諂勢要而蔑禮法：明朝後期朝班禮制的紊亂是權力跳出品級的表現

序語：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令中書省鐫刻一序牌，立於奉天殿丹墀之上。序牌的內容則是，朝會參班秩序，包括各級官員所站立的位置和品級制定，用以指導後世百官在朝會時，對應的朝班秩序，要求按照制定的官位等級，界定朝班規則，詳細的規劃了群臣上朝時的班次。此序牌，一直保留至明朝末年。而在明朝隆慶年間，序牌上所代表的百官班序早已被打破，明太祖朱元璋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親手指定的規則，會被自己的兒孫親手打破。

隆慶六年，左都御史葛守禮上疏言：“我朝設官分職，品制雖在，卻人情務於好上，法制廢於因循，官名九品，混若一途，綱紀絮矣”，呼籲申明禮制，重拾舊規。但是此奏疏如石如大海，沒有形成任何影響，

明朝中後期，除了四、五品官員尚能依序立班，五品以下皆已“雜立”。這與洪武時代的九品十八班井然有序相比，此時的朝班已經形成“次序參錯，班行混淆”的情況。朝班秩序的紊亂，背後得原因非常複雜，並不僅僅還是“廢禮壞法”所能概括，而是朝堂之上詞林與科道德逐漸上風以及錯縱交織的人情關係的盤結，更是明朝中後期，幾位“懶政”皇帝荒於朝政的結果。

象徵皇權的龍

1、“儲相之地”的翰林院，是破壞朝會秩序的首要力量

翰林院，在明朝的地位非常之重要。翰林院是“儲相之地”，又是內閣的下屬部門。在明朝，極為重視甲科，而甲科，是進入翰林院的基本條件，榮登甲科，成為進士。方才有進入翰林院的資格。在明中後期，更是形成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格局。從普通的士人，到獲得官品，翰林院階處在了一個極為優越和重要的位置。

翰林官員為“天子近侍”，這些儒臣，在朝堂之上本身就具有“近上”的特點。如在嘉靖年間，因重修《永樂大典》，就令修書者站班於皇家侍衛之前，以示重視。嘉靖曾置殿閣大學士四名，而這四位儒臣的朝班位置，位列與公侯、都督之次位，他們本是儒士文臣，官位品級上卻是正三品，位居重要的西班之位。明朝對於這些翰林儒臣，格外的優待重視，在景泰年間，午朝議事，翰林院首奏，並且翰林學士不參與每年一度的“京查”考核。到了萬曆年間，翰林學士已經班列於二品之末，這其中的翰林講士，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教授，朝班的位置就更為靠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明朝中葉以後，隨著文官勢力的逐漸增強，和內閣在朝堂上的話語權增加，內閣連同外屬的翰林院，在朝堂上的位置越來越重要，這從朝班的站序就能窺探一二。在洪武永樂年間，朝班的站序一般依照功勳大小而定，而中後期的站序，則是以朝堂勢力強弱而定。翰林院，是破壞洪武朝班祖制的最大因素，同時，從朝班的站序，我們也能得出明朝中後期文官勢力的逐漸崛起和武將勢力的沒落。

明代翰林院一角

2、官位之輕重與品級之高低發生了嚴重分離，使朝班秩序不再依附於品級

明初，官員的職位與品級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的。比如國公，就是正一品大員，在朝班上的站序，也同樣是按照品級劃分。而到了後期，就逐漸變化，如明朝的布政使，按官位來對應品級，這應該是二品要員，在地方上，就相當於如今的省長級別。但是如此大員，在朝堂之上，卻要屈居於三品之末。而同樣的知府，在明初也算是一方重臣，品級對應的是四品，上朝時應當入內殿奏事，而後期，這四品地方重臣，卻變成了不得朝覲的一員，只能待在午門之外等候召見。

這其中的變化，與明朝中後期的官員數量增多分不開。大量的增加如翰林講士、皇帝近侍等職位，同時皇帝依照個人喜好對這些人進行賞賜品級，必然使原本的地方要員被“擠”出隊伍之列。這些人在朝班的秩序上雜亂無序，更加導致了朝班的混亂。

明正德年間還發生過一件因朝班混亂而導致數百人下獄的事件。當時為正德三年六月，這一日下朝後，眾官員散去，太監在御道上發現一卷沒有署名的文薄，於是傳旨將百官再次召進殿內，按照班序站好，尋找是何人遺棄，但是這個時候就發生問題了，四品以上的官員基本都能固定位置，但是四品以下，則是雜亂無章的站立，去哪裡找丟書之人？因此，在當晚就將三百位官員統統送入鎮撫司查問，杖斃三人後也沒問出個所以然，此事就不了了之。

官位的輕重和品級的高低，在明朝中後期發生了嚴重的分離情況，因此，朝班的站序，就形成了“失憲體而亂舊章”的情況，這一點在皇帝賜宴上也能體現，如在成化年間，成化帝賜宴，菜餚上“給事中、御史”重，但中書舍人薄，當時的中書舍人李應貞感到不平於是上疏，還遭到了御史的彈劾、因此，朝班的變化，也體現了朝堂之上勢力的變化。

中書舍人

3、錦衣衛的勢大，導致群臣對朝班禮制產生爭議

錦衣衛是天子之軍，在永樂朝後，錦衣衛的體勢逐漸就大於一般武臣。在最初，朝班中的右班，也就是武將班，為大都督為先，但是在正德朝時，錦衣衛首領錢寧逐漸勢大，在原本四品的基礎上，又加封為右都督，於是朝班的站序，就漸靠前。而到了嘉靖時期，嘉靖皇帝的兒時玩伴兼救命恩人陸炳掌管錦衣衛，因其功大，加三公重銜，官品則在都督之上，從而立於右班班首之位。因其受到嘉靖帝寵信，百官們也是敢怒不敢言。

而到了陸炳死後，後繼的錦衣衛首領沒了三公重銜，卻依然沿襲舊規，立於前列，這下，群臣們就不樂意了。紛紛上疏譴責：“部中以錦衣為重，竟不能持否？”

而嘉靖皇帝，對於這一幫文臣的此類奏疏，置之不理，任由其譴責。每日裡朝堂上的糾儀官都要為這種事情進行調停，最終是在首輔嚴嵩的說和下。達成了錦衣衛“仍前立，行稍下；鳴鞭行禮後，都督上前，為首位”，方才解決問題。

當然，嚴嵩的調停只是權宜之計，錦衣衛在朝班上的爭奪，依舊沒有停止，在萬曆朝以後，隨著宦官勢力的增強，錦衣衛作為宦官勢力的武力保證，在朝堂上的地位水漲船高。長期居於班首而不讓。錦衣衛在朝班上的地位變化，足以說明“勢大”足以撼動班次，雖然這不合乎正禮和禮制，但是群臣卻不得不遷就與此，這也是明朝後期的一個朝堂勢力變化的顯著特徵。

錦衣衛

4、朝班禮制的紊亂，致使因循盛行，百官“知其非而不敢言”

因循，顧名思義，就是沿襲，守舊之意。在正德年間，每逢去南京朝賀，一般以魏國公為班首領銜致辭。之後到了嘉靖初年，魏國公徐鵬舉被彈劾罷職，朝賀的班首之位，則由撫寧侯朱嶽代行，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但是朱嶽卻長期佔據班首之位不下，於是群臣又因此發生爭議，而此次的結果，是在禮部的和稀泥下草草了之，禮部以“此為權宜之計，而班爵者不易來回改動”為由，將群臣的抗議給壓了下去，撫寧侯朱嶽獲得勝利。

禮部的和稀泥，也是無奈之舉。深知這朱嶽不合禮制，但是卻“知其非而不敢言”，致使朱嶽自認為理所當然的繼續下去，而此事的最終結果就是讓後來者繼續效仿。這一件小事，從很大層面上折射出明朝中後期朝班紊亂的根本原因。

雖說品級是固定的，但是現實中有很多具體的情況卻紛壇複雜，比如勳爵中的公侯伯，伯為勳臣其三，但是在嘉靖時期，靖遠伯王謹以曾任“協同守備南京”為由，自行就列於班首，與公侯同列，這種情況，就又使得禮部大傷腦筋。因此，

因循同樣也受到人情的影響，中國人喜歡講究一個謙讓，在朝堂上也是如此。長官下屬、前輩後輩以及資格深淺等，這些都會在朝堂上的謙讓中得到體現，從而出現相互推讓的情況。如弘治年間，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之品，吏部尚書屠庸也為太子少保，按制度來說，吏部大於兵部，屠庸應居馬文升之上，但因馬文升資格老，於是屠庸謙讓，甘願居馬文升之下，而馬文升，受之甘然。此類人情世故，比比皆是。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是“違制紊序”的表現，本身就是“懷私意而撓國法”的具體表現。

朝會

5、對朝綱的影響以及“荒朝”所帶來的的負面效應

朝班，是一個朝代朝堂文化的實質表現。朝班的整齊肅穆，就會使群臣百官對皇權以及君威產生本能的畏懼和無上的敬意，這也是洪武時期朱元璋急切地設置朝班秩序的根本目的。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祖制已經被破壞的一乾二淨，越級而立，依勢而立，使莊嚴的朝班成了權力的爭鬥場。明朝的朝班一直在變化，舊制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不適應新的朝堂格局，但是在基本原則上大體通用。而各方勢力的班次變化，折射出了明朝中葉以後朝政的混亂。對於逐漸越積越深的朝班矛盾，明朝的相關官員沒有與時俱進，只是簡單的呼籲恢復祖制，而不去尋求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也是明朝逐漸沒落的一個表現。

成化年間，大學士丘容曾上疏言。恢復朝班的禮制，依照洪武、永樂之定式，畫為圖樣，懸掛於朝門之上，讓入朝的百官都能看到，以供學習。但是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無稽之談，時局在變化，時代在發展，一百年前的舊制，已經明顯不適合於當下，制度應該順勢而變，而非因循守舊，正所謂“不變之法未必為良法”，單純的守舊，抱著過去的經驗不放，實在是愚人之詞。

朝班依附於朝會，而在中後期的明朝諸位皇帝，卻出現了荒於上朝的情況。嘉靖帝曾直言：“朝堂一坐亦何益？”連皇帝都這樣認為，那麼大臣們對於朝堂的敬畏之心，就會逐漸減少。嘉靖十三年後，三十年不上朝，以至於在後期舉行日朝之典時，鴻臚寺竟不知禮儀制度，尋找相關記載，也早已遺失。萬曆皇帝在早期短暫的勤政後，又開啟了明朝時間最為長久的停朝，本身朝班的秩序，因為皇帝的久不上朝，最終形同虛設，班行次序也逐漸的沒有章法，因此，在沒有皇帝的主持下，如同前文那種的班行站序的爭議也就多了起來，舊制不依，新制未定，致使明朝中後期的朝堂，已無規矩可言。

萬曆皇帝

結語：

有明一代，歷經兩百餘年，朝班的基本原則是“以品定班“，這各基本原則一直沿襲，雖說原則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品級已經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明初朱元璋所設置的朝班制度，是期望 起到凝聚人心，強化“主尊臣卑”的等級的效果和作用，也是體現官員“貴賤尊卑”的表現方式之一，但是當權力跳出品級的框架，不受到品級的約束時，朝班也就不可能再保持穩定的狀態，這也就是明代中後期朝班變化的最根本原因。朝班的變化，也在某種程度上，映射出明朝中後期的官員制度以及時政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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