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被打破，被迫的開始融入世界。
隨著封建壓迫的日益加劇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逐步加深，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家壓迫越來越嚴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太平天國運動、捻軍以及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相繼興起，各地烽煙不斷，外國侵略者對於中國邊疆的領土也野心勃勃，中國的邊疆面臨蠶食鯨吞的局面。
▲鴉片戰爭
面對內憂外困的局面，傳統的八旗和綠營等軍事力量經過長久的安逸享樂早已喪失了戰力和戰心，難堪大用，清政府左支右絀，十分狼狽。在不得己的情況下，清政府將軍事權力逐漸下移到地方，允許地方興辦團練，鎮壓農民起義。經過幾十年的戰鬥，國內起義的烽火先後被撲滅，而在戰爭中，也湧現出了一批地方武裝，尤以湘軍為代表，湘軍不僅成為清政府賴以倚重的重要軍事力量，還成為歷次戰爭的主要決策者和指揮者。湘軍等地方武裝力量的崛起，標誌著晚清軍事近代化的開始。
▲湘軍主要將領
本文將從晚清軍事近代化入手，結合史料分析湘軍的建軍、治軍以及作戰思想，並帶來自己的總結和反思。
一、建軍思想——將必親選，兵必自招
湘軍的軍事將領，大多是地主階級以及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軍事思想大多來自於儒家義理之學。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對傳統的封建禮教仍然持有絕對的信任態度，認為不斷髮展壯大的太平軍是儒家正統文化以及封建社會統治的重要威脅，因此主張剿滅太平軍。他們以忠君勤王、捍衛封建禮教為建軍宗旨。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說：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以至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只說，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由此可見，知識分子出身，從小飽讀儒家經典，義理之學的士人對太平天國持有極大地不安感。
他們認為鎮壓太平軍並不僅僅是為君父分憂，更是為了捍衛維繫封建統治的綱常名教。他們在湘軍建軍的過程中，與士兵關係的維繫中都採用了這一思想。
▲太平天國運動
曾國藩鑑於當時綠營兵的積弊，在湘軍建軍的過程中，依照明代名將戚繼光的營制來選拔將領。他以抽象的“忠義血性”為號召，採用了包括選將、募兵以及糧餉籌備等多種措施來保障軍隊的戰鬥力。 湘軍在建軍過程中特別注意兵將的選擇，為了一掃綠營惡習，湘軍軍事首腦採用“使儒生領農民”的方式招募成軍。
曾國藩號召人們以“正學”與“邪教”作鬥爭，在湘軍主要將領的選擇上，注重選用與他志同道合的門生、故舊為羽翼，並把一批地主階級中考場失意的知識分子作為骨幹，綠營軍官凡守備以上概不錄用，士兵則需“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氣者。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
▲湘軍鄉勇
與嚴格的招募條件相適應的，就是以名利為餌。當時農村品僱工全年工資僅銀五兩，而湘軍正勇每日銀錢四分，合計全年約五十兩，已高出僱工十倍。同時，湘軍官兵在每次戰役後保舉官職，也是曾國藩等人極為重視之事，戰勝太平軍後，湘軍高級將領受封各級爵位，授任總督、巡撫的不可勝數，東南半壁幾乎全是湘軍之人。加之湘軍地方色彩濃厚，“湖湘子弟”多屬同鄉、同學、戚族各種關係，他們在名利的雙重誘惑下，奮發“忠義血性”為清王朝效命。
二、治軍思想——以儒治軍，仁禮忠信
作為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湘軍將領在治軍的過程中多采用儒家義理之學，在古代兵制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的有益軍事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治軍思想。湘軍治軍思想的本原是儒家思想，《清史稿》中評價曾國藩“國藩事功，本於學問”，說明湘軍的治軍思想根植於他們的學問理念。
▲曾國藩塑像
（1）以“仁”、“禮”為治軍之本
“仁”、“禮”原本就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元素。曾國藩早年研習理學，強調以義理為先，在創建湘軍的過程中，他把理學思想的“仁”、“禮”轉化為湘軍的具體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最終指向對君主的絕對忠誠。 他曾經說：
“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日“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封建理學是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以忠君為核心，而湘軍就是以理學為精神支柱的。湘軍強調以“禮”治軍，要求在處理內部關係與朝廷關係上要“忠”、“尊”，即湘軍下級對待上級要“辨等明威”，要“慎言語，敬尊長。”曾國藩尤其強調“辨等明威”、“尊上而知禮”，士兵在行軍打仗時，要“以敬畏長官為第一要義”，使湘軍內部“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 ，形成了各級相統屬的政治秩序。
▲《湘軍九洑洲戰圖》局部
（2）以“廉”、“慎”為將領之則
在治軍上，湘軍將領以“勤恕廉明”和“謙慎”作為將領的行為準則。胡林翼要求將領“至勇至廉”，左宗棠要求將領“恕以馭下”，曾國藩則要求將領以“勤恕廉明”律己，並將其概括為“勤以治軍，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他還重視用“謙慎”二字教育部隊。曾國藩的用心在於通過“勤”達到嚴格訓練和管理部隊的目的，通過“恕”與“廉”改善部隊內部關係，通過“明”正確地選拔部屬和處理日常事務，通過“謙慎”使部隊戒驕戒怠，保持常備不懈的狀態。
（3）以“法”、“令”為興軍之要
湘軍以“立法行令”、“寬嚴相濟”作為管理部隊的主要方針。曾國藩認為“寬縱不可以治軍”，強調軍隊必須“立法行令”、“規矩森嚴”、“進止畫一”。他親自為湘軍制訂營規，同時用通俗的語言編成歌訣，讓官兵學習，遵守各項規定和紀律。曾、胡、左、李都主張治軍應“寬嚴相濟”、“恩威並用”，只是在寬嚴程度的把握上略有不同。
▲左宗棠（一排右三）
曾國藩強調士兵在行軍過程中的紀律性，他以當時湖南流行的“蓮花鬧”為歌詞編寫了《愛民歌》，親自為官兵講解，並在《愛民歌》裡列出了三大紀律：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走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門。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湘軍創建初期對於法令的重視，嚴明的紀律，對於士兵的高要求對於創建初期的湘軍形成組織嚴密、紀律尚好，步調統一刻苦耐勞的精神風貌和打開軍事局面、站穩腳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作戰思想——以穩為先，穩慎徐圖
湘軍將領在用兵方略上，仍然遵循古代兵法，採用主、正、奇、客只之說，但是在具體的戰役中，重視將用兵方略與具體的情況相結合，形成了切合實際的作戰指導思想。
（1）以“穩慎徐圖”、“致人而不致於人”作為指導戰爭的基本原則
曾、胡、左、李都主張慎戰，所謂“軍旅之事，謹慎為先”。1853年冬，曾國藩在湖南督練水陸師時，咸豐帝命令他迅速馳援安徽。他堅持軍隊沒有練好，武器沒有配齊之前，不能出征，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則矮人觀場，不堪一擊。他在對咸豐帝的奏摺中說：
“豈可兒戲成軍，倉促成行，人盡烏合，縱能速達皖省，終究於事無補。總須戰艦二百號，大小炮千餘位，水軍四千，陸軍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氣候。”
湘軍在成軍之初，人數僅有兩萬人，兵員的數字與太平軍想比處於絕對劣勢，官兵都缺乏臨陣經驗。特別是湘軍使用武器，仍以冷兵器為主，熱武器有限，攻擊力量薄弱，戰地交通也十分落後，部隊行動遲緩。曾國藩和胡林翼從“審己之強弱”出發，就形成了“喜主不喜客”，一意求穩的軍事思想。
▲太平軍與湘軍對峙
（2）以“審察全局”、“審勢審力”作為制定戰略方針的出發點
湘軍將領胡林翼指出：“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其次，要“審勢”，注意瞭解地勢和敵勢；再次，要“審力”，注意弄清敵我雙方的兵器兵力對比。最後，與將領共同謀劃，擇善而從。
曾國藩也注重從全局出發來制定戰略方針，並且十分懂得在戰爭中發揮下級將官的智慧，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他曾經稱讚王鑫：“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傳達各營官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地圖數十張，每人分給一張，會諸將各抒己見。”李鴻章也說:“弟向於防剿事宜，皆令諸將酌擇自陳，而後定斷。”
▲李鴻章畫像
（3）重視戰役指導，保證戰略任務的實現
胡、左、李在戰役指導方面多有成功的經驗：一是以靜制動，先求穩固，然後進剿。二是圍城打援，先殲援敵，後攻守敵。三是“先剪枝葉，後圖本根”。四是“先期合力，必求其厚”、“臨陣分枝，不嫌其散”，亦即總體上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切勿分散兵力；作戰部署上則應有明確分工，一般應分主攻、助攻之軍及散兵、援兵、預備隊的配置。
總結
湘軍統帥們的軍事思想，不僅對傳統的軍事思想多有繼承，而且在新的情況下有所發展。他們的軍事指導思想，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是分不開的，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提出了以學習西方技術為核心的“自強”思想，推動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在器物技藝方面的深入發展。
▲時局圖
但是，湘軍的軍事思想仍不免成為封建軍事思想的落日餘暉，與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展的軌跡已經不相適應。首先，他們的軍事思想是在內憂外患的前提下被動的繼承發展的，因而缺乏自主性和前瞻性。其次，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們依然用傳統的等級尊卑和家長制觀念來控制軍隊，不可能讓士兵成為有思想的個體。最後，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他們仍然只學習器物技術方面的內容，未全面實行近代化。
參考文獻
《清史稿》
《胡林翼全集》
《曾文正公全集》
《李文忠公全集》
《洋務運動》
《籌辦夷務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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