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有意裁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主觀努力與客觀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玄奘西行求法，求法是目的，西行只不過是手段。他所求得的法主要是唯識學，回國弘揚的主要也是唯識學，傳授因明學以及翻譯佛經主要都是為弘揚唯識學服務的。這是他一生主要的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說，西行的遊記只不過是副產品而已。但是，實際上，他最大的貢獻、最有影響的卻正是這個副產品。
正是這部遊記使他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因為這部書是全世界研究中世紀印度歷史唯一的最詳盡最權威的名著。先從我國來說。我國與印度民間早有交往。《史記.大宛列傳》載，博望侯張騫出使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見到“邱竹杖蜀布”（四川邛都所產竹杖及四川所產土蘆布），問起來知道是從身毒買來的，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裡，民俗與大夏相同，地方卑溼暑熱，人民乘大象而戰，國靠大河，張賽估計離蜀不遠。看來，這時對印度只有間接的模糊的瞭解。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中印僧人抱著一腔宗教熱誠，冒死涉險，開始互相往來，所以，在《後漢書·西域傳》中，對印度的風俗、物產、政情已有簡單但比較明確的記載。兩晉南北朝之際，西行求法的僧人增多，寫下游記的有法顯（《佛國記》、釋道安（《西域志》）、支僧載（《外國事》）、智猛（《遊行外國傳》、釋縣景（《外國傳》、竺法維（《佛國記》）、釋法盛（《歷國傳》）、竺枝（《扶南記》）、惠生（《惠生行記》等，對印度的瞭解大大增加。
可惜留存的僅有法顯的《佛國記》，其餘的都佚失了。法顯《佛國記》是一部傑出的旅遊著作，是古代有關於中亞、印度、南海的地理、風俗、歷史的第一部最原始、最完整的記錄，為人們瞭解當時中亞、印度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但所記載的不過30多個國家，總計只有9500餘言，與長達12卷，記載國家多達138外、內容豐富多彩的《記》相比，猶如小巫之見大巫。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記》都是關於印度遊記的最高水平。
再從國際上來說。古代印度本身沒有歷史著作。希臘、羅馬有一些關於古代印度的記載，如公元前5世紀號稱“歷史之父”的希臘希羅多德的敘述，但依據的是來自波斯人的傳聞，多不可靠。公元1~2世紀的阿里安著《亞歷山大遠征記》、無名氏所著《亞歷山大大帝的歷程》，其中有一些關於印度的記載。公元4世紀的麥伽塞因斯在孔雀王朝當過大使，著《印度記》，已佚失，一鱗半爪地散見於其他書中。這些著作留存下來的雖然都很珍貴，但比較簡略，不能幫助人們全面瞭解古代印度。
可見，從印度本身到中國以至整個國際上，《記》是唯一的關於古代印度最詳盡最可靠的著作，不僅大大超過了前人，以後的著作也無法取代。近百年來，《記》的法、英、日、德、俄譯本紛紛出現，成為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最重要的依據，幾乎沒有一本講印度古代問題的著作不引用《記》的，以至玄奘這個人物在印度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使玄奘獲得世界性聲譽、並使玄奘在印度家喻戶曉的主要是他的《大唐西域記》，使玄奘在中國婦編皆知的主要是吳承恩的《西遊記》，總之與他西行遊歷有關。這不是偶然的。他畢生弘揚唯識學，傳授因明，致力翻譯，創造性都不大，而且影響只限於佛教界中。西行求法則不然。西行求法本身便是可歌可泣、艱苦卓絕的事業，留下的《大唐西域記》是一部創造性的鉅著，其內容又適合於中國、印度以至整個世界的廣泛需要，所以，他才能聲播海內，名傳千古。當然，這恐怕是玄類始所不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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