然就是歷史的倒退。該書共五章。第一章“歷史的迴歸”主要論述自由民主體制遭遇的挑戰與危機，“過去的10年中，如果以選舉的真實性、言論自由以及媒體自由的程度來評估，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以及質量都在經歷持續的下降。……民主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形式，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到達了近25年以來的高點。專制政權公開嘲笑民主的價值，並認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體現。……現在出現的不僅僅是腐敗和濫用職權，而是通過先進審查技術——感謝科技的發展——實施的政府壓迫，以及通過法律擠壓反對派或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26頁）第二章《野蠻的迴歸》分析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勢力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如何無視現有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律原則，並將普通平民的生命置於越來越危險的境地；第三章《大逃亡的迴歸》分析當前史無前例的難民危機的本質，以及展示新的牆是如何在歐洲大陸內外建立起來的；第四章《冷戰的迴歸》討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地緣政治的迴歸，以及他獨特的“主權民主”是如何通過復甦冷戰的方式挑戰西方；第五章《不平等的迴歸》討論歷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迴歸，指出經濟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對於公正價值的打擊均是對持續穩定和繁榮最為嚴峻的威脅。（34-35頁）作者指出貫穿該書三個主題是：一，如果歷史正在迴歸，必然帶著當前的特色，不會完全地重複自己。對於我們來說，這一點已經非常容易理解；二，關於“當前如何使用歷史”。作者提到當前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聖戰”分子都有著懷舊氣氛，想重繪中東地區的地圖和重建過去的帝國。而在另一方面，“儘管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礎出現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堅持認為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潛在的候選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極權主義——的信用都已破產。”（38頁）；三，“歷史的迴歸應當提醒我們，我們現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並不是應得的——同樣需要犧牲、妥協和領導力，作為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維護這一制度，並促進其發展。”（39頁）這三個主題的確概括了歷史、野蠻、大逃亡、冷戰和不平等這五種“迴歸”的實質性問題。
其實，對於“歷史的迴歸”的憂慮與警惕在早在上世紀末已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議題。威廉·烏斯懷特和拉里·雷的《大轉型的社會理論》（呂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關注的是“20世紀90年代之前與之後的經歷，如何改變了我們關於社會理論的思考？概括來說，這些議題包括社會階級、社會團結、社會變遷和融和、現代性、全球化、市民社會和國家、記憶和認同。”（導言）作者指出在經歷了九十年代初的轉型之後，對市民社會在東歐的重建無法使人抱有過於樂觀的期待，由此而提出了“轉型衰退”的問題。（183-184頁）轉型衰退是轉型前的社會集權所留下的後遺症：“集權通過消滅公共生活中的磋商、破壞對一切事物的尊重（官員地位除外）而削弱了合作規範，進而他們自身也成了不可信的人(Misztal，1996，p.197)。與此同時，特權階層演變為新主人、企業家和政治精英的重生過程，再生產出了轉型背景下原先的社會網絡和實踐。這導致形成‘沙漏社會’(Ross，1995)。”（185頁）所謂的“轉型衰退”，正是與“歷史的迴歸”有相同的指向。在“結語”中，兩位作者認為“轉軌國家在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應該汲取兩個教訓：其一，市場由各種複雜的制度結構組成，市場需要嵌入既是支持性又是限制性因素的文化規範中；其二，僅僅是民主化，並不足以以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實際上，公眾對私有化的反抗及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或許在民主體制下能夠得到更好的表達）。”（230頁）作者最後說，九十年代以來的轉型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就是社會決定論與人類自由的相互關係越來越複雜和深不可測。（231頁）在這裡如果把“社會決定論”改為“歷史終結論”，可能就更接近“歷史的迴歸”這個論題。
對於民主制度遭受實質性破壞的憂慮，在最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中更顯突出。著名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撰文，題目是“美國式民主可能正在消亡”（American Democracy May Be Dying），他從最近的一件事情切入這個話題：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領導人星期二給公民一個選擇：要麼放棄投票，要麼冒著損害自己和鄰居健康的風險去投票。什麼意思？威斯康辛州選民大部分支持民主黨，但是疫情期間威斯康辛州和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受到禁足令限制，城市地區的絕大多數投票站都關閉了，共和黨議員卻堅持——並且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共和黨大法官們的支持——如常進行選舉。克魯格曼說，“共和黨赤裸裸地利用流行病，剝奪可能投反對票者的選舉權。”且不論這事情是否真的如他所言，重要的是他討論的這個問題本身：利用疫情破壞民主制度。他在文章中還談到匈牙利維克托·歐爾班在發生疫情之前看起來似乎止步於軟性威權主義，雖然壓制和懲罰反對派，卻也沒有真的把批評意見判為非法；但現在卻以冠狀病毒為藉口通過法令進行統治的權力，放棄了立憲政府的偽裝。因此他說：“剛剛發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事情比疾病或經濟蕭條更讓我害怕。因為這表明我們的兩個主要政黨之一根本不相信民主。專制統治可能就在眼前”；他認為“疫情最終將結束；經濟最終將復甦。但民主一旦失去，就再也不會回來。而且，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離失去民主比想象中的還要更近。”
對此，韋爾什在她的《歷史的迴歸》中認為，“過去五年發生的這些現象，不僅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所發生的特定案例。事實上，這些現象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同時也給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提出了困難但很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提醒我們，重新回到過去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經歷的艱苦奮鬥，以及做出這些決定和妥協——不管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以保證能夠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見、限制戰爭、權力服務於集體利益而非某些狹隘的目標。”（34頁）第一章的結語更像是“歷史的迴歸”向西方世界敲響的警鐘：“在相對短暫的歷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克服了很多危機。但是由於西方社會的統治者以及被統治者的自鳴得意，這一應對危機的能力也已經被麻痺。我們在過去的相對成功導致了盲點的出現，並有可能在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將我們帶入更大的政治及經濟混亂之中。歷史回來了，回來復仇。”（42頁）
第四章“冷戰的迴歸”在我看來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對普京的觀察和分析有很重要的意義。
早在 1946年，喬治·凱南在著名的“長電報”中詳細闡述了蘇聯的世界觀和外交政策野心，他認為莫斯科之所以最害怕被資本主義的西方包圍，不僅是因為會對蘇聯安全構成威脅，更因為會暴露出蘇聯制度的薄弱之處，因此斯大林需要一個敵對的外部環境來印證國內高壓統治的合法性，並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擴大自身在歐洲及之外地區的影響力。對於今天的普京政府，韋爾什認為很多人看來所推行的政治議程正在使俄羅斯更頻繁走上與西方對抗的道路。（181頁）但是她也明確指出今天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主義”或單一制度之間的鬥爭。“事實上，今天的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資本主義，其經濟制度也與冷戰時的管理型和中央計劃型的經濟制度相差甚遠。……相反，這個時代更是充滿了價值觀的衝突。”（201頁）普京政府的“主權民主”的概念有兩個維度，一是內向的，旨在使統一俄羅斯黨的統治和政治議程合法化，選舉不是用來傳遞分歧和利益衝突，而是明確界定權力的輪廓；二是外向的，是反對外國干涉和國內自決自由的強烈主張。（224頁）為此，西方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就如喬治·凱南的“長電報”得出的結論，應對蘇聯擴張的最好方式不是軍事對抗，而是在國內建設有活力而團結的社會。韋爾什說，凱南在今天會對現在的美國以及整個西方的民主政治現狀感到震驚，美國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之間的爭鬥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粹主義政治紅得發紫；最令人擔憂的是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殺死了數百萬美國公民的美國夢，並剝奪了年輕一代發揮其真正潛力的能力。（238頁）
最後還是回到託尼·朱特吧，他以歷史學家的目光提醒我們，許多我們已經熟習的發展指標與生活方式其實只是某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產物，如對物質生活的迷戀、對經濟增長的依賴等等；而且，沒有什麼歷史是註定一定會這樣發生的。他敏銳地提出了他認為是最根本的政治性問題：在沉痾遍地的時候，重新思考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和政府。對於我們來說，首先的問題則是：當沉痾遍地的時候，選擇本身如何可能？但這是一個悖論：沒有轉型，不可能有選擇；但真正的轉型又只能是選擇的結果。應該說，從朱特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沉痾”到“歷史的迴歸”以及面對轉型為威權主義國家的可能性，重塑或建立真正的公共對話是解決“選擇如何可能”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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