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是我初三和中师三年的邻班同学，原来接触并不多，彼此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点头之交而已。师范毕业后，我俩一起被分配在一所中学任教，两个人的关系才一下子亲密起来。那一年，我俩都是刚满18岁。
强长得很敦实，四方脸，络腮胡，三七分的分头，浓眉大眼，虽是中等个头，但很有男人味道。
强歌唱得不错，校长安排他教音乐和体育。这个差事不错，又唱又跳又受学生欢迎，还没有学期末可恶的成绩排名，教副课的又不用担任班主任，强毕业后的日子过得很是自在。
我就要忙碌许多。年轻实在的我，被那个矮矮胖胖但很有心机的校长，诱惑着担任了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和两个班级的语文课，天天哑着嗓子披着一身粉笔末下班，整天累的像个皮孙子。
在我忙碌着和那帮半大孩子斗智斗勇无暇他顾的时候，悠闲的强却出现了问题：他和校长吵架了！事情的起因源于校长的一项改革。
八十年代的“改革”一词是相当时髦的，各行各业都在搞改革，我们这所乡村中学也不能例外。
那位矮胖白净的校长为了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别出心裁的提出了一个教师分等，按照每个教师的工作量和教学成绩把教师分成一、二、三等。按照校长提出的考核办法，像强这种教副课的，毫无意外是要被列入三等教师的。
强愤愤不平：“我刚参加工作还没怎么滴，就注定要当三等？我只听说过三等残废的，还没听说过三等教师，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正是愤青年龄的强和校长大吵一架，但无济于事，教师分等的考核办法还是如期下发，强和校长的关系自此变得不尴不尬。
我除了陪消沉的强在晚上喝点闷酒，说几句无关疼痒的安慰话，也做不了什么。不过，强很快就振奋了起来。
强谈恋爱了，是初恋啊！
学校里有一个叫琴的女代课老师看上了强，软磨硬泡之后，终于和强好上了。
我们都不看好这段恋情，代课教师就是临时工，随时可能被辞退。强好不容易考上师范跳出农门吃上“皇粮”，难道会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媳妇？
那个琴的动机也不纯，与其说她是看上了强这个人，不如说是看上了公办老师这个身份。
强并没有想这么多，喜滋滋地沉浸在初恋的甜蜜里，连络腮胡子都刮了，整日眉飞色舞，教学生唱歌的声音也高亢了许多。我们也乐于天天看着这一对小恋人在校园里或拉着手、或挎着胳膊地撒狗粮、秀恩爱。
校长的批评不期而至，在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了这对恋人，“在校园里大庭广众之下勾肩搭背，让学生看见了，成何体统？”
那时的强年轻气盛，脾气确实暴躁，当场就和校长拍了桌子，两人的关系愈加恶化。
和在众人面前“一怒拔剑”的冲动形象不同，私下里的强是非常苦闷的。
试想，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谁不想干好工作，谁不想和领导同事处好关系？好在那位琴老师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强的身边，也让强得到了些许慰藉。
一个学期还没过去，同事中就传来了强要调走的消息。强的父亲是一个大渔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县里还是有一些能量的，我也在强那里证实了这个消息。
“真的非走不可吗？”我有些恋恋不舍，毕竟在这个学校里就我们两个是同学。琴更是不舍，两人才谈了三个月的恋爱，正热乎着呢。
强的态度倒是干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和胖子关系僵到这个样子，还怎么在这混！”他又转头拍拍琴的肩膀，“你也别哭了，我不管走到哪，还能扔下你不成？”
强还真的不得不在这所学校继续混。那位校长也不是吃素的，硬是以学校缺少教师为名，把调令来的时间拖延到两年以后。
两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强的性格却发生了转变，他慢慢变得不苟言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即使和琴在一起，也很少听到他的笑声。
两年以后，村支书和校长双方力量的角力终于有了结果，强终于等来了调令，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干打字员。
调动是办成了，强为此也付出了初恋的代价。
条件是强的老爹提出来的，“要调动可以，必须和那个代课女老师分手，否则你也别认我这个老爹，就在那所学校和那个女老师过一辈子吧。”
强和琴怎么商量的不得而知，结局大家有目共睹，强调走了，和琴也分手了。
送行的那个晚上，我和强都喝多了。我嘱咐强到新单位后要克制自己的脾气，那是大机关，可不能轻易得罪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啊！
强红着眼睛瞪着我，“你看我这两年和谁吵来？我心里明白的很，和一个人吵是两个人都有错，和两个人吵就是我人品的问题了。放心吧，我会忍的，忍嘛，谁不会？”
多年后我回想起那晚的谈话，猛然惊醒，也许就是这个“忍”的感悟，让他后来走上了不归路。
我和强是当年国家的第三代中师生，那个年代能考上师范的，在各个乡镇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的优秀有目共睹，毕业后就有不少同学直接留在了县直机关，所以强的调动虽然后面有他老爹的运作，但也不算多么稀奇的事情。
1990年，微机还是高大上的稀罕之物，用一名干部去做打字员也算正常。强的能力也对得起他的名字，确实是强。到了县委办公室后，强一改之前的愤青作风，极其低调地做人做事。
强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打字技术，打的字不但快速、准确，还能及时发现原稿中语句、标点等错误，然后不动声色地改正过来，县委办上上下下对其工作都非常满意。
两年后，闷头敲字的强迎来了工作的再次调整，他被慧眼识珠的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要去当了秘书。
县委领导的秘书，身价和一名打字员就截然不同了，提亲的开始络绎不绝地上门。这时候，强遇到了大学刚毕业的娥。
娥的父亲和县委副书记是战友，脑瓜非常灵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倒买倒卖中完成原始积累后，兴办了县里的第一所私立幼儿园，是小县城出了名的能人、企业家。
娥在省城师大毕业后，就担任了父亲那所幼儿园的园长。强和娥的姻缘，就是县委副书记做的大媒。
强不可能违拗顶头上司的好意，况且，娥漂亮、精干，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要事业有事业，要学历有学历，要家境有家境。
一个师大毕业的大学生，嫁给一名中师生，一个县城知名企业家的女儿，嫁给一个村支书的儿子，怎么看，女方都有些下嫁的味道。
不过，强顶着一个县委领导秘书的光环，事业正在上升期，这桩婚姻也算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
强和娥的恋爱谈得还算顺利。强学历不高，但不乏学识，又比刚出校门的娥多了四年多的社会阅历，二人很快蜜里调油。
在和娥谈恋爱期间，强还偷偷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琴在县城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找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琴看到自己和强的距离越来越大，也就没什么想法，很快嫁人生子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一年以后，强和娥在县城最豪华的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小县城的官界、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一个渔民的儿子，一个小小的中师生能混到如此地步，也是强做梦都想不到的。
强顺风顺水的日子正式开始。
事业上，单位，有县委副书记的青睐，身后，有老丈人的支持，加上自己并不输于人后的才能和勤奋，强在干了五年领导秘书之后，在老领导内退前，被提拔为县政法委副书记，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这一年，强才27岁。
家庭上，娥在婚后为强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幼儿园也越办越好，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其乐融融。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个很快，四年的时光很快就波澜不惊地过去了。直到新世纪到来，县委大院发生了一件大事。
县委书记换人了！原来的县委书记高升了，临县的县长过来任县委书记。一把手换人了，这的确是县里的一件大事。
新来的县委书记四十出头，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这位新书记的确工作热情高涨，上任的第二天就自己开车微服私访，四处搞调研，听民声、察民意。
书记换人，强也感到一点危机感。一把手换人，一年半载新书记熟悉情况后，肯定会调整县直各委办局和乡镇的科级干部，这是惯例。进退留转的考验就这样摆在了强的面前。
现在的强早就不是当年刚毕业时的“愣头青”小伙子了，他稳重、沉默，遇事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抢着发表意见，副职嘛，跟着干就行。
至于在干部调整中提半级扶正的想法，强也是有的，但并不强烈。政法委机关不管具体事务，有什么事情都有公检法司顶着，工作相对比较悠闲，还有一定的权力，确实是个不错的部门。
强明白自己就是个渔民的孩子，也没什么后台，所以也就没什么野心，强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顺其自然，安安稳稳过日子吧。”明确了这个想法，强刚刚有些骚动的的心又踏实了下来。
可是，安安稳稳的日子不是强想过就过的。
强骚动的心平复了，但有一个人却一天一天的不安分起来，那就是娥。强很快发现，娥外出应酬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每次外出都是精心打扮，回家也越来越晚，对女儿也没有以前那么上心了。
娥有明确的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外出，她在做一件大事情。
新来的县委书记在到县城唯一的一家私立幼儿园调研时，明确表态，可以考虑把幼儿园隔壁原国有皮革厂废弃的30亩土地由政府收回来，卖给幼儿园以扩大招生规模。这也算是政府对私立教育机构的一种扶持。
“30亩地，才150万啊！5万元一亩地，这不和白捡一样吗？我一定得拿下来。”娥一脸红光，掩饰不住的兴奋。
“能扩大招生是好事。可是，5万块钱一亩地，这么便宜，新书记凭什么给咱？皮革厂的老职工能同意吗？天上掉馅饼啊？这有点不义之财的味道。”在政法机关工作的强并不糊涂。
“管它什么不义之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新书记已经基本同意了，还答应政府出面去做皮革厂职工的工作。哦，我这些天还要跑县委、跑银行的，孩子就你管了。”
强有些隐隐的不安，但他还是沉默了。娥已经不是当年刚毕业和他谈恋爱时的清纯学生了，她如今是县城知名的企业家，还挂了一个县政协委员的头衔，她的幼儿园不但想扩招，还想办连锁。
娥的事情办得非常顺利，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就拿到了那三十亩地的土地证书，银行、国土等部门都是一路绿灯。至于皮革厂的老职工，组织了几次到县委县政府大楼的上访，后来也是每个人拿到了一些政府给的补偿金不了了之。
土地拿到手，娥更忙了，几乎每天都是衣着光鲜地出去，深更半夜的才回来，甚至还有几次夜不归宿。对此，强倒是没有多想，只是每天按时地接送照顾好上小学的孩子。
直到有一天强在单位的公厕无意间听到了一次谈话。两个职工低声地议论新来的县委书记和娥有一腿。强并不相信。娥的幼儿园在那片土地上得到了新书记的大力支持，民间有些非议和猜想也属正常，捕风捉影的事情还是不信为妙。
直到又有一天，强在娥的手机里看到新书记给娥发的暧昧短信，强才真正惊呆了。
强不是故意去翻看娥的手机，而是刚回家的娥在洗手间洗漱，放在茶几上的手机跳出了那条让强目瞪口呆的信息。那个“宝贝”的称呼，那句“我想你了”的话语，让强不得不信。
强并没有声张，一条短信不足以说明什么。第二天，在政法机关工作的强，很容易地就调出了娥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一切就都明白了，强感到一阵眩晕。
强很爱这个家，他爱娥，更爱女儿，他不想这个外表光鲜、众人欣羡的家支离破碎，娥也许只是被那巨大的利益冲昏了头脑，才一时做了糊涂事。当天晚上，强等着午夜才回家的娥和她进行了一场深谈。
娥一开始当然是否认，但看着那长长的通话记录单，她沉默了，之后竟然是愤怒的爆发。
“你竟然调查我？你早就对我不信任了，是吧？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对了，还有，你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在县机械厂有个相好的，她的工作也是你找的吧？”不得不说，倒打一耙是理屈者常用的手段。
强尽力保持平静，“我和机械厂的琴没什么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只是想帮她一把。你和书记的事情我也不想深究，我只希望，你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马上和书记断绝来往。”
“怎么断绝来往？幼儿园扩建、扩招、办连锁的很多后续手续都需要书记的支持，把幼儿园做大做强是我的理想。还有，我现在是县政协委员，书记答应在春天换届时让我当县政协常委，再推荐我做市政协委员，你让我把这一切都放弃？”
“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何苦为了这些虚名和利益去卖身？”
“我怎么卖身了？！我只是和书记接触多一些罢了，都是那些闲人无事生非背后嚼舌根，他们是羡慕嫉妒恨！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要是想离婚，我随时奉陪！你要是想过日子，我俩就继续这样过下去。哦。书记说了，过一阵子调整干部，亏待不了你。”
娥甩下几句话，竟然穿上外套，摔门出去了，是回娘家还是去找书记，强不得而知。
面对利令智昏的娥，强的挽回显得特别无力。他说服不了娥，更对抗不了那个在县城叱咤风云的老丈人。
之后的半年时间，强过得很恍惚。娥照旧地把家当旅馆，甚至几天不回家都不打一声招呼。小县城的流言蜚语满天飞。
强感到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目光都是异样的，他愈加地沉默，也不和任何人交往，机械地上班、管孩子，他似乎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就是我偶尔地给他打个电话，他也是哼哼哈哈的没几句言语。
春天是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县里喜气洋洋地开“两会”，娥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政协的常委。“两会”之后就是新书记到任后的科级干部大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强成了一颗众人瞩目的遽然升起的政治明星。
强被提拔了！不但提拔为正科级，还外放到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大乡镇担任实权派的镇长。这一年，强刚满三十岁，这可是这个县最年轻的镇长啊。
看着那纸任命书，强就感觉自己是被放在巨大的聚光灯下炙烤。他想起了那个晚上娥说的“书记说了，过一阵子调整干部，亏待不了你。”的那句话，他也看到了周围同事们艳羡的目光中那么多的意味深长。
“我这是靠卖老婆赚的？！”这个念头就像一声声响雷，时不时地在强的脑海中炸响。
思虑再三，强向组织部长提交了辞呈，却遭到一通训斥，“县委常委会议决定的事情，岂是说辞就辞的？你知道这次提拔，是组织对你多大的信任吗？别胡思乱想，安心工作吧。”
“能不胡思乱想吗？提拔我，到底是组织的信任，还是那个书记的不亏待？”这些话强说不出口，他很无奈，只得上任。
可是，乡镇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干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干好，谈何容易？
工作上的困难强还能应付，难的是那些副职们一个个的年龄都比他大，每安排一项工作，都是带着一副似笑非笑、意味深长的表情看着强，打着哈哈应付，就是不卖力。
难以服众啊。论资历自己不行，论这职位的来历，更是难以启齿，难道能说，这官，是拿自己的老婆换的？
强的工作陷入了困境，强的心理也陷入了莫大的困境。强害怕上班，害怕遇到认识的人，好像每个人见到他都是一副嘲弄的笑。
强甚至开始怕光，光线一强烈，强就感到头疼、眩晕。但班要上，人也要见，光更得见，强觉得自己每天就像行尸走肉，还像活在噩梦中。
矛盾终于还是激化了。
县里安排各个乡镇搞“增绿”工程，下达了严苛的指标，给强所在的镇安排的任务最重，理由是这个镇面积大、人口多。可是人口多、面积大不等于财力也厚。强所在的镇本来财政状况就一般，任务又重，底下的人还不卖力，完不成任务就不足为怪了。
完不成任务的后果是县委书记大清早就亲自赶来，在全镇干部职工大会上，亲自宣布了对强的通报批评决定，然后指名道姓地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丝毫不给强留一点情面。
“他这是当众打脸啊！”强几次想要站起来反驳，但想起多年前和校长的那次对峙，他终于还是压抑住了汹汹的怒火，铁青着脸坐在第一排一言不发。
散会后，县委书记走了，干部职工也走了，没一个人来安慰强一句，只有他自己，默默地坐在空荡荡的会场里。
镇里的干部职工本来就对强没有一点敬畏，今天这一出，更是将强的最后一点自尊彻彻底底地踩到了烂泥里。强想找县委书记理论，但那位书记早就坐着车风驰电掣地远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娥随后发来的一个短信：“我下午和书记到市里跑幼儿园连锁的项目，孩子我送她姥爷家了，这几天你就不用找我们了。”
巨大的屈辱感像潮水一样瞬间将强淹没。
会议结束后，强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一直到收到娥的短信。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也没坐自己的专车，而是打了一个出租恍恍惚惚地回到了自己在县城冷冷清清的家。在自己的家里，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外人都不得而知。
第二天上午，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强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用一根电线，结束了自己32岁的生命。
我是在那天中午接到老家别的同学的电话，才得知这个噩耗。
在强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第二年，我也离开了那所乡村中学，调到了一个离家千里的城市工作。
这么多年来，我们多次电话联系，通过声音，我感受过他新婚的快乐，感受过他初为人父的喜悦，却没有分担他无法说出口的苦痛。今日，我忍着心痛写下这些文字时候，仿佛看见在那个偏远乡镇的会议室里，强落寞又孤独的身影。
很遗憾，强没有看到如今官场的风清气正。我只能祈祷，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好，那里，不会再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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