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向我抱怨，這次疫情讓她與好幾個朋友“決裂”。我苦笑答道，我也是。作為一個不愛朋友圈的人，這次疫情我更新頻率快了許多，尤其是在發生一些熱點事件後，會轉發大量消息到朋友圈。但也接收到不少留言，站在跟我完全不同的立場，他們紛紛勸我，“不要在朋友圈一直轉發負能量”、“沒想到你也是憤青，我覺得你太偏激了”、“你為什麼就不能理解一些政策的苦心呢？為了大局，總有人要犧牲的呀”……
鑑於朋友圈裡本來有些人就不算是朋友，何況他們本身是各種“震驚體”的愛好者，看到他國疫情超過，就驚喜地“反超了！”看到美國感染人數破10萬，就幸災樂禍地“破10萬！”我只能先刪為敬了。一個讓生活暫時陷入停擺的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鏡，讓我們看到了眾生相。一張武漢人領骨灰盒的照片，都能讓一部分人感到不快，“這個時候你發這樣的照片，別有用心啊”。我和朋友不約而同地感到：原來太多太多人，缺乏對他人痛苦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我所理解的共情，就是你所經歷的不幸、你所感受到的痛苦，雖然看似與我無關，但我能感同身受，並站在你的立場上，理解你的籲求，並試著力所能及地幫助你。
共情之所以不只是同情，是因為後者可能只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視角，或者隔岸觀火。他知道你很“可憐”，也動過惻隱之心，甚至也掉下眼淚，但就侷限於此。
共情超越同情的地方在於，同情可能發生在“我”和“你”之間，但你是你我是我；共情是讓“我”和“你”成為“我們”，這個“我們”大於不同理念、信仰與價值體系的分歧，它指向的是更普適的東西，比如生而為人的權利、尊嚴和自由。
如果換用政治學者周濂的一個說法，同情是一個倫理學的概念，“所有的屈辱、苦難和不幸要麼來自一地雞毛的倫常糾葛，要麼來自晴天霹靂的無常命運，前者的道理說不清楚，後者的道理沒處可說，於是乎中國式好人對於‘為什麼’的追問最後只能化約為認命。”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如果不幸降臨了，也只能受著了。
共情更像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它指向的是“何以至此”的追問。周濂指出，“通常認為政治哲學只探討兩個問題，一個是‘誰得到了什麼’，一個是‘誰說了算’，前者指的是權利和利益的分配問題，也就是‘正義’問題，後者指的是權力的‘合法性’問題。”
換句話說，個體所經歷的不幸，是否涉嫌權利被侵犯的不正義，某些碾壓個體權利的決策，是否充分合法？共情不只是樸素人道主義立場同情苦難，也試著追究不幸的形成機制。它不僅有雞蛋的視角，更有雞蛋的立場。
但只要翻閱微博評論就會發現，太多人失去了共情能力。他們也憤怒於老人被打，但他們更擔心有人“帶節奏”；他們也能理解失去親人者的哀嚎，但更擔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們也不見得完全不同意方方的看法，但更擔心“境外勢力”炒作……
很難說他們是壞人，他們也同情不幸者的遭遇，但有另外一個無形的“集體”的概念統治著他們的思維，讓他們認為有東西比個體的具體的苦難更重要。如果說，共情裡的“我們”，是關注每一個個體具體的苦難，那麼喪失共情者所擁護的“集體”，裡頭有的只是一個個面目模糊的個體，個體的悲歡喜樂並沒那麼重要，“集體”的目標和方向才是重要的。
換用哈耶克的說法，“我們”與“集體”的差別在於，集體“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社會為之組織起來的‘社會目標’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詞地表達成‘公共利益’、‘全體福利’或‘全體利益’。無須多少思考便可看出，這些詞語沒有充分明確的意義以決定具體的行動方針。千百萬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單憑一個多寡的尺度來衡量……根據一個單一的計劃指導我們的一切活動，就預先假定了我們的每一種需要都在一個價值序列中佔有一個等級，這個價值序列必須十分完整，足以使計劃者在必須加以選擇的各種不同的方針中有可能做出決定。”
也即，“集體”面前無個人。這個“集體”具體是什麼？埃裡克·霍弗在《狂熱分子》裡寫道，“被完全同化到集體裡去的個人不會把自己或別人視為人類。當被問到他是誰的時候，他會自然而然回答說他是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員。”
他們所心心念唸的“集體”，指向的是宏大機構、宏大目標、宏大身份與宏大敘事。我們經常聽到的說辭是，“沒辦法啊，為了控制疫情，必須要做出犧牲”；“沒辦法啊，我們國家太大了，情況太複雜了，我們要多一些理解”；“沒辦法啊，現在境外勢力都反華，儘快息事寧人，而不是給他們炒作的空間”……
就像劉擎調侃著，那批“集體”的信徒，熟稔地運用兩套不同的道理——“中國國情論”與“國際慣例論”。我們哪裡做得不好，就開始“國情論”了：我們的國情決定我們只能這樣，大家別亂噴；需要老百姓做出什麼犧牲了，就開始了“國際慣例論”：人家國際通行都這樣，我們要跟國際接軌，大家別亂噴。
應該強調的是，人們訴諸於“集體”，並不總是錯的；人們渴望在“宏大敘事”裡找到某種情感歸宿，也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人願意為了理念而犧牲自我，也可能是高尚而純粹的。
我們反對的從來不是“宏大”或“集體”本身，我們反對的是某一類人，他們看到的、擁護的、熱愛的，是一個宏大的但可能是空洞的理念，這讓他們看不到一個個具體的人。或者說，他們認為只要為了“集體”，就可以任意“犧牲”他人的權益。有些人雖然無法共情，但起碼有同情；而有些人不僅無法共情，當徹底被“集體”矇蔽，他們連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同情也沒有了。“集體”至上，任何可能影響集體光輝的言行舉止，都被冠上“陰謀論”，隨之而來的就是非我族類、黨同伐異。
你若提追問，他就認為你是“恨國”；你若讚美他國的做法，就被認為“跪久了，連怎麼站都忘了”；你若在他人唱讚歌時“不合時宜”地悲傷了，就被認為是“帶節奏”“是不是跟境外勢力勾結”，甚至還會被人肉過往言論，看你是不是“壞胚子”……總之，只要不符“集體”的利益，你很可能就給推到對立面，一頂大帽子扣過來。
那些“集體”至上者總是認為，“集體”好了，個體一定會好的，這的確是某部分事實。可問題是，當“集體”既不正義也不合法地犧牲了個體的權益時，他又該如何保證，自己不是下一個犧牲者？
作家韓少功說，這種心理頑疾叫“自我機會高估”。他們總是認為，個體的不幸那是概率極小的事情，壓根就不會落到自己頭上。“所有輸家的‘候補贏家’心態，最終支持了贏家的通吃；所有輸家那裡‘別人遭殃’的預期，使自己最終被別人快意地剝奪。在這個意義上，自我機會高估意味著人們自尋絕路，意味著我們的敵人其實源於我們自己，”韓少功說，“自我機會高估不僅支撐賭業，也是諸多強權和罪惡的基礎。”
與其自我機會高估、惶惶不可終日，毋寧為所有人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因此，我想呼籲大家重建共情能力。要看到一個個具體的個體，要允許他們有悲傷的權利、有申訴的權利、有追問的權利、有質疑的權利、有呼救的權利、有說出不同意見的權利。這不是刻意要抵抗一些什麼，這些本該是一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
我希望“你”和“我”能看到彼此、感受到彼此，希望“你”和“我”會成為“我們”。每一個“你”所經歷、所感受的，也是“我”可能會經歷和感受的，就像家人有苦痛，我們也會輾轉反側、會傷心難過。個體常常獨木難支，但“我們”是有力量的，“我們”發聲了、行動了，才能儘可能避免“集體”一刀切地湮沒個體。
閱讀更多 南都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