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critics of Marxism）
在19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中，就開始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系統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評論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納的《國民經濟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論性的學說，第一部分：基礎》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對此已作了回答。但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討是1894年《資本論》第3卷出版後展開的；著名的有威爾納·桑巴特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批判》的長篇評議（1894年）和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年）。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的批評家們把這一學說的邏輯連貫性作為自己的評判標準。龐巴維克是那些企圖破壞這一學說、迎合新古典經濟學的人的代表，而馬克思主義者（如希法亭）則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對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則代表了這樣一些批判者，他們的批判雖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圖卻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對新古典學派經濟學批判）運用於評價馬克思的邏輯，但結果卻為拋棄馬克思理論的整個結構提供了論據。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馬克思關於價值、利潤來源以及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各種理論；這些都是精心挑出來的靶子，因為它們都是馬克思經濟學說整個體系的核心。
馬克思關於價值並把它與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聯繫起來的概念，常常招致這樣的批判：即認為把勞動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換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斷的。人們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對“轉化問題”進行攻擊，並把這個問題解釋為馬克思宣稱能夠揭示價值與生產價格（及剩餘價值與利潤）之間的關係。批判者們認為，生產價格是一個可以觀察得到的範疇，而價值論在解釋經驗現象時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或必然）形成這種價格。波特基維茲論證說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決辦法是不完全的，而他和後來的作家則提出了替代的解決辦法。斯蒂德曼認為薩繆爾遜關於價值是通向生產價值的道路上的“無謂的迂迴”的說法（1971年）是對的，因為在斯拉法的體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維茲的體系）中，價值和價格都分別直接源於實際的投入材料。這一觀點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
《資本論》中的價值概念能使馬克思把剩餘價值當作利潤的基礎來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證明說，在他本人的體系中實際剩餘價值並不是實際利潤的必要條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資本和聯合生產的話）；根據森島的說法，則需要有一種不同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如果剩餘價值不是利潤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條件），那對利潤的解釋就必然會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龐巴維克針對馬克思的說法而斷言：利潤來自於生產資料的生產能力和資本家對於時機的選擇；利潤是對等待的一種報酬。這種理論依然是以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為核心的。而熊彼得則放棄了價值論，把源源不斷的利潤與創新及企業家的能力等同起來，同時批評馬克思忽視了企業家在資本主義中的恰當作用。
除有關利潤來源的理論外，支配利潤運動的規律（對馬克思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規律”），也引起了爭論，即認為據以推論出利潤率趨於下降規律所運用的邏輯是錯誤的。一般說來，許多作家都特別提到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經驗預見（依據價值或生產價格來計算），某些作家還由此認為馬克思的規律沒有實質內容。置鹽提出了一個更為尖銳的、顯然是反駁馬克思關於技術進步作用設想的批判，這一批判力圖證明如果不是實際工資上升的話，資本家對新技術的選擇決不可能導致利潤的下降，而希梅爾韋特和斯蒂德曼則把上述企圖納入斯拉法的體系。
雖然這些批評涉及到馬克思論證中邏輯上的失誤，但一般說來，只有運用不借助於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論結構（比如斯拉法的結構）才能揭示這種失誤。然而，批評者凱恩斯就不肯承認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他曾指望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得到“解開經濟之謎的線索”，但他卻寫道：“我所能發現的只不過是過時的爭論精神”。實際上，馬克思在抨擊薩伊定律和貨幣數量論時，已為凱恩斯埋下了伏筆，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態度的左翼凱恩斯主義者卻拋棄了馬克思命題的理論基礎。比如，瓊·羅賓遜就認為“他依據價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價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她還拋棄了馬克思有關剝削和剩餘價值的概念。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學派的和斯拉法主義的批評者們的批判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論不是多餘的就是錯誤的。
在社會學方面，這一現代學科的兩位奠基之父——麥克斯·維貝爾和埃米爾·杜爾凱姆——所闡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這在維貝爾的著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他不僅選擇十分近似於馬克思論述過的那些問題來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社會各階級和勞工運動的意義，現代國家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明確地（雖然很簡單）批判了“唯物史觀”。根據卡爾·勒維特的說法，可以認為馬克思和維貝爾主要關心的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類命運問題，不過一個是從“異化”角度來解釋，另一個則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解釋；他們各自的社會科學概念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實際社會區分是一致的。維貝爾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總的批判，是認為以一種特定的價值傾向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構成歷史的一種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樣是可能存在的；他通過揭示宗教觀念（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來具體說明這一點；但是他也堅定地表示，他並不打算用同樣片面的“唯靈論的解釋”去取代片面的“經濟的解釋”。在其詳盡的探討中，維貝爾通過強調地位集團的作用而沖淡了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衝突是最重要的觀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從而使他的政權觀接近於傑出人物論思想家的觀點，雖然他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作用。維貝爾還特別重視官僚主義的病態現象，並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部分批判置於這樣一個論點基礎之上，即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不如說是導致“官僚專政”。
杜爾凱姆雖然沒有以同樣的程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不象在德國那樣發達），但他在《社會學年鑑》和其它地方評論馬克思主義著作時，在其探討“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時，以及在其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1928年）時，卻不得不屢次面對馬克思的社會學說，儘管在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系統的考察之前他已放棄了上述論題。他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是以參與其中的那些人的觀念，而是以意識不理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去解釋社會生活的，但卻認為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過分重視經濟因素和階級鬥爭。比如，他論證說（1893、1897年）階級衝突是一種次要現象，是由於對歐洲業已存在的新型工業社會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導致的。杜爾凱姆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反對把國家看作是整個社會的“智慧”和道德的執行者（1950年）。
在這一期間，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由愛德華·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1899年）。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認為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產階級的發展，階級的兩極分化並沒有發生。而此後這一論點在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倫納的“服務階級”的概念，普蘭查斯的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和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佔有突出的位置。近年來，關於階級問題的爭論，已導致“新工人階級”或新的階級結論的概念，和導致對諸如少數民族運動或婦女運動以及階級衝突關係的研究。它還導致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新的階級問題的研究。
在卡爾·曼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後來從社會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圖用一種較一般的認識社會學取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他的批評和修正有三個主要特徵：（1）反對意識與經濟利益有直接聯繫，而認為在“思想方式”和與經濟利益間接有關的一系列態度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係；（2）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階級的意識形態，認為一切社會思想都具有“相對”性，而不能自稱體現了科學的“真理”；（3）認為除階級以外的其它社會集團（如以代劃分的集團）對意識也有重大影響。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社會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來自兩位大的社會學家。在觀點上深受維貝爾影響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認“經濟解釋”的主張是歷史科學，強調使政治從經濟中獨立出來，並在一項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薩特（他本人在許多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C.賴特·米爾斯，也受到了維貝爾的影響，他雖然很少批評整個馬克思主義，但對把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並喜歡用“權力精英”而不喜歡用“統治階級”的術語（他認為統治階級是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相一致為其前提條件的）。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進行的大部分批評，實際上集中於國家和政治問題。許多批評家從“民主多元論”出發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實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國家和把國家變成自己“工具”的“統治階級”。總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質及這種制度能夠做到的政治競爭和選舉競爭，制約著國家，使其不能長期執行偏袒任何特定階級或集團的政策。一些批評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還論證說“國家相對自主”的概念並不完全適用；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處於國際環境之中並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國家，除社會中的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之處，還有自身的利益。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和重新評價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問題，但這一問題也要追溯到維貝爾那裡。哈貝馬斯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中論證說，早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必須不僅依據社會勞動和物質生產而且要依據家庭組織和行為準則來表述，而且這兩方面都主要取決於語言，這種批判是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證論”所進行的總的批判是一致的。波佩爾和阿爾都塞則從相反的角度，依據所謂的歷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提出了更徹底的批評。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卻堅決捍衛強調生產力發展具有決定影響的“老式歷史唯物主義”。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還有一些更為細緻的問題有待探討，特別是關於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和各個階級在過渡中的作用的問題。
把現代研究源源不斷地揭示出來的複雜的實際現象同廣泛構想出來的總公式協調起來，在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使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這樣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有傾向性地選擇適合於自己圖式的證據。比如指責他們在研究一直是他們探索領域之一的歐洲革命時就不適當地突出了階級鬥爭。人們常常提出階級鬥爭是否真的貫穿於整個歷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確定歷史中的“各個階級”等問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張，正像海爾布倫納所說的，一直被認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論，它的未加闡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產方式”一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過精確的闡述”。馬克思主義者雖已討論過它的許多難解之處，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諸如經濟基礎如何與觀念、宗教、法律相聯繫等問題，而他們發現自己在這些問題上觀點還不是一致的。正像人們責備馬克思本人一樣，人們也責備他們在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上的看法“時嚴時松”。一位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過範圍廣泛的不同意見的中世紀研究學者認為，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可以發生顯著的變化，而生產製度卻不一定發生相應的變更。查理曼大帝時的歐洲與巴巴羅薩時歐洲之間的區別，比經濟方式的任何潛在的連續性要重要得多。
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讓位於另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的過程或步驟，同樣難以設計得那麼令人信服，在早期時代尤其如此。許多批評家把馬克思的歷史變革理論看作是以技術變革為起因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否認這一點，雖然正像岡迪所說的，也許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有時“由於疏忽而滑向技術決定論”。但不能說，他們已提出了一種把充分的精確性與充分的概括性相結合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觀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問題的。盧貝爾曾談到馬克思本人思想中關於經濟決定論與創造性的人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不能解決的矛盾”。馬克思的後繼者們多半繞過歷史中的倫理因素。而所有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今又同歷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個或類似的“規律”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於西歐的經驗這一事實，已越來越為人們所承認。西方的作家把它運用於其他地區（如印度等國家）迄今已在許多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中間，引起了很多批評。
近年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批判性的研究，無疑當推列澤克·科拉科夫斯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為“解釋過去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性，並論證：馬克思的精神遺產基本上已被現代社會科學所吸收，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解釋體系或方法已“名存實亡”，而把它當作一種有效的政治學說來吸收，則只是“一種粗劣模仿和偽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許多領域中的獨特的解釋力量（儘管還有某些未解決的問題）及其不是導致一種宗教而是為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一套合理規範的能力，在許多思想家看來，才使馬克思主義對其它思想方法構成了永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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