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進為謀誅宦豎徵召藩鎮入京以脅迫太后的方案，是自取滅亡的行為歷史頭條網

小A點評三國風雲人物：袁紹（六）召藩進京

在講今天的話題之前，我們先關注一下何進外戚勢力的人物關係。

何進與妹妹何太后並非一母所生，他們實際上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何太后的母親，在何太后當上皇后的第二年，被封為舞陽君。舞陽君在嫁給何進的父親之前有過一段婚姻，夫家姓朱，並生育有一個兒子叫做朱苗。後來舞陽君帶著兒子朱苗一起嫁給何進的父親，又生下了何太后。而朱苗由於成長在何家所以就被改姓了何，也就是車騎將軍何苗。

所以，實際上何進與舞陽君以及何苗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所以舞陽君與何苗在何太后的面前說詆譭何進的壞話是有可能。

這樣看來，以大將軍何進為首的何氏外戚集團，在成分上其實並不複雜，這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家庭起自“屠者”的社會底層，並沒有複雜的社會背景有關。用我們現在的話講這就是一個依靠裙帶關係而起身的暴發戶式的家庭。所以何氏外戚家族在面對朝廷中的各種世家背景或者權貴階層的時候，是會表現出極度的不自信的。這是何進不斷拉攏士族世家的原因，也是何太后不願意盡誅宦官的原因。

實際上，何進在面對包括士族和宦官在內的權貴階層的時候，始終都表現出了“素敬憚之”的態度。他的這種態度讓他得到了史書中“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的評價。

我們可以想見，當何進面對士族催促他速斷速決誅殺官宦的時候，就會擺出何太后來進行推脫。這使得這件事被拖延了許久。

何進的這種態度，會讓以袁氏家族為首的士族非常的失望。但是失望歸失望，謀誅宦豎這件事在士族人的心目中還是要辦的。於是以袁紹為首的士人，又想出了相應的對策。

據《後漢書何進傳》記載“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袁紹向何進建議的徵召藩鎮入京的計劃，以此來向何太后施加壓力的由來。並且袁紹的這個提議，也得到了何進的認可。

按照袁紹的這個想法，這些被召率兵入京的“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並不是真的要攻打京師，他們只不過是做做樣子，是要嚇唬一下何太后，是假的。這種行為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詐術。

正所謂兵不厭詐，袁紹之所以會出這樣的主意，是因為何進始終遊移不定，而何太后又偏向宦官。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利用這些“

四方猛將及諸豪傑”的聲討，來向何太后施加壓力，才能夠逼其就範。我們其實可以將這種行為理解成是一種“勤王”的狀態。

所謂勤王，又叫做“清君側”，本來是封建君主制國家中，君王或者皇帝，有難或者被“小人”挾制的時候，地方上的諸侯臣子們起兵救援的行為。但是在後世，這種行為往往又會被別有用心的人作為政權更迭的政治手段。

所以，如果從朝廷的角度來看，所謂的“勤王”或者“清君側”是一種違法的行為。一般情況下，地方上的諸侯是不敢輕易嘗試起兵“勤王”的。因為那樣很容易就會落下謀反的罪名。

可是這一次的情況則不同。身為外戚的大將軍何進竟然要徵召地方上手握重兵的藩鎮諸侯們帶兵入京，這就好像給這些藩鎮諸侯們發了一道免死金牌一樣。他們可以有恃無恐的帶兵以向京城。如果何進袁紹等人能夠將這種局面控制在有效的範圍之內還好，可一旦陷入到失控的局面，後果將不堪設想。

實際上，對於何進和袁紹的這種做法，當時就有兩個人預見到了不好的結局，並提出了反對意見，這兩個人一個是何進的主薄陳琳，另一個就是曹操。

據《三國志王衛二劉傅傳》記載，當時陳琳直接就向何進提出了反對意見，陳琳說道：“《易》稱‘即鹿無虞’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

這裡的成語“即鹿無虞”出自《周易·屯》，意思是說要去山中打獵（鹿）卻沒有熟悉地形和獵物出沒習性的嚮導，將會是白費力氣。後引申為盲目行事，徒勞無功的狀態。“虞”就是虞官，又叫虞人，是堯舜禹時期就已經出現的負責掌管山澤草木鳥獸的官員，一般在部落打獵的時候負責指揮。

“掩目捕雀”就比較直白，意思是遮住眼睛捉飛雀，比喻盲目做某件事或自欺欺人。這段記載，也是這則成語的典故出處。

陳琳這段話大概的意思是說：“（您）這麼做就像是‘即鹿無虞’‘ 掩目捕雀’那樣，徒勞無功又自欺欺人。就連微小的事務都不可能用欺騙的手段獲得，何況是像國家大事，使用欺詐的手段怎麼可能成功呢？現在大將軍您總攝皇威，掌握兵馬要職，可以像龍馬一樣昂首，如老虎一樣邁步，高下行事全都要看您的心情，像這種（除掉宦官的）事情對您來說就像是用火爐子燎燒一撮毛髮那樣的簡單。縱然違背了經典規矩，但是隻要合乎道理，就是在順應天命人心。可是您現在卻要將利器交給別人，尋求外援的幫助，真要到那個時候四方兵馬聚合，只有強者為雄。這簡直就是所謂的倒持干戈，授人以柄。這樣做非但不會成功，只怕是會成為禍亂的開始！”

這番話，陳琳可以說已經把道理講的非常明白，就是說，要想除掉宦官不過是你何進一句話的事情，根本沒必要去實施徵召藩鎮這種自取其禍的做法。

那麼當時曹操怎麼說呢？曹操在歷史上並沒有對何進說過任何勸阻的話。據裴松之註釋《三國志》引用《魏書》中的記載，當聽說何進要徵召藩鎮入京脅迫太后的時候，曹操笑了，並對眾人說道：“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這番話的大概意思是說“宦官這一職務，古今都有，（之所以會形成禍亂）都是由於他們的主人對他們不妥當的授以權力和恩寵，才會到了這樣的地步。要想治他們的罪，應該懲辦誅殺首惡元兇，讓一個獄吏去做就已經足夠了，何必還要去紛紛擾擾的徵召藩鎮外將呢？可是要想盡誅宦官，（那是不可能的，）必定會洩露出去，我將會看到他（指何進）失敗的一天。”

曹操這句話，點出了宦官亂政的症候所在，也指出了應對的辦法，甚至也看到何進袁紹失敗的根源所在。

在大多數品評三國的文章中，這一段一直都是曹操在智商和情商上的政治見解高於袁紹的對比條件之一。並且，袁紹由於給何進出了這樣一個徵召藩鎮入京的“餿主意”而被定格在了開啟東漢亂世罪人的恥辱柱上。易中天就曾經說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曹操和袁紹政治水平的高下。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袁紹在這件事情上真的就沒有曹操的這種見識嗎？

個人感覺，恐怕未必。實際上曹操所說的這種對宦官派遣一個獄吏“當誅元惡”的方法，並不是他第一個提出來。在何進與袁紹的交流中就已經有過類似的體現，只不過被袁紹所否決了。也就是何進第一次向何太后提出要誅殺宦官，而被何太后拒絕之後，何進又想出要“誅其放縱者”的記載。

在袁紹看來，“

誅其放縱者”與“當誅元惡”是一樣的，是會產生打草驚蛇的結果的，而使得謀誅宦豎的計劃重蹈當年竇武陳蕃的覆轍。所以在袁紹的思想中，要麼就不誅，要誅就要盡誅，要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在這裡還需要闡述一下曹操和袁紹立場不同的問題。從曹操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曹操對於盡誅宦官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只同意誅殺一部分的“

元惡”。所以這並不是政治水平的問題，而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當時雖然曹騰已經去世多年，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家族關係網肯定還存在，並惠及於曹操本身。假如盡誅宦官，不但會讓曹操失去這種關係網，很可能還會禍及自身。所以他不同意盡誅宦官正是出於這種政治立場的需要。也是曹操作為直屬於何進的西園八校尉中的典軍校尉，卻在整個何進謀誅宦豎的過程中，以及後來袁紹袁術等人進宮誅殺宦官的時候，始終保持緘默，處在觀望狀態的原因所在。

實際上，曹操在當時的朝廷中是處在一個極為尷尬的位置上的。他本身認定自己是士人，但由於他有著宦官養子後代的這種背景，與官宦勢力又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所以在情感傾向上又偏向於宦官。這讓他在處理問題的時候不能站在純士族的政治立場上。

那麼，當時純士族的立場是什麼呢？這個答案可以從陳琳勸阻何進的話中讀出來。雖然陳琳反對徵召藩鎮入京，但是對於宦官，陳琳的態度立場是與袁紹相一致的，那就是要盡誅宦官。關於這一點，在上一篇中我們已經講到過，那就是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在宦官勢力對士族黨人的不斷禁錮與迫害中，埋下了士族對宦官勢力仇恨的種子。

在士族的心目中，宦官就是社會的毒瘤，是朝廷中的敗類，是必須要予以徹底清除的禍亂因子，否則國家將無法正常運轉。說的直白一點，這已經不是什麼國家的政治問題，而是士族勢力對盡誅宦官的精神訴求，是一種洩私憤的極端表現。

作為士族代表的袁紹，正是本著這種洩私憤的極端需求之下，為何進出謀劃策的。陳琳所說的由何進牽頭士族帶兵進宮誅殺宦官的方案，袁紹並非沒有提出過。在袁紹對何進所說“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的話中，是包含有這一層意思的。只不過當時被態度曖昧的何進，以何太后不同意的理由拒絕了。

既然是何太后不同意，那麼就想辦法逼迫何太后同意。而何太后作為執政者，所最害怕的就是天下大亂，自己的位子不保。這樣看來，以“清君側”的名義徵召藩鎮入京，正可以造成這種天下大亂的假象。

這才是袁紹為何進制定徵召藩鎮入京計劃的根本原因。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董卓和丁原這樣的兩個不可確定的因素。

當時何進和袁紹一共徵召了四個藩鎮。分別是前將軍董卓、武猛都尉丁原、府掾太山王匡、東郡太守橋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