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日的一天，一個年輕人被人們用擔架抬出了海南島五指山，他神智昏迷，衣衫破舊，看上去像一個野人。他其實是一位植物學家，就在一年前，他還在哈佛校園裡，一面研讀植物學一面享受著古典音樂和莎士比亞戲劇的陪伴。是什麼原因，讓他從現代的大學校園，來到這個原始蠻荒的地方呢？
他叫陳煥鏞，是我國植物分類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蜚聲中外，被國際植物學界公認為“華南植物學研究的一流人物”。
中國植物學家陳煥鏞
陳煥鏞出身名門，父親陳言是香港第一家華文報紙——《華字日報》的創始人。陳言英語非常好，張之洞到倫敦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慶100歲生日時，陳言是他的翻譯。後來，陳言受清廷委派，赴古巴擔任總領事，在這裡迎娶了第四位側妻——西班牙裔女子伊麗莎。1890年，伊麗莎生下了陳煥鏞。據說，陳煥鏞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幾乎人人都很喜歡他，就是因為他從西班牙裔母親那裡遺傳了“熱情又親切”的性格。
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家庭背景自然也決定了陳煥鏞比同時代人遠為“國際化”的人生。1905年，15歲的陳煥鏞遠赴美國讀書。中學畢業後，他先是在馬薩諸塞州農學院學習森林學，1915年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你可能會有疑問，都出國了，幹嘛不學點金融、管理這些高大上的專業，非要學習 “森林學”這種冷門呢？其實在青年陳煥鏞心裡，學習森林學是因為他想為國效力。
咱們中國是世界聞名的植物大國，擁有高等植物達30000多種，居世界第三位，但那個年代國內研究植物的人幾乎為0。陳煥鏞留學時，經常看到中國的植物標本存放於歐美各國標本館，分類不標準，命名也混亂。散見於各種刊物上的論文也良莠不齊。陳煥鏞是一面看一面嘆氣，心想：我們中國的植物，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研究。因此，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森林學。
1911年，他就在學生自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論述“森林學在中國的重要性”。他說，“不加選擇地砍伐森林已使整個省份變成荒野”，中國因而需要大量的森林學者來教育民眾，並利用西方科學的長處恢復生態，以免“洪水氾濫和不良氣候”毀了中國。可惜，都過了100年了，中國的環境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咱們不妨把這篇陳煥鏞在21歲時寫下的文字拿來學習一下，或許會有些啟發。
陳煥鏞在哈佛的大部分時光是在阿諾德樹木園度過的。阿諾德樹木園建立於1872年，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已成為歐美最知名的中國樹種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中國植物比任何一個其他西方國家植物園都要多得多。陳煥鏞讀哈佛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研究這些材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這裡花費幾年時間所見識的中國樹木，如果在國內的話，也許要用一輩子考察才能見識到。”這就是所謂的牆裡開花牆外香吧。
1919年秋，陳煥鏞隻身前往海南島，成為到此採集植物標本的第一人。
1919年，陳煥鏞從哈佛大學畢業，獲得林學碩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獲得舍爾頓獎金500美元，一般人都會拿這筆錢去歐洲遊歷一番，就類似於我們的畢業旅行，但陳煥鏞卻提出要回中國採集標本。
當年秋天，他進入海南島五指山區，開始在這個西方植物學家還未涉足的“處女地”裡尋寶。要說這個時候的陳煥鏞還真有點堂·吉訶德的勇氣，除了一本探險手冊和簡單的採集工具，壓根就沒有別的東西“護身”，堂·吉訶德身邊還有個侍從桑丘，他卻是孤身一人，和數不盡的毒蜂、螞蟥、細菌與病毒作戰。他原本計劃在海南島逗留一年，可10個月後因為營養不良，又染上了惡性瘧疾，高燒到40℃，以至從樹上摔下來，左手受傷，腫得像冬瓜，最後不得不被人用擔架抬出山區。不過，就在這10個月裡，他採集到了數百號計的植物標本，發現了不少植物新物種，在他看來，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
1922年，他和曾同在哈佛求學的植物學家錢崇澍，以及學生秦仁昌組成了一支考察隊，深入神農架一帶，風餐露宿，採集了8000多號植物標本，這也是中國植物學家第一次自行組織的初具規模的考察。
1928年，他從南京東南大學轉入中山大學任教，創辦植物研究所，5年之後，研究所館藏的標本超過了6萬件，令他非常高興，這個數量在當時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
這個成就來之不易。研究所草創之初，經費捉襟見肘，他把自己數千銀元的薪金和補助費都貼進去了不算，還努力奔走“化緣”；他的研究所一早就為標本的採集、修剪、製作與鑑定制定了一套科學規範的管理流程，其嚴密程度與現代計算機管理非常相似，令前來參觀的國際同行衷心佩服。
從1930年開始，他多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嶄露頭角。他那典雅的英文講演和嚴謹的學術研究贏得了國際同行的普遍尊敬，被公認為“華南植物研究第一人”，而他的努力也讓我國科學家有機會加入國際植物學會。
那時候他的事業可謂春風得意。僅1928年~1934年，他就在廣東採集了近3萬件植物標本，因為他一直想要“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廣東植物誌，收集並栽種儘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保護它們不至於絕滅”，他還率先創辦英文學報，因為他覺得“科學是一個世界性的整體”。
那時候他被熱愛他的學生圍繞，後來蜚聲中外的植物學家秦仁昌、蔣英、陳封懷、方文培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他英文絕佳，莎士比亞的作品倒背如流。一次曾以“森林與詩歌之美”為主題進行英文演講，其文辭之優美令學生如醉如痴，他的學生、著名林業學家徐燕千教授到了八十多歲高齡還撰文說他“永誌不忘”。
這裡還有個小插曲。大概在1932年，香港發生一件命案，死者經解剖檢查，發現有樹葉之類的殘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區沒人認識這到底是什麼植物，法院也沒辦法判案，最後求教於陳煥鏞，才知道是劇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藥），陳煥鏞從此揚名全港。
可惜，歲月靜好終究敵不過無情的戰爭鐵蹄。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1938年廣州淪陷前夕，陳煥鏞深感局勢危急，就把研究所裡的圖書、標本和儀器分批運至香港九龍自家所有的小樓中，繼續工作。誰料不到3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也被日軍佔領，這些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心血之作眼看又要落入敵手。陳煥鏞與在港同事本可逃亡，但他哪裡捨得下這十多萬件植物標本和數千冊珍貴圖書呢？
就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當時在偽政權中任“廣東教育廳廳長”的林某提出，他可以幫忙將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並且承諾願意協助解決運輸、搬遷等事務，他還允諾將被扣留在廣州的研究所一併交還。陳煥鏞與全所職員反覆商議後認為，雖然這些名貴的標本運往廣州後，是在偽政權的名下，但廣州這座名城總歸是要光復的，它們還有希望回到祖國的懷抱。如果毀於戰火，就再也不可能完璧歸趙了。於是決定同意林某人的計劃，但一再聲明研究所是純粹學術機關，絕不涉及政壇，以免此事被日本侵略者和汪偽集團利用來進行宣傳。
1942年4月底，這批珍貴的標本和圖書運回廣州，農林植物研究所此時已更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陳煥鏞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但他從不涉足政壇，不與敵偽官員同流合汙。
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與陳煥鏞是同鄉，因為仰慕陳煥鏞的名聲，特別邀請陳煥鏞在公眾場合演講，無非是想借陳煥鏞的名望，為汪精衛的偽政權抹上幾道油彩。不想，陳煥鏞登臺演講的題目是“植物與人生”，大談了一通植物對人生的重要，它們的用處如何之廣，還有神農如何嘗百草，李時珍怎樣辨藥材……滔滔不絕，聽眾聽得津津有味，可是離陳璧君希望他講的題目卻有十萬八千里，陳璧君這個汪精衛集團中有名的悍婦對陳煥鏞卻無可奈何。就這樣，陳煥鏞不顧個人榮辱功罪，終於使科研成果和珍貴標本，完整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抗戰勝利後，陳煥鏞將保存下來的標本和圖書、儀器送還給了中山大學。
不料這個時候，竟有人誣告陳煥鏞為“文化漢奸”。幸虧當時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於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並願擔保，1947年法院被迫以“不予起訴”了結了這樁冤案。
1958年，陳煥鏞（左二）與蘇聯科學家交流。
長期居住在南方的陳煥鏞與中科院的緣分始於1954年。這一年，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收，分別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和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分所，陳煥鏞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次年，他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不久，他開始著手為華南植物研究所興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從園址的選定，到園內規劃均親自主持，並邀請全國植物學家和園林專家共同進行建園規劃。經過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佔地4500畝， 館藏達百萬號標本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成為我國最大的南亞熱帶植物園，為我國三大植物標本館（北京、昆明、廣州）之一。每年接待100多萬人次遊覽。其中木蘭園、叢生竹園和姜園面積之大、收集種類之豐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華南植物園
在從事植物研究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陳煥鏞發現了新分類單元逾百種，新屬不少於10屬，尤其以銀杉和觀光木屬的發現最為矚目。銀杉有很多稱號：“活化石植物”、“植物中的大熊貓”、“華夏森林瑰寶”、“林海珍珠”等等，它一直被視為中國特有的珍稀物種，是植物界的“國寶”。
藏於華南植物園標本館內、由陳煥鏞1957年鑑定發表的“活化石”銀杉標本。
1956年夏，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正在北京作短期工作的陳煥鏞收到了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學家鍾濟新教授寄來的一批新發現的植物標本，其中就有銀杉。陳煥鏞教授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匡可任教授仔細地研究這些標本以後，認為應屬松科的一個新屬和新種。為了探討部分器官的解剖學特徵，求得較深入材料，他整整推敲了兩年才發表。
作為中國植物分類學鼻祖，陳煥鏞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他曾參與組織編寫了幾部植物誌，包括《廣州植物誌》、《海南植物誌》。1959年被聘為《中國植物誌》副主編後，為方便工作遷居北京，住在中關村特樓的14號樓303號。當年陳煥鏞做副主編的時候，《中國植物誌》只完成了數卷。直到2010年1月，這套歷經四代科學家、耗費半個世紀，擁有126卷冊的鴻篇鉅著終於完成，並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中國植物誌》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實用意義，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誌之一。
陳煥鏞不但是傑出的科學家，也是優秀的教育家。解放前我國科學技術落後，人才奇缺，從事植物分類學工作的更是稀罕。早在30年代，他就強調發展科學事業必須培育人才，在金陵、東南和中山大學任教期間，他曾培養了不少人才，以後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又帶出一批研究生，他的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己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教授。
華南植物園的陳煥鏞銅像
1971年1月18日，陳煥鏞在廣州逝世。至今華南植物園標本館裡仍樹立著他的銅像，他與植物園之間的深厚情感從未間斷，他與所熱愛的學術領域一刻也沒有分離。
閱讀更多 樂活中關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