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日，素有“三大火爐”之稱的武漢暑意漸濃。徐州失守後，住於長江中游的這座近代化城市顯得無比重要，雖然國民政府早已宣佈遷都重慶，然而蔣介石本人和一切重要軍政機構仍在武漢。這一日，蔣介石接見了20位遠道而來的蘇聯軍事顧問，據當時在場的卡利亞金回憶，蔣介石非常坦率，“講自己軍隊的國難，講裝備不足，講軍隊指揮的落後方法，講某些將領的紀律鬆弛”，並且“感謝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援助，相信與蘇聯的友誼將幫助中國取得勝利”。
蔣介石
摒棄前嫌重返中國
1924年夏，在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大背景下，蘇聯幫助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和革命武裝，鮑羅廷、季山嘉等俄籍政治顧問一度成為左右革命政權的風雲人物。但是好景不長，貌似左派的蔣介石漸漸改變了原有的政治方向，開始對蘇聯和中共保持戒心，甚至敏感地擔憂自己會被劫持到寒冷的海參崴（1926年“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自己調動中山艦後，其親信歐陽格、陳肇英等人又四處傳播謠宣，稱共產黨唆使中山艦開赴黃埔，企圖炮轟黃埔軍校，劫持蔣介石到蘇聯海參崴。此後，蔣介石派劉峙等率兵在廣州戒嚴，包圍蘇聯顧問駐地，並將第1軍和黃埔軍校的共產黨人扣押）。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這場血腥殺戮快速蔓延，徹底結束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12月10日，南京政府單方面宣佈對蘇絕交，第二天，中共發動廣州起義，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因公開出面支持招來殺身之禍。1929年7月，蘇聯正式宣佈與中國斷交，除了與蔣介石政府的宿怨外，直接原因則是張學良不失為愛國的舉動——想要收回中東路控制權。
“九一八”事變後，儘管中蘇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面前依然矛盾重重，但日本侵入中國東北的現實，讓雙方感受到了共同的危機。蘇聯一方面多次向國民政府表達恢復兩國邦交的願望，另一方面又通過出售中東路和同偽滿洲國建立領事關係，換取與日本的相安無事。地緣政治總是錯綜複雜，面對日本軍事壓力的日益加重，蔣介石政府沒有多少選項。1932年12月12日，中蘇兩國正式對外宣佈：自本日起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
七七事變爆發，蔣介石向蘇聯政府提出2項要求：增加軍事援助，其中包括1.5億的貸款；兩國簽訂互助條約。蘇聯懼怕過度刺激日本招來戰禍，折中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正式簽署，蔣介石當時正調集精銳部隊圍攻上海日軍，日本政府為此感到震驚：“中國竟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實予日本以最大威脅”
隨著大量蘇制武器彈藥的購入，中國熱切盼望蘇聯軍事技術人員來華指導，以幫助這些裝備能夠發揮最大效力。10月，由254名飛行員和機械師組成的首批蘇聯空軍志願隊來到中國，不久即參加了南京、上海、南昌等地的空中戰鬥。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包含陸軍、空軍、工兵、炮兵、坦克兵等多兵種的蘇聯軍事顧問接踵而來，基本覆蓋了國民黨抗日正面戰場的各大戰區。蘇聯顧問的大批到來，讓蔣介石想起了他的“老朋友”加倫。在北伐戰爭中，蔣介石几次頓挫南昌城下，多虧蘇聯軍事顧問加倫指點迷津，採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擊潰南潯路上的孫傳芳軍機動力量，並最終攻克南昌。蔣介石倚重加倫，與他商量如何向長江下游進軍，加倫建議利用夏超、周鳳岐等地方武裝佔領浙江，使江蘇、安徽成為緩衝地。蔣介石言聽計從，後來始終感念加倫，評價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於是向斯大林特別提出，能否派一位得力的總顧問如加倫來華協助。但加倫沒能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他被扣上“陰謀反蘇”的帽子，慘遭斯大林肅反。
截止1942年2月，在將近5年的時間裡，德拉特文、切列帕諾夫、卡恰諾夫、崔可夫先後擔任起駐華軍事總顧問。他們都曾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幫助過國民黨。比如切列帕諾夫作為加倫的助手，當年幾乎全程參與了黃埔建軍、平定商團叛亂和東征陳炯明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相關史料顯示，此間，蘇聯各類軍事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遠遠超過5000人。對於蘇聯給予中國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援，蔣介石向斯大林表示，中國軍隊在竭盡全力驅逐侵略者和維持正義的同時，“仍一如既往希望蘇聯作為中國的特殊好友，能夠更進一步帶領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對日本進行有效的制裁”。
崔可夫
出謀劃策盡心盡力
1937年11月，蘇聯駐華武官德拉特文兼任首任軍事總顧問，他的開局工作很快贏得蔣介石的好評：“自從蘇聯顧問來華後，我們部隊作戰的情況改善了，請繼續派遣軍事顧問到我們各個戰區和集團軍工作。“受此鼓舞，德拉特文的繼任者切列帕諾夫，在1938年8月一上任即投入實地考察工作，時值日軍沿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他建議“除了在敵人進攻道路上組織防禦性阻擊外，還要從主要方向往北和往南集中後備力量，就像雪崩一樣壓倒突擊群的側翼和後方，切斷其後勤基地並向長江移動”。切列帕諾夫還對“武漢城市防禦戰鬥指導計劃”提出意見，主張儘量疏散武漢市民，利用空出的民房構築工事。
1938年那個炎熱夏季，蘇聯顧問著實為保衛武漢費心盡力。第一兵團司令部顧問保葛達諾夫曾經是一名優秀的機槍手，他馬不停蹄視察南潯鐵路前線，因過度勞累病倒在武昌的一家醫院，在養病期間，他還致電兵團司令薛嶽，就防禦工事和輕重機槍配備位置等諸多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許多看法。訓練總監部炮兵監劉瀚東陪同顧問畢諾烏索夫巡視長江南岸炮兵部隊，也獲得許多建言。10月初，武漢衛戍區顧問郭夫東經過詳細考察，提交了一份“陣地視察情形報告及建議”，衛成總司令羅卓英覺得“尚有見地”，要求各部隊結合實際局部改正。
廣州陷落，工兵首席顧問卡利亞金等前往粵北地區指導，第四戰區的工兵作業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們雖然只配備簡單的鐵鍬和斧頭、鋸子，卻為設置障礙獻出了一切力量。沒有機械化工具和炸藥要在所有道路上挖出長70米、寬3米的深溝是困難的。“古謝夫、秋列夫二位顧問為這一障礙計劃頗費功夫，卡利亞金深信“日軍在這一方向是過不去了”。果然，第四戰區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5月兩次擊退敵人北犯。
1939年底，蔣介石下令對日軍發起“冬季攻勢”，第三戰區負責切斷長江交通，炮兵部隊暴露出許多缺點。1940年初，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檢討大會上總結了一些客觀因素，諸如“敵在高山，我在低處，未能發揮我炮兵火力，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戰“。炮兵顧問希洛夫有不同認識，他的報告毫不諱言主觀因素：“對前方情況不瞭解，不經常偵察敵情，因之情況判斷錯誤，產生懼怕之心，缺乏攻擊精神，炮兵位置以距離前線較遠始覺安心。多數軍官對於戰術及射擊無充分之訓練。”蔣介石非常欣賞外籍顧問的“敢言“，明令獎勉希洛夫，同時處罰第三戰區炮兵指揮官婁紹鎧等一批炮兵軍官。
後來在衛國戰爭中表現十分搶眼的崔可夫，是在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擔任駐華武官和軍事總顧問。崔可夫上任不久，便於1941年春天和助手們協同陳誠的第六戰區制訂了一份反攻宜昌計劃。宜昌是長江中上游屏障陪都的重要城市，於1940年6月失守，當時崔可夫的前任卡恰諾夫曾經毫不留情地批評重慶“對部隊作戰缺乏堅強與連續一貫的領導，缺乏監督及貫徹目的之嚴厲要求。戰區長官、集團軍總司令及軍長等，缺乏勇敢與主動精神，沒有貫徹任務的毅力與決心。”
蔣介石批准實施宜昌攻勢，但對配屬200多門中等口徑以上火炮的設想予以否決，事實上的確很難湊齊如此大規模的炮兵。9月30日，第六戰區開始進攻，大約1個多星期後，宜昌東郊的一些據點紛紛易手。防守城區的日軍預感難以支撐，慌忙燒燬軍旗和秘密文件，軍官們甚至準備好了自盡的場地和用具。然而，陳誠最後並未取得成功，國民黨軍隊的攻堅力量似乎還不足以擔當反攻重任。崔可夫不免抱怨：“雖然完全有可能在日軍從長沙地區開到之前牢牢控制漢水流域和奪取宜昌，進攻卻停止了。”陳誠覺得遺憾，但他說：“我們這次反攻，確實是一次找敵打、與敵拼的戰鬥，比起以不爭點線為名，見敵不戰自潰者，總算替中國軍隊奪回一點面子。
兩黨隔閡與現實侷限
總體而言，國民黨方面對蘇聯軍事顧問的評價比較正面，認為他們在講授與訓練課程方面“教學認真“，在服務態度上“性情和藹“、“工作認真”。但是，許多複雜因素也制約著蘇聯顧問提出的計劃和建議的執行力度，第五戰區高級參謀張壽齡的看法就頗具典型性：“戰區在歷次與日會戰前，制訂作戰計劃時，都和首席顧問巴格丹諾夫上校事前經過研究。但由於他們對我們的將領和軍隊素質不瞭解，所以他們的建議多與實際情況的需要不符，只供參考而已。”
1939年夏天的某日，西安行營派下兩位蘇聯顧問視察潼關國防工事，坐鎮關中的第34集團軍胡宗南態度消極，打電話示意駐軍：“讓他們看看一般工事就算了，水久據點工事毋須引看。“據當時擔任第109師補充團團長的彭竹林回憶，蘇聯顧問十分仔細，哪怕小到一個槍眼有不合實用的地方，都很耐心地剖析利害關係。從中午一直查看到下午3時，拒不接受招待，連夜返回西安。當然，也不是所有蘇聯顧問都是這樣敬業，1942年調任軍令部高級參謀的蔡仁清就回憶，他早晚經過顧問辦公廳，常見他們圍在一起打撲克，辦公桌上的盧布顯示輸贏數目相當大。
此外，不懂漢語，不瞭解中國國情，不熟悉中國傳統和風俗習慣，也制約蘇聯顧問施展拳腳。崔可夫承認“這是遺憾”，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需要為國共關係表意見。1941年1月，新四軍在皖南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損失慘重。崔可夫以蘇聯駐華武官身份再三要求公佈事件真相，蔣介石佯裝不知底細，推說調查完畢一定詳述經過。崔可夫十分氣憤，質問何應欽是否在與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過蘇聯提供的武器，何應欽對此否認，但強調“新四軍是不執行命令，因此受到最高統帥的懲處”。崔可夫說：“絕不應向自己的軍隊開戰，為了贏得民族戰爭，人民應該團結一致。”進入5月份，國共又為中條山戰役八路軍出兵問題產生糾紛，崔可夫出面干預，引起延安不快，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兩年半來，國民黨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勢以來就沒有打什麼仗。要告訴總顧問，要他不要隨便亂說。”
1942年2月，出於衛國戰爭的急需，蘇聯決定召回大批在華顧問。崔可夫坦率地指出：“和史迪威將軍進行提建議比賽是不適當甚至有害的。我不願在中國公眾面前，為中國精銳部隊在緬甸因執行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命令而遭到的失敗承擔責任。”不可否認，蘇聯軍事顧問與對華軍火物資一樣，為中國前抗戰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閱讀更多 今朝隨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