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我這篇文章不罵方方，雖然我也不誇她。只是因為一直關注公共問題，關注輿論動向，所以才就著方方的輿情，說點自己的感想。
一、從一首詩談起
1966年，著名作家鄧拓去世，這是“三家村集團”第一個含冤去世的人。作為三家村集團成員的廖沫沙，因為正被批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好友去世了。他得知鄧拓、吳晗先後去世的消息，還是在勞改過程中。僅僅三年時間，三家村集團便只剩下廖沫沙一人，孤零零地在江西農場改造。
雖然知道悼念這兩位好友兼“三家村集團”夥伴會有風險，廖沫沙還是堅持要悼念。當然，“酸腐”文人的悼念就是寫文章，寫詩輓詩，寄託哀思，針砭時弊，也搞不出什麼大風大浪來。更讓廖沫沙痛苦的是，他寫的東西發不出去，當時沒有網絡，沒有手機，也沒有外國人來聯絡他買他的書稿。
不幸的廖沫沙，最終竟然幸運地逃過一劫，沒被整死，熬到了拔亂反正時期。作為著名作家和黨的宣傳戰線上老資格，他在1979年被平反，開始了新生活。這時候，他在獄中的許多文章才得以出版，其中就包括一首詩，叫《挽鄧拓》：
豈有文章傾社稷， 從來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獄， 上帝遙天不忍聞。
海瑞罷官成慘劇， 燕山吐鳳發悲音。
毛錐三管遭橫禍， 我欲招魂何處尋。
這裡並不是想把方方，和“三家村”相提並論。不論從文學地位，還是從為革命做的貢獻來講，方方沒那個資格。之所以引這首詩，只是提醒一下對方方口誅筆伐的人們，“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連“三家村”的三個老革命，都沒有憑藉他們的筆鋒把這人世間，攪個天翻地覆，方方更做不到。但是，“三家村”的悲痛遭遇卻告訴我們，“巫咸遍地逢冤獄”的情形，最好不要再重複一次。
有些人在社會發生一些情況的時候，沒有別的能力去解決問題，只是寫寫東西，發發牢騷，她顛覆不了我們這個朗朗乾坤，阻擋不了國家偉大復興的步伐。但是，因為一些人說的東西，不喜歡，感覺不帶勁，就想封住他的嘴，甚至就要把他批倒批臭，那恐怕我們離“巫咸遍地逢冤獄”的階段就不遠了。
二、怎麼看待和對待方方
我們身處一個多元社會，既然多元，就意味著不同的人，對待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有不同的價值評判，有不同的行為選擇。方方和她的日記，之所以會引起很大爭議，無非是因為她在敏感時期，藉助一個敏感事件，發了些牢騷，又被敏感的人利用了。炒作這個話題的人，本身就希望我們對他們的炒作“敏感”一些，彈跳得更厲害一些。所以，我們越是情緒激動，越是想要做些極端的行為，他們越是高興。那為什麼要中計呢？做好自己的事，解決好我們身邊的問題，懶得理那些炒作的人就好了。我們越淡定，把自己家國的事解決的越好，想要炒作的人就越不淡定，這不是更好嗎？
首先，方方覆不了國，我們大可不必把一個人一本書上升到攸關國家利益的高度。我沒看過《方方日記》，也不太瞭解這個人，不敢去猜測方方有沒有一些人說的“誤國”的主觀過錯。但我認識不少比方方影響力更大，禍國殃民機會更多，而且態度更積極的所謂文人學者。他們，也誤不了國，只能用自己的筆桿子為工具，去㖭他們各自的主子而已。相比方方與國外出版社聯繫，用她所謂親歷寫就的可能真也可能假的日記，謀取利益的事，其實我們許多高舉著愛國愛黨大旗，拿著幾十萬幾百萬財政經費，以“科研”名義做著溜鬚拍馬之事的許多專家教授們，才更是禍國殃民。至少，方方還用她的日記，給國家掙到外匯了吧，雖然給她支付外匯的主體，我們不喜歡，好像現在我們也不太缺外匯。但她用自己的本事，掙外國人的錢，總之要比根本沒有實際本事，卻通過溜鬚拍馬，爭得國家財政經費支持，搞所謂科研，寫一些他們自己看不懂，對社會也一無用處的狗屁文章的人，還是要強很多的。
其次，對方方日記中提到的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即使方方有主觀過錯，但她確實在幾個月封城的時候，就在武漢現場，瞭解一些當地的情況，並以文字記錄下來了，讓我們沒有身處武漢現場的人，得以知道當地的一些狀況。洋洋灑灑幾十萬字，有真有假，有親眼見到親身經歷的事，也有道聽塗說的胡言亂語。在社會發生大事的情況下，有記錄總比沒記錄好；有從不同角度做的記錄，總比只有一家記錄好；有批判、質疑和猜測，總比只有讚揚好。所以，為什麼要罵方方呢，如果她記錄了一些真實且糟糕的情況，那我們應該反省，應該糾正。如果她只是猜測，那有必要調查清楚的，調查清楚，查不清楚的，就當作一笑罷了。如果她胡言亂語，不是還有《民法》,《刑法》和公民徵信體系嗎？用法律武器去制裁她的誹謗、誣陷就好了，還能借著她的名氣，在全社會搞法制教育呢。
最後，不喜歡，可以不看不買她的書。大家都不理會這事了，想炒作的人，自然也就炒作不起來了。你看一個過氣的明星，還能要到很高身價嗎？沒有身價的明星，還有人會拿她炒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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