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需要“病夫”，我們需要美好人性
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圖景是不值得一看的，因為它遺漏了一個時時刻刻充滿人性的國度。而一旦人文理念在此生根發芽，一個更美好的國度就會揚帆起航。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戲劇、散文：寫作與詩歌》（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在人類經歷了猶太人大屠殺的悲劇之後，我們都渴望群體和國家間的平等與尊嚴，但期間總是會有一些雜音。喜歡閱讀的朋友們可能會注意到，美國著名的《華爾街日報》在2020年2月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對於不瞭解或者不關心中國歷史的人們來說或許無足輕重，因為“病夫”（sick man）這個名稱在歐美往往被作為對一個貧弱國家的政治性稱呼，十分常見，但是，這對了解過近代中國歷史，尤其是19世紀後半葉鴉片等毒品肆虐危害的中國人以及海外研究者來說，印象就很深刻了。在這裡，或許值得來談點歷史，以及關於“病夫”的一些故事，因為這些故事，所關涉的並不僅僅只是中國、東亞，而是我們大家對尊嚴的認同，以及對美好生活和美好人性的期待。
“東亞病夫”：曾經的群體屈辱
中國在近代曾被稱為“東亞病夫”，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為這確實是整個18至19世紀帝國殖民時代整個東方世界的縮影，中國如此，印度也如此。就可以查到的信息，中國國內第一個使用“病夫”的，是曾任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校長的嚴復，他在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當年的天津《直報》上，發表了題為《原強》的文章，其中這樣寫到：“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從那個時候起，他就意識到了中國和中國人的積貧積弱，以及由此帶來的充滿苦難的社會記憶。
在中國內地廣受歡迎的臺灣歌手周杰倫，在他2001年的歌曲《雙截棍》，歌詞裡面提到“一根我不抽的煙，一放好多年，它一直在身邊”，所唱出的或許就是鴉片帶給我們的這種苦痛記憶，所以後面才有那麼一句讓人聽了感覺酣暢淋漓的“東亞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腳踢開！”而這種感受，在更老一輩的人們的記憶中，則可以回溯到20世紀70年代。在1972年，李小龍主演了日後風靡全球的香港著名電影《精武門》（Fist of Fury），在劇中，一臉憤怒的陳真，為了找出師父霍元甲被害的真相，扛著一塊“東亞病夫”的招牌，來到日本武道館，當著日本人的面將其一腳踢爛。不管是在歐美的留學生那裡，還是在中國國內，這部老電影經常是高頻播放的幾部作品之一。身處現代世界的我們或許無法體會過去的屈辱與苦難，卻依然能夠通過這部電影去感受過去的那種體驗，非常真實，也充滿震撼。在這裡，也推薦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一看。
平等的友誼：當下的意義
讓我們回到歷史。在1853年1月9日，當時風頭正健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跟英國駐彼得堡公使西摩爾先生會晤的時候，曾用“病夫”來稱呼深陷危機的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議俄國和英國一起瓜分土耳其帝國，但當時的英國並不願趁人之危，拒絕了這一建議。如今的土耳其，在中東事務中也有著舉重輕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盟的相關決策，早已不再是沙皇口中的“病夫”，在歐美普通民眾的心中，估計也沒人會覺得還是“病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都是相通的。
人們總是會尊重過往的時光。我們更不應該忘記的是，也正是在1972年的2月21日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了大洋彼岸這個還未建交的東方大國——中國，這一“改變世界的一週”，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篇章，並從此開始了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大批的中國人也從那時開始，有機會前往歐美各國，有的還在當地定居了下來，成為當地發展的參與者，成為中美、中歐友誼的推動者。
在這當中，不管大家的政見如何，不管大家身處何處，但有一點都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家都不想再成為“東亞病夫”，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健康生活、積極行動，也都希望自己過去和現在所在的國家能夠不卑不亢、自強不息，從而為我們提供值得期待的平等尊嚴與群體友誼，這樣才能在自己在外吃飯、購物、欣賞美景的時候不受責難，不再被貼上“XX與狗不得入內”的標籤。
共享彼此的美好人性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樣，中國人也不缺智慧，當然也會正視自己的問題。“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先生曾經用他家鄉通俗易懂的比喻，來說明美好生活的重要，並以此來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家一起來做生意，一起來發財，而普通的中國人也終於有機會走出國門瞧一瞧，總之，大家期待通過共同的努力，過上一種美好生活。
還是回到1972年，當時，伴隨著中美關係的破冰，著名的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受邀來華，拍攝名為《中國》的紀錄片。在這之後，這部紀錄片在中國和西方引起截然不同的回應，其間所折射的還是各國對於文化及其呈現方式本身所持有的不同態度，以及對於平等地位的不同看法。當然，這些都已經是過去的往事了，畢竟連他本人都曾經這麼回應到：“人們在這一報道中看到的只是我自己眼中的中國人。我拍的不是一部帶有教育意義的政治片……我是一個觀眾，一個攜帶筆記本——我的攝影機——的旅行者。”他本人並不想去觸碰中國人心中的傷痛，而回到當下，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對於美好人性的共同期待，而不是去觸碰過去那些苦難記憶和群體尊嚴的“傷疤”，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啊，總是要寬容！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危機時刻，也同樣會有各自應對這些危機的決斷時刻，世界歷史無不在記錄著這一切。如王爾德所願，未來的世界，我們大家都將會擁有“一個時時刻刻充滿人性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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