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好莱坞影视巨星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1925-1985）去世的那天，艾滋病方才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
这已经是1985年10月2日，距离美国疾控中心报告美国出现艾滋病病例已有4年多。而这种在当时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快速扩散的新疾病，引起医务人员警惕的时间，则还要提前到1980年。整整五年。
2020年的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美国在2020年的3月末起，开始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主战场。在美国，在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一些坦诚而有羞耻心的人不禁追问，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没有能够抓住中国抗疫创造出的时间，有效借鉴中国的经验？
艾滋病的故事证明，在应对新型疫病挑战的问题上，哪怕是时间再多些，美国以及美国式的疾病控制体系也仍然缺乏及时响应的可能。从艾滋病在美国出现规模化的传播，到真正意义上引起美国政府、大众的重视，整整五年时间，也因为贻误时机，艾滋病迄今已经造成3200多万人死亡，平均每年死亡人数高达80多万。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引进了美国《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希尔茨在1987年出版的《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书。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兰迪·希尔茨本人在写书期间就接受了艾滋病检测，但为了保持叙述的客观，所以刻意不去查看结果，直到交稿才得知，自己的检测呈阳性。兰迪·希尔茨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的中文版达53.1万字，700多页。这是一本相当细密深入的纪实作品，书作者以时间为脉络，叙述了艾滋病从被发现、定性到快速扩散的过程。兰迪·希尔茨深入挖掘了美国政府、国会、卫生部门、疾控中心、血液中心、同性恋团体、医疗机构、媒体等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点上对艾滋病的认知和反应，以时间顺序进行了梳理，并加入了多位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患者的事例。
兰迪·希尔茨写作这本书，相当克制。因为无论是讨论艾滋病，抑或是其他新型疾病的防控，对于官僚机构、专家机构履行责任是否及时、得当，应当以事实为据，而非先入为主的结论或是来源不明的传言。
重新回到一个问题的讨论，这也是兰迪·希尔茨通过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医学科技冠绝全球，疾病控制体系的响应能力又被认为世界最强，还有几乎无孔不入，专盯着官僚机构、专家机构不放的媒体行业，美国还是没能及时控制住艾滋病的致命传播呢？
艾滋病，某种程度上跟新冠肺炎很像，都是全新病症，最开始，无论是医疗人员还是科学家，都对其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病症发展感到大惑不解。《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这本书就美国科学家，包括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在应对艾滋病疫情时的表现给出的判断，相信会让中国读者、网友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艾滋病，跟新冠肺炎相似的另一点是，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抹黑、甩锅他人，而掩盖自身责任的新病症。新冠肺炎已经成为美国政客操控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工具。而艾滋病最初爆发，多见于同性恋人群，但在与同性恋无关的其他人群中也有传播。日后，人们将意识到，艾滋病的传播不仅仅限于同性之间的性传播，还包括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以及异性之间的性传播——当然，有别于新冠肺炎爆发后，美国政客指名道姓发起的有关攻击，艾滋病疫情爆发时，如果直接发起这方面的攻击，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的政客、媒体、大众曾将艾滋病看成是只有同性恋才会得的疾病。正因为这样，在防控艾滋病问题上，在当时的美国，谁如果姿态更主动一点，很可能就被他人看成是同性恋，或者赞同同性恋人士的所有生活方式。
艾滋病起源于西非，在美国掀起了致命传播。我们前面提到了，这并不应当引发相关的社会歧视，但不容否认的是，疫情在美国的快速扩散，确实与20世纪60年代末-80年代初相当兴盛的、不加防护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直接相关。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性领域的自由甚至是放纵，很多人将这方面的自由定义为所有自由的基础。而这方面的自由，又被扭曲为拒绝防护、与婚姻或长期同居关系无关、旨在快速满足个人欲望的、快餐消费式的同性性行为自由（概括起来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美国同性恋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民权运动的重要力量，具有很强的组织性，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大众事实上对之抱以歧视，但在公开场合，鲜有直接挑战者。出于对美国同性恋组织活动能力的畏惧，美国的疾控、卫生、血液等方面的机构应对疫情的行动显著放慢，而媒体干脆不理会与之相关的许多事件。“大众传媒不愿报道同性恋的事，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人物。”
而在另一方面，正如《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书所介绍的那样，美国同性恋组织的领导者在意识到艾滋病的存在、传播路径和危害后，居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拿这种新型疾病作为筹码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
再来看新冠肺炎与艾滋病的两个相同点。与2020年初的反应相似，美国的公共卫生当局，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应对艾滋病疫情上，行动迟缓。当然，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如果要对某种疾病造成疫情采取更高等级的措施，需要确凿无疑的、有明确科学依据支撑的依据，否则粗率为之，该部门将无法承担这方面的政治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疾控体系往往能够很好的应对已知传染病（无论是鼠疫还是埃博拉），却在应对新型疾病方面表现出乏力。另一个相同点是，艾滋病疫情来袭时，美国迎来了宣称要大幅减税、减少政府支出的总统里根，他长期无视科学家的呼吁而拒绝为艾滋病的科学研究拨付足够的经费；众所周知，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不仅也通过减税来取悦选民，而且也大力削减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设立的许多支出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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