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敬銘（1817~1892），字丹初，陝西朝邑趙渡鎮（今陝西省大荔縣朝邑鎮）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晚清重臣。閻敬銘理財有道，為官清廉耿介，熱心地方公益，是我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理財專家之一，他曾臨危之際，受命督察山西賑務，又在家鄉倡辦豐圖義倉，被慈禧太后封為“天下第一倉”，救活家鄉人民無數，又因缺錢力諫慈禧太后重修圓明園，被革職，卻贊下了八百萬兩白銀，救大清於危難，並賜“龍虎”二字，有“救時宰相”“布衣廉相”之稱。
閻敬銘（1817~1892）
不過關於閻敬銘督察山西賑務時，在山西的一些地方如運城等地，至今卻依然被不少人所誤會，閻敬銘甚至被稱為“閻羅”，安邑（近運城鹽湖區）一帶並有“太原有幸遇曾佛，河東無命遇閻王”的諺語流傳，那麼歷史真相到底是什麼？本文希望能夠有所探討，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運城《村社災情碑》記載了當時的災情
1、 關於丁丑奇荒
丁戊奇荒是一次旱災饑荒，指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即1876—1879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一次特大災荒，因1877、1878兩年災情最嚴重，而這兩年分別為丁丑年和戊寅年，丁戊奇荒因此得名，其中山西河南災情最重，山西自1874年已開始乾旱，災情更甚。
因為此次災情之重，影響之廣，影響晉冀魯豫陝黃河流域五省，而後續緊接著蝗災、瘟疫等，更是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直接死亡災民達到一千萬人左右，受災人民更是達到兩億人之多，近200年之所未有，所以被稱為奇謊。
2、閻敬銘在山西賑務中的策略
危難之際，時任工部侍郎的閻敬銘於光緒三年1877年九月被封為欽差大臣，前往山西督察賑災事務，當時山西巡撫為曾國藩之弟曾國荃，而閻敬銘被慈禧太后派遣的主要原因就是閻敬銘本人非常剛正且擅長理財，解決了朝廷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
從這一點來看，曾國荃才是賑災的主要負責人和責任人，而閻敬銘的主要職責是督察賑災事務。
閻敬銘（左）與曾國荃
從當時的賑災情況來看，清政府可謂傾盡全力，主要途徑有：開放義倉社倉賑災、調撥賑災糧賑災銀，動員社會募捐，允許洋人賑災。但與災情相比，這些賑災顯得杯水車薪，最後曾國荃都沒辦法了，甚至帶頭禱告上天祈雨。儘管整體上賑災沒有成功，不過此次賑災也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大災卻沒有出現特別大的災民起義和暴動。
在此次賑災中閻敬銘的主要策略是：
首先：微服私訪詳細查看災情，對其中有舞弊、剋扣的情形，進行嚴懲：
至今在山西一帶都依然流傳著“布衣宰相”的傳說。相傳，閻敬銘一到山西，就馬不停蹄四處走訪，為了保持和群眾一致，便身著粗土布衣褲，微服查看災情，調查賑災實際情況。沒想到因為他的帶頭，竟然引起官員們紛紛效仿，甚至引起土布價格上漲。
經過他的辛苦考察，發現許多官員在統計“賑籍”（統計災民人數、貧困程度的登記冊）時，並從中漁利：或有報名，但不登記，或已經領了救濟銀糧，但有剋扣；此外還有施粥時暗地剋扣賑災米糧，發放的粥稀湯寡水，極少見米粒等情況。閻敬銘暗訪並詳查後，對相關官員都予以了嚴厲的懲罰。
其次，為了整頓賑災吏務，閻敬銘向朝廷舉薦了得力干將參與負責賑災銀糧的發放工作。
在閻敬銘來之前，山西的吏治相當腐敗，而賑災中賑災銀糧的管理和發放最為關鍵。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家”，閻敬銘更是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為確保發放到位，閻敬銘經過慎重考察，向朝廷舉薦了翰林院編修李用清和兵部主事王炳壇等實心任事、明幹公正的官員協助他，並組織他們加強審計監督工作。
第三，在上述努力下，通過查處“段鼎耀舞弊案“肅清了賑務吏治。
閻敬銘通過詳查賑災資金賬目，查出山西吉州知州段鼎耀將本應早早發放的四千兩賑災銀扣下遲遲未發。後經人舉報查實，原來他藉口南方省份的糧食便宜，派人採購，把其中的三千兩寄回江西老家，實則中飽私囊。同時還發現他私藏救濟糧，囤積起來以便高價拋售。閻敬銘將查實情況後，便立即上奏朝廷，段鼎耀被處於死刑--“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此案件對地方官員起到了震懾作用，大小官員再也不敢從賑災銀糧中飽私囊。
3、閻敬銘在山西賑災中理財思想的應用
此外，閻敬銘還發揮他“大清第一理財家“的智慧，運用經濟思想，有效賑災。
例如閻敬銘派人到沒有發生災情的湖北、安徽、寧夏等地買糧入晉，將賑災銀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又奏請朝廷將湖北、江蘇等地未提入京的六萬餘石漕米悉數調入山西；還奏請裁減山西、陝西等省差役，使災情逐步緩解。
影視劇的閻敬銘
正是由於閻敬銘的正直廉明，執法嚴格，使得賑災款糧發放及時到位，災情也得到緩解，也受到當地老百姓交口稱讚。
不過也正是因為閻敬銘異地購糧賑災這件事，有悖往常賑災做法，歷史上多有爭議。
從正常人來看，賑災就是要及時把賑災銀糧發放給災民，災民或者有了糧就不會被餓死，或者有了銀子去購買糧食維持生存。這種情況在一般的局部災荒情況下可以解決問題。所以他們不理解閻敬銘為什麼這樣做，認為正是閻敬銘這樣異地購買糧食，延誤賑災時間，導致很多災民被餓死，以致山西運城等地民間將閻敬銘誤會，稱他為“閻羅王”。
從理財--經濟學角度看，會發現閻敬銘這樣做自有其背後的道理和智慧：
一般而言，饑荒年代糧貴銀賤是基本常識，由於此次饑荒曠古未有，持續時間之長，民間糧食早已耗盡，米麵已經貴到極點，而且往往也是有價無市，即使有商家有少量存糧，也不會賣，所以即使朝廷給了賑災銀，也沒法花，到了地方也買不到糧，即使給了災民，也不能填飽肚子。
所以這個時候拿著賑災銀到災區不但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反倒會起反作用，因為大量銀子投入市場，等於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將會導致貨幣貶值，其結果卻是導致糧價進一步上漲，反倒害了災民。
關於當時的糧價，閻敬銘在其與丁寶楨的往來書信中多有提及：
光緒三年(1877),在十一月初五日給丁寶楨的信中,閻敬銘提到：“斤面制錢六十餘文,平時二十文”。之後,在次年的二月十七日給丁寶楨的回信中,閻敬銘也談到了當時的糧價：“晉土現在斤面百六十文,銀價一千二、三百文。”
有關糧價的極點,見於閻敬銘在三月十四日給丁寶楨的回信：“斤面百六、七十文,極矣！”在五月二十一日給丁寶楨的信中,閻敬銘說：“斤面百餘文,尚可漸落”。
閻敬銘在這幾封信中,描繪出了一幅當時糧價的變化曲線,，表明他時刻以一個理財家的視角思考著這場災難如何解決？
閻敬銘正是以其敏銳的理財眼光，提前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派人到周邊沒有發生災荒的地區以遠低於災區的價格採購糧食，再運到災區更為經濟且有效，既不會破壞兩地的市場，也不會讓賑災銀縮水。雖然儘管這樣一來，看似賑災銀、糧食發放到災民手裡時間有所延後，但是卻拯救了更多的人。
這樣看來，閻敬銘的賑災做法非但沒有錯，而且是實實在在解決賑災的真正良策，也正因為這一點，當閻敬銘完成山西賑災使命後，其成績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認可和賞識，被任命為戶部尚書。
在《清史稿》中對閻敬銘督察山西賑務這樣描述：
“光緒三年，山西大飢，奉命察視賑務。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法。請裁減山、陝諸省差徭”。
其結論是：“佐平大難”四個字。
閻敬銘被譽為“救時宰相“實至名歸！
參考文獻：
《清史稿 閻敬銘傳》
《光緒丁戊年間閻敬銘丁寶楨曾國荃往來信函中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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