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金石考据家、书法家、诗人翁方纲亦曾为《铜鼓书堂藏印》作序。虽然都是为一部集古印谱作序，但是其对印章的审美观却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完全不同，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同时代印章的审美活动。
予尝谓古今著录家言篆印者，其命意不同，若王子弁《啸堂集古录》、郎仁宝《七修类稿》，皆偶记所见，非专言篆印也。至若《印典》、《印薮》诸书，虽专言印，然以为谈艺者所取姿而已。今读俭堂先生跋友人印谱，援唐窦尚辇生动神态之语，又有专尚质朴、于拙处求古人之论，斯则藏印之辑，先生固已自为之序矣。黄文节公云：“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盖于体物造耑，研经讲艺之理，一以贯之。
翁方纲在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集古印谱的命意问题，就是问什么要集古印成谱。而在翁方纲眼中《啸堂集古录》、《七修类稿》均不是专门辑录古印的，所以就谈不上命意的问题。而《印典》、《印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之前介绍《印典》、《印薮》的文章）虽然是专门辑录古印，但是仅仅是作为艺术资料而已。而在翁方纲眼中的命意该是什么呢？他很赞成札礼在跋友人印谱中的观点，说既有“生动神态之语”，“又有专尚质朴、于拙处求古人之论”。也就是在集古印谱的命意上除了把印章作为艺术之外，又有了“
于拙处求古人之论”的进步。另外其又引用黄文节公，即黄庭坚，我们之前提到，古人一般提到前人都用字或者号，很少用名。黄庭坚“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之言道出了翁方纲认为集古印谱该具有之命意。又强调了“盖于体物造耑，研经讲艺之理，一以贯之。”这里的一以贯之，当然与石涛所言的“一体”、“一画”有所不同。其所标榜的“质厚”也不是单指印章的趣味，他所引“以质厚为本”实际上是主张把“研经”作为“艺术”之本，即认为谈论艺术，必须先有“质厚”的学问，反对把印章作为纯粹的艺术来看待。其时，纵观我国的艺术，都不是单纯的艺术论，其中必定有精深博厚的文化论在其中。
翁方纲在序言中有云：
（观印谱）岂仅为术艺家赏玩之资已乎？予昔撰辑《两汉金石》，以汉官印始之，贵其质也。故于斯编，推阐查氏家学之深，本源之厚，所以式兹来学者，庶观者有考焉。
言语之中，这位经学家站在封建道统的立场之上，对“术艺家”颇有微词。并举出自己的著作《两汉金石记》，乃是“贵其质”，意即在贵有深厚的治经学问后所写成的，因此认为一本印谱如果仅是用之“赏玩”，则层次太低。《铜鼓书堂藏印》的问世，当然应该是以“查氏家学之深，本源之厚”去“式兹来学者”，让观者通过印谱而有所考获，以达到他命意的目的。其中朴学的影响之深，不难看出，重“研经”、重“质厚”、重“本源之厚”，显然要重于“赏玩”、重于审美、重于艺术。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所了解的朋友该知道，中国古代文化是重理轻艺的，从此处亦可以看出端倪。
这里指的大家玩味的是两篇序言都是为《铜鼓书堂藏印》所作，翁氏强调印谱“岂仅为术艺家赏玩之资已乎”，主张“式兹来学者，庶观者有考焉”。而王氏则云：“不徒以字形足资考证而已”，“彼沾沾焉徒以《说文解字》纷纷聚讼者，或当望洋而叹已。”如此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却在一书中的序言中见到，亦可见查礼之胸怀与眼界。文化艺术见解的针锋相对，是推动文化艺术前进的动力，理当越辩越明。
其时，翁方纲的审美观点更加的接近清代主流的艺术审美观。清代的诗歌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王士祯（1634~1711）的“神韵说”虽曾有过新意，但此时流弊已显，于是沈德潜以“格调说”补其不足。其后袁枚（1716~1797）又提出“性灵说”批评“格调说”，以救其弊。而这时因为乾嘉学派汉学家考证学风的刺激和同时期桐城派古文“义法”说的影响，翁方纲顺此方向，则大张学人之诗的旗帜，提出“肌理说”。用肌肉之纹理作为诗论的概念，竭力的推出了“理”的命题。理即义理、文理。就是说诗人必须具有文理，也就是必须具有儒家的经术和学问，儒家的经籍与学问作为诗歌的本源。
将其对诗文的肌理说美学命题引入，其《铜鼓书堂藏印》中所阐发的“质朴”、“质厚”、“贵其厚”、“本源之厚”的“质厚说”美学命题，便可以理解了。
而王文治的“性情说”则受到袁枚的“性灵说”的影响很深。翁方纲与袁枚在诗文美学的争论，亦延伸到了印章美学领域。我们不在这里赘述，其中的重点是翁方纲所代表的这种学究式的倾向，都体现了其时封建正统派的艺术趣味，尽管本义有提高文人艺术家学养的积极一面，在其理论中不完全反对艺术应有己意和神韵，但他把艺术的“神韵”、“己意”完全纳入“肌理”、“质厚”之下，言语中鄙薄“艺术家赏玩”和“谈艺者”，否认艺术的审美功能，也使他的印章美学走向了艺术的反面。
那么，印章美学的出发点到底该从何处呢，是“家学之深，本源之厚”来滋养呢，还是以情动人，观其精神发现处呢？其实，把印章审美导向研经、考证的堆垛之中，对于印章艺术的发展显然有保守和阻碍的一面。如同以研经与考证当作诗歌的根本，显然很大程度的抹杀了艺术的本质属性，只能导致作为艺术的诗歌，远离生活，远离性情，而落入故纸堆的学问之中。袁枚亦曾讥讽那些以学问替代性灵的人“误把抄书当作诗”。
翁方纲的“质厚说”与王文治的“性情说”对于今日之印章的审美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没有文化底蕴，艺术是无根之水，没有艺术的个人性情，艺术便是“抄书”。
《铜鼓书堂藏印》一书一直未曾亲见，甚是可惜，其名声虽不及清代几部集古印谱，但是因查氏之名望，其两篇序言对于印章审美的争论，更加的有学术意义。
我们再来稍微回顾下秦汉印：
秦官印：
秦低级官员的半通官印：
西汉初期，承袭秦制官印：
西汉武帝时期，五字官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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