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吴天明被迫在美国包饺子的时候，他一定想不到，昔日那个在他手上几乎成
“东方好莱坞”，“养鸡（金鸡奖）专业户”的西影厂，已经变天了。那时，他倾尽全力，亲自举纸牌相助的陈凯歌已经用《霸王别姬》，拿下当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他不惜“得罪”广西电影厂挖过来的张艺谋，也依靠《活着》，洗刷了前面两部电影被禁的苦楚，同时拿下了戛纳评审团大奖，以及中国至今唯一一个“人道主义奖”；
他一手提携的小美工芦苇，也凭借着《霸王别姬》和《活着》，成为中国第一编剧。
而他，吴天明，滞留美国5年，再踏上故土，却已经过时了？
这一切，还得从头开始说起。
01、结缘
1939年，陕西咸阳的一个小地方，吴天明出生了。
大概是夜里出生的，他号啕大哭的哇哇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爷爷，为此，爷爷给他取了个小名“梦”（这爷爷还挺诗意）。
吴天明年幼时，因父亲身份特殊，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他和弟弟在陕北，关中地界隐姓埋名整整6年，那一段“兵荒马乱”“荒野求生”的日子，并没有抑制吴天明的天性。
多年后，他们一家终于“重见光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成了吴天明解放天性的写照，当时的他，像个小霸王，身上总有种“匪气”，“小土匪”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那时候，他喜欢文艺，爱说快板，相声，常常被父亲斥责“不务正业”。
上了高中，父母希望他学“理工科”，可他偏偏热衷于话剧，编舞，甚至爱上了电影。
高二那年，正直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上映，电影里如梦如幻的银幕世界，完全将吴天明这个看起来矮墩墩的少年迷住了。
“我从小不务正业，经常省下早饭钱或从爸爸口袋里偷点儿钱，就为看电影。在观看了前苏联电影《海之歌》之后，我被它神奇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从事电影工作。”
为了多看几遍，大冬天里，他愣是将自己的新棉鞋卖了买电影票，光着脚在没有冷气的放映厅里连看了三场《海之歌》，把自己的两只脚丫子冻得直抽筋。
除此之外，他买下了大量电影类书籍阅读，将电影剧本背的滚瓜烂熟，在西影演员训练班的时候，得到了考官的赞许。
就在他为电影而开始努力之际，和他从影生涯息息相关的西影厂，也成立了。
此时，张艺谋，陈凯歌，芦苇乃至其他的一些人，还只是牙牙学语的孩童。
1960年，年仅21岁，高中尚未毕业的吴天明，背着家人，谎报年龄，偷偷地考入了西影演员剧团训练班。
吴天明自知自身条件不好，长得不好看，个子又矮，黑不溜秋，做演员，做导演，希望都不大，报考演员剧团训练班，是他曲线入行的做法。
只是，他的“偷干”，也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尤其是那个梦中得孙的爷爷直言：
“丢人啊，丢人啊，家里出了个戏子！”吴天明是幸运的，考入训练班后，他有幸参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巴山红浪》，在里面饰演一个农村青年铁牛。
2年后，训练班结业，吴天明留在了西影厂的演员剧团做了一名演员，陆陆续续出演了部分小角色后，他开始一门心思地研究拍电影。
但导演梦还没开始，便遭遇了“政治动荡”。
苦熬数年，1976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吴天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但老师们不敢上课，他被安排到著名导演崔嵬身边做一名实习导演助理。在那期间，吴天明透过崔嵬的日记乃至日常的接触，学习中获益良多。
1978年，吴天明回到了西安电影厂担任助理导演，和他错身而过的，是刚被破格录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张艺谋，是差点太显摆而被淘汰的文艺青年陈凯歌。
此后的几年，吴天明都在助理导演和副导演的位子上沉潜。
02、辉煌
1979年，西影厂第一次组织全新的西影厂自身的年轻团队，拍摄《生活的颤音》，由滕文骥，吴天明“打下手”，当时吴天明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演员的表演。
作为联合导演，《生活的颤音》让吴天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从助理导演慢慢开始走到了导演的位置上。
在这之前，西影厂的状况堪忧，职工自卑，西影厂电影的拷贝数量全国倒数，难以为继，即便是制片主任上街，都生怕被别人看到盒子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字样。
那段“箱子的故事”，一直到吴天明等人被重用，开始有了转机。
1982年，吴天明独立执导了《没有航标的河流》，这部影片享誉国际，吴天明的名字，也被观众所记住。
同一年，张艺谋，陈凯歌和一众同学都毕业了。
张艺谋被分配到“边境”荒凉的广西电影厂，陈凯歌进了北京新儿童制片厂。
此时的他们，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一个在西，看似没啥交集的处境，仅仅一年就被打破了。
张艺谋和同学几人在广西厂有厂长韦必达的保驾护航，拍出了各自领域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
接着《黄土地》借到了在北京坐冷板凳，闲来无事，谈谈恋爱，写写剧本（孩子王的剧本就是这时候写的）的陈凯歌担当导演。
那时候的陈凯歌，是真有才啊。
1983年，陈凯歌和张艺谋，何群一行人在陕北为《黄土地》取景。
半道上车子坏了，盘缠用光了，他们饥寒交迫，经人介绍，找上正在拍摄《人生》的吴天明求助，吴天明并不认识他们，但透过《一个和八个》，却知道有张艺谋这么一个人。
面对这么一群“同行”，吴天明也义气，不仅给他们解决了食宿问题，给了他们2000块的经费，还调用了车子，加满油给他们暂用。
在这之前，西影厂的原厂长田炜因胃癌去世，西影厂接连换了几任领导，一直未见起色，于是，领导进行了多次的民主测评，吴天明被选为西影厂新厂长，遇见张艺谋等人的时候，他也才刚接到调令不久。
吴天明求贤若渴，在张艺谋等人离开前，给张艺谋提了一个请求“能不能拍完《黄土地》之后，帮西影厂也拍一部戏”。
张艺谋是爽快，却不知吴天明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一年，于他们而言，注定是不一样的。
这一年，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三峰聚首，他们未来的重要伙伴芦苇却因参与地下舞会，顶风作案，进去蹲了近一年。
吴天明上任后，便开始大刀阔斧改革，启用新人，刷下老人，因此被告了不少黑状，时不时就会有上面的人问候一下，大概，这也为后面他滞留美国，埋下了隐患。
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
随后，他费尽心思挥锄头挖墙脚，对张艺谋下手了。
知道张艺谋一家三口只能借住在老婆肖华娘家，先是不顾阻碍，将肖华调到西影厂宣发处上班，紧接着给他们分房子，从生活上解决张艺谋的后顾之忧，从工作上给于张艺谋支持。
1985年，吴天明的《人生》在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八届百花奖上均有斩获。
第五届金鸡奖在四川颁奖，《人生》在四川大学有一场公映，可即便当时大雨倾盆，台下的一万多名学生观众没有离开，反而在雨中看完全片，并在电影结束后，自发大喊“电影万岁”，“《人生》万岁”“吴天明万岁”。
吴天明，借此封神，属于吴天明的导演时代，来了。
同年，在吴天明的支持下，陈凯歌的《孩子王》完成拍摄，却发行受阻，吴天明亲自举纸牌在影展上给外国片商一一推荐，促成了《孩子王》的发行权被10多个国家购买。
年底，吴天明对张艺谋也正式展开行动，向广西电影厂借调张艺谋给《老井》当摄影师。
1986年，《老井》如期开拍，和原定不同的是，张艺谋多了一重身份：《老井》的男主角孙旺泉。
《老井》在选角时，剧组耗时数月之久，也没能找到孙旺泉的合适角色，于是，吴天明将主意打到了张艺谋身上。
最终，张艺谋不负吴天明的信任，凭着《老井》拿下了三座影帝大奖，包括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成为国内第一人。
消息传回国，在中戏教书的王志文也只能无奈吐槽：“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张艺谋曾向吴天明表达过想拍莫言的《红高粱》，《老井》后，张艺谋开始筹备《红高粱》。当时，张艺谋刚被吴天明从广西电影厂那里“要过来”，在西影厂还没站住脚。
吴天明为他扛下了不少压力，片子还没立项，吴天明为了不耽误种高粱的时机，连程序都赶不上，就从西影厂的“小金库”里给张艺谋拨款种高粱，促成了《红高粱》的顺利开机。
要不怎么说吴天明身上带着“匪气”，是个“小土匪”呢？
循规蹈矩这样的词，从来不适合用在他身上，在西影厂6年，他干了不少“不走程序”“不按规矩”的事。
吴天明常说“有我在”，“凡事由我担着”。
是他的这句话和这些做法，为无数年轻人创造了自由创作的机会，也将西影长带上了辉煌。
那时候，西影长一方面要盈利，一方面又要在中国影坛立足，乃至在国际上给中国长脸，为此，吴天明贯彻“既要脸，又要钱”的理念将搞拿奖的片子和赚钱的商业片子都搞的风生水起。
短短几年，西影厂焕发了生气，井喷式地产生了许多享誉国际的影片，西影厂的影片拷贝发行，顺利从全国倒数跃居为全国第一，一度成了中国有名的
“养鸡场”（金鸡奖）。无数的青年影人都慕名到西影厂谋求机会，和大家互相阅读剧本，切磋艺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鸡血四溢，可以说，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只不过，这样的黄金时代，仅仅只有吴天明在任的6年时间便告终结。
03、落难
1989年，为表彰西影厂，上级领导同意了西影安排主创人员出国考察学习的提议，吴天明率先出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因为一场采访风波，吴天明被西影厂扫地出门，被迫滞留美国，这一年，吴天明50岁。
他刚迎来自己的导演时代，却在美国饱尝冷暖，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不得不经营租售影视音像店为生，甚至只能和妻女包饺子出售。
一代电影巨人，似乎就此陨落。
他牵挂的西影，牵挂的中国电影，却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了吴天明保驾护航的张艺谋。
张艺谋的两部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在国内遇冷被禁止公映，国人批判这两部电影故事主题散发着浓浓的“封建社会腐蚀人性”的血腥味。
而他本人也处境艰难，直到后来改编《秋菊打官司》，《活着》才让张艺谋摆脱当时的落魄囧境。
此时的陈凯歌匆匆美国留学归来，爱情事业双丰收，不仅搭上了央视红人倪萍，还在众人的合力协作下，拍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霸王别姬》。
可以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这些作品，直接向全国宣示属于中国第五代导演时代的到来。
自此，以吴天明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被拍在了沙滩上，几乎无还手之力。
吴天明不知道，自己一手提携的那些人早已在电影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更不知道，那个艺术片为王的时代，也似乎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而终结了。
商业大片，开始渐渐成为新的潮流趋势，在美国延宕了5年才重回故土的吴天明，被迫“过时了”。
04、复出
1994年1月，吴天明辗转回到了阔别5年的国土。
同一年，香港邵氏的方逸华女士请吴天明帮忙拍摄由台湾编剧创作的《格老子的孙子》。
吴天明五年没有触碰电影，以为绝境逢生，分外惊喜地赶赴香港签订导演合约，接过剧本后，却发现剧本故事漂浮，内容老旧，风俗琐事杂陈，吴天明骑虎难下，以他朋友的话形容，便是“只有穷疯了才会拍这种片子”。
好在这个时候，吴天明早前的一众好友协助他另起炉灶，一起研究剧本，随后吴天明赶赴四川邀请“川剧名家”魏明伦担任编剧，对着剧本进行再创作，就连台词都一句一句死磕。
最终，吴天明花了整整3年，完成了他的复出之作《变脸》。
可这样的一部质量和奖项中，都得到了国际上承认的电影，却在国内被资本市场和商业片打的七零八落。
“有个电影公司花130万元买下来，却只放了一两场，因为电影院说没人看。”
此时，张艺谋已经跟张伟平走到了一起，开始拍摄“违心”的作品，陈凯歌自《霸王别姬》后，也在商业片和自己的剧本上迷失了。
吴天明眼见着市场绑架了他一手提携的第五代导演而无能为力，他甚至质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无奈，他只能以主动落后于时代的姿态，拍点不“违心”的东西。
2014年，吴天明创作《百鸟朝凤》，他的女儿曾经提醒他，这样的严肃题材电影，现在的“快餐”观众，也许不喜欢了，但吴天明非常生气：“我就是要拍，这不是拍给现在观众看的，是拍给未来的”。
创作《百鸟朝凤》那一阵子，吴天明闭关一个多月，逐字修改剧本，经常改的痛哭流涕。
也不知道，他痛哭流涕的，是被剧本所感动，还是被时代所触动，也许他是明白再也拯救不了自己的信仰吧。
那时候，他已经72岁了。
《百鸟朝凤》完成最后的精剪后，并没有顺利发行上映，发行公司大多给出的意见是“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卖。”
为此，吴天明还特地拉着好友郑洞天去电影院看动辄上亿的“大IP”电影，想看看什么样的电影可以一天票房过亿。
可惜，两个人呐呐的愣是没看懂那些大片。
一个月后，吴天明心梗猝死，他的手机里，最后一条短信却是发给某发行公司老总的：“请您看看这部片子，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样可以发行？”
可这短信，石沉大海了。
2年后，《百鸟朝凤》在吴天明女儿的努力，一众人的努力和方励的支持下，发行上映了。
电影口碑极高，但影院没有多少排片，即将下线之际，制片人方励在直播平台跪求电影院给予排片，让这部电影被更多人所知。
方励的举动，让《百鸟朝凤》的票房起死回生，但这样的举动，也引来一片质疑。吴天明还活着，大概会宁愿这部片子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跟着自己进棺材吧？
结尾
知道吴天明经历的，都能看出，《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的“个人自传”，他没有用写书的方式让国人知道自己，而是用《百鸟朝凤》里的两个人物，写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只有“电影”二字。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我拍的电影基本都不赚钱。”
不是第四代导演，也不是吴天明过时了，只是这个时代，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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