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隆興和議”簽訂後，持續近四年的宋金戰爭終於徹底結束。宋孝宗也逐漸冷靜下來，意識到想要“匡復宋室”並不是那麼容易。但是對於北伐失敗以及簽訂和約，宋孝宗並不甘心，當初的那團火併沒有熄滅，只是少了點野性。他不得不承認，以本國現在的情況，是絕不可能打敗金朝，收復舊土的。
怎麼辦？宋孝宗決定先從內部著手，一步一步發展經濟軍事實力，這樣才能有資本和金朝鬥。而在對外方針上，宋孝宗學聰明瞭，他決定先不打草驚蛇，擺出一副低姿態，以免引發衝突。
於是，宋孝宗的下一步計劃開始了——重整旗鼓欲雪前恥。
頻頻出手穩定政局
- 改年號
和約簽訂後，宋孝宗又是先從年號上“下手”，改“隆興”為“乾道”。當初，宋孝宗躊躇滿志，一上位就想“中興”，現在看清形勢以後，決定先穩紮穩打，慢慢發展。而且，“乾道”不光是給國人看的，也是給宿敵金人看的，其目的就是穩定雙方情緒。
- 與金朝“重修於好”，穩定邊境秩序
其一，為了北伐，宋孝宗設立一系列軍事機構，如“江淮都督府”、“河東招討司”等等。如果這些機構不撤，難免會給金人一種“隨時再戰”的感覺。所以，為了穩定局勢，宋孝宗下令撤銷。
其二，連年的戰爭令邊境地區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兩淮地區，許多地方甚至淪落成廢墟，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古來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百姓生活不好，宋孝宗這位子能坐穩嗎？於是，他連續下達幾道政令——1.免除邊境地區一切雜稅；2.令地方官員“勸民種桑賞格”，督促官員鼓勵百姓重建家園；3.令地方駐軍幫助百姓屯田。同時，由於宋金重開和局，宋孝宗也著令恢復雙方貿易往來。
其三，在1164年金兵南下時，大批南宋邊境將領不思為國，反而畏敵如虎，紛紛棄城南逃。在戰時，孝宗無暇顧及，和約簽訂後，孝宗立馬下旨徹查這些“臨陣脫逃者”。如輔將孔福，因棄城南逃，被孝宗下令斬首。其餘人縱使逃過死劫，也難逃被革職發配邊疆的命運。
孝宗處置這些庸將，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或者說孝宗並不能“慧眼識英雄”，之後還是有不少佞臣（如王抃等人）被重用。很多忠直大臣看不下去，上書勸諫，可孝宗終是不聽。
- 確立皇儲
太子乃國本，關乎一朝興衰，高宗久未立皇儲就引起了朝臣們的紛爭。和議後，在大臣們的進言下，高宗也開始著手冊立繼承人。孝宗不同於高宗，生育能力還算不錯。孝宗嫡妻郭氏就為孝宗誕下五子（四男一女），而其中四子及幼女皆早亡不論。
儘管出了“皇嫡孫”的風波，孝宗還是確立嫡長子趙愭為皇太子。史料上關於趙愭的記載並不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太子是個當皇帝的好苗子，高宗和孝宗都十分看好他(不過很可惜，這個太子英年早逝，接替他的是一個“不孝子”光宗)。
困境重重
正當孝宗處理完隆興北伐的餘緒，準備從內政下手發展國力時，他卻發現國內的情況遠比他想象的嚴重。
- 士大夫多浮華，不務正業，結黨營私，消沉頹廢
首先擺在他眼前的自然是身邊人的問題了。原來一些士大夫還有著些許氣節，銳意進取。可在北伐失敗後，那些鼓吹“苟安”之風的人又開始活躍起來。甚至，本來是主戰派的官員也開始保守起來，轉換身份成為主和派。
而隨“保守苟安”一同出現的，便是那盛行已久的“務虛之風”。有的人身居高位，卻無所事事，每天的“工作”不是把酒言歡，就是吟歌頌舞。愛好一大把，能力與心志卻全無。有的人甚至披起“佛衣道服”，每日不是談佛理，就是論道德。百官一副超脫世俗樣，如此一來，何不隱居山林，何必尸位素餐？何況這些人表面上自命清高，背後裡還不知道在幹些什麼勾當，時人陳亮曾尖銳地批評：
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
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均不言國事，恥於談論關於民生的財政大事，尤其是農事。在1166年，司農少卿一職空缺，孝宗任命進士出身的莫子濟充任。本來沒什麼毛病，然而這一調任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大臣們都認為讓莫子濟去管農事是對士大夫的巨大侮辱。
孝宗聽聞後，無不感慨：
近士大夫均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高談闊論而不務實，卻恥言之。
不僅如此，一些不務正業的官員還看不起那些幹實事的官員，一看見有人出頭，就立馬群起而攻之。由此，這些人形成了一個個小集團。一個人出事不怕，背後的勢力總會扶他一把。
大臣陳俊卿曾提醒孝宗：
若長此風，鑑司定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
而且，“務虛之風”與“結黨營私”這兩種風氣，已然滲透到整個大宋王朝，無論是京城還是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孝宗一度想扭轉戰局，卻奈何屢禁不止。
- 財政困難
南宋自定都臨安以來，財政狀況就不容樂觀。朝廷雖然多次增加賦稅，但還是入不敷出。紹興三十一年，戶部入不抵支達400萬緡，北伐後更是高達600萬緡。
1.官員的俸祿及支出
高宗南渡建立南宋後，國土銳減到原來的68%，這就造成了每年應舉人數的減少。然而，高宗為了籠絡人心，將原來每次錄取300人左右提高到巔峰時的近500人。
北宋主任官可以享受蔭補，但人數有限只有一兩人。到了南宋，不僅高級官員有此權利，低級官員也跟著沾光有了特權，人數也增長到四五人甚至更多。同時，各級官員還可以向朝廷推薦沒有任何資歷的平民為官。而且，只要沒有貪贓枉法的案底，他們都可以同其他科舉出身的官員一樣晉升。
官員晉升的職位暫無或已滿怎麼辦？那就現成加一個或是多人任一職！
在這種情況下，京官人數一度暴增，拿一組數據作為對比：
仁宗時期（天聖年）不滿2000人，北宋末期有2700人，而到了乾道中期（孝宗時）竟有3、4000人之巨。
再拿一組數據做對比：
元豐年間（1078——1085年）每月官員俸祿有36萬緡，而高宗時有80萬緡，再到孝宗時就過了百萬，最高峰甚至到達了120萬緡。
2.軍費支出
其實軍費的問題，在高宗時就有所體現，不過到了孝宗朝更為嚴峻。孝宗即位以後，力圖北伐，因此大力擴兵（從30萬到40萬）。
40萬大軍，每人每年花費200緡，算下來軍費每年就高達8000萬緡。然而，南宋每年的財政收入僅有6530萬元（這還是最多時）。
要是這些錢都花在軍隊建設上，那也就罷了，至少可以增強軍力，可事實卻並非如此。無論哪個地方的軍官都會剋扣軍餉中飽私囊，而且軍官人數冗繁。四川宣撫司統兵7萬餘人，但每個軍官平攤下來統兵還不到4人，可見軍官機構之繁複。
3.無謂的犒賞
這些犒賞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軍士，二是百官，而且幾乎集中在祭祀之時。軍隊每次受賞2、300萬緡，而各類官員等又受賞過百萬，如此一算又是巨大的開支。
除上述三點外，還有財政管理的混亂、高宗斂財、宗室支出等等。而且，京城尚是如此，“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能好到哪去？
- 民亂
之前就已經說到南宋政府的財政困難，由此產生大量赤字，朝廷是如何解決的呢？提高稅收。
孝宗十分想抑制苛捐雜稅，然而現實卻告訴他不能。為了填補財政赤字，孝宗給建康、臨安、鎮江三地下達命令——年收商稅至少2400萬緡，比高宗時還要多400萬。
官方命令下達後，各地官員紛紛“彈冠相慶”，因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橫徵暴斂了。奸商與官員勾結去壓榨其他商人以及百姓的事屢見不鮮，百姓由此窮上加窮。連飯都吃不上，豈不是官逼民反？
雖然乾道初風起雲湧的起義被鎮壓，但這毫無疑問給了孝宗一個警醒——若國不強不富，就別談收復故土。
- 老將凋零，賢臣難尋
孝宗本來就被內政所困，然而賢臣盡失又給了他當頭一棒。陳康伯一直主張堅持抗金，自紹興末年入相以來，深受朝野擁戴。此前北伐失陳康伯敗被主和派攻擊，而後賦閒回家。乾道元年孝宗又重新啟用陳康伯為相，而此時他已69歲，而且疾病纏身。
在接到命令後，陳康伯還是抱病入朝。然而，由於過度勞累，陳康伯當天回家就病情加劇，不久便離開人世。接著，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王剛中，抗金名將張燾、同安郡王楊存中，新安郡王吳璘也相繼去世。
自陳康伯去世以後，相位一直空缺，孝宗本來欲立虞允文為相。不過在看到金朝來使頗為傲慢後，虞允文竟然要求處死使者，這又讓孝宗覺得其不夠穩重。之後洪适拜相，但能力又不足，遭到很多大臣彈劾，孝宗也不滿意。洪适也有自知之明，沒過三個月，他就辭職而去。
如此種種，相位之爭一直持續了很久。尤其是主戰主和兩派時常起爭執，這又讓孝宗頭疼不已。不光是賢臣難尋，孝宗自身也沒有識人之能，例子就是“龍、曾事件”以及“張說風波”。
重整旗鼓
儘管困難重重，孝宗還是沒有選擇放棄，反而更有鬥志。於是乎，他又展開了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
- 民生上
北伐失敗後，孝宗就下達了諸多政令以緩解邊境“災情”。然而，政策的提出以及實施可不是一回事，事實也確實佐證了這一點。有的人根本不予理睬，原來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有的人為了完成任務，謊報實情，粉飾太平；更有甚者，藉著朝廷援糧或是亂下指令，以此來牟利。
基於此，孝宗又不得不下令嚴禁以上行為並給予犯法者以嚴懲。 同時，孝宗又在著手建立新的常備救荒制度（原有的義倉、常平倉等積弊重重）。而後，孝宗發現社倉（由百姓掌管）的便於監督性以及可靠性。在經過十幾年的實踐後，孝宗終於把“社倉法”這項利於民生的制度推行至全國。儘管之後還是有舞弊現象，但在剛開始的幾年確實對緩解災情有很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孝宗還著手廢除或是逐步放寬那些“害民”的制度，比如“和糴”（本是北宋年以市價收購糧草的制度，然而到了後期就演變成一種強制性的勒索）和“鹽鈔”（本來是北宋政府為了管控食鹽市場實行的專賣制度，卻不料被官員利用，甚至官商勾結以謀暴利）。
- 政治上
其實在隆興年間，孝宗就有整頓吏治的舉措，然而收效不大。乾道年後，孝宗開始從多個方面下手，以求徹底解決官場吏治的問題。
1.裁撤冗官
在這一方面孝宗有三次行動：
第一次：乾道元年，針對許多官員私帶屬吏，造成人浮於事的情況，孝宗下令“權攝使臣及額外人吏”。
第二次：乾道三年，針對“將多兵少”，軍隊之中官員氾濫的情況，孝宗下令裁減“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官屬。
第三次：乾道六年，孝宗決定來一次“大裁員”。通過精簡，朝廷各部官員人數基本達到北宋年間的水平，有的還有所減少。比如吏部，尚書屬員在北宋年間有46人，紹興年間增長到近100人，精簡後與北宋年間持平。再如兵部尚書屬吏，北宋年間有47人，精簡後只有30人。
2.控制入仕人數，嚴選官員
宋朝為了優待文武官員，允許“蔭補”。前文也說了，北宋初年的規矩是隻有高級官員才有資格，而且只允許一兩人。然而，在紹興年間，這種籠絡官員的行為卻迎來了惡性的發展。
而“任子法”牽涉人數眾多，觸碰了官員自身的利益，每當孝宗想要對此改革時，都會引發一陣無休止的討論。最後，孝宗也不得不妥協，改以
任子補闕為官，必須經過吏部的考試和審核，凡未經考試或考核不合格者，一律不準差遣，即便時降級補授文學教授之類的閒散職位，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孝宗也對“薦舉制”進行了改革。原來官員推薦人員必須得是“選人”（宋代文臣寄祿官，有職位有待遇，卻沒有實際職事），而且也不是經常進行。然而到了北宋末年以及南宋初年，“薦舉”竟成了每年一次，而且對象也改成了“白身人”（沒當過官，也沒參加過科舉考試的讀書人）。
針對以上情況，孝宗實行規定：控制人數（每年僅100人，多則補至下一年，少則任其少），嚴格考核其能力，實行“連坐制”（即推薦人對被推薦人負責，若被推薦人犯法，推薦人一同獲罪）。
3.端正吏風
之前也說到，宋朝“務虛之風”以及“朋黨之風”橫行已久，要想徹底改變吏治就必須同時糾正以上兩種風氣。
對此，他一再強調：
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墮不職官吏，仍具請實以聞。如敢依前縱容公吏等乞覓騷擾，當置重典。
孝宗不光對官員循循善誘，還以身作則。“凡軍國政事，事無大小，悉以聞之。”這就是孝宗的真實寫照。他也曾打趣道，“朕每天都要遊行全國一週。”
為了徹底緩解以上種種亂象，孝宗主要從三方面下手：
（一）強調升官的“真理”：唯有真才實學，唯有出色的政績；
（二）嚴格考核官員能力，他於乾道二年下令：“風績有聞，優與增秩；所蒞無憂，罰之無赦”。
（三）嚴格考核官員資歷，杜絕“重京官而輕地方官”的現象，推出“磨練期”。
- 經濟上
之前孝宗為緩解財政狀況，著令大肆增加商稅，然而這一舉措卻引起了民亂。孝宗意識到這麼做不行，便計劃尋找其他方法。
和現在許多國家緩解經濟危機的做法一樣，宋孝宗也採取了增發紙幣的措施。在短時間內，增發紙幣確實緩解了財政上的不足，然而發行貨幣量暴增的後果也可想而知。例如東南會子1000，實際只值750，貶值25%；湖北會子更嚴重，1000實際價值只有500，貶值50%！之後，孝宗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不得不拿出庫銀予以整頓。
接著，孝宗還開始出售官田以及穩定賦稅。官田其實歷朝歷代都有，宋朝也不例外。本來經過國家經營，官田也應該會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興元府官田歲入租糧9673石，而支出竟然有11440石。
這種情況多是一些豪強貴族收了好田不交租，然而卻給那些貧民以薄田造成的。既然官田經營不善，短時間內也難以糾正，宋朝政府就開始著手出售，而到了孝宗朝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了淳熙(乾道之後)年間，官府出售的官田就達到了700萬畝，對緩解財政赤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實，南宋立國以來財政收入一直在增加，由最初的不足1000萬緡增長到了乾道初年的5500萬緡。但是宋朝的財政卻一直不容樂觀，究其原因就是支出太過不合理，管理體制過於混亂。
孝宗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主要採取了兩步計劃來增收補缺：一是統一財政管理，二是建立支出賬目審報制度。客觀來講，孝宗的這兩步計劃若能貫徹實施，南宋政府絕對不愁沒錢花。
然而又由於當時恥於理財以及貪腐氾濫的風氣，這些計劃都流產了。不過，縱使是個“半成品”，南宋的財政也因此得到了不少改觀，也為南宋日後經濟的繁華打下了基礎。
- 軍事上
從乾道三年起，那個不服輸的孝宗又回來了。當初，他是多麼的豪情壯志，卻不料因為準備太過倉促，導致大敗。他絕不甘心北伐就這樣結束了，也絕不願意做一個守成之君。
現在，國內的民生政治經濟漸趨於穩定，孝宗那顆“不安分的心”又開始跳動。沒錯，他想北伐！然而這一次，他並不著急。興許是吸取了之前失敗的經驗，孝宗決定穩紮穩打，在發展國內經濟的同時逐步擴充軍事實力。
在1166年至1170年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孝宗總共進行了三次閱兵，意圖就是為了表示自己不甘偏安，勇於收復故土的決心。而通過這幾次閱兵，孝宗也充分了解了國家的軍事實力，意識到南宋的軍隊並非一無是處，這也增強了他恢復故土的信心。同時，南宋上下無論是軍人大臣還是百姓都為之一振，士氣大增。
其次，要想北伐不光得要有好兵，還得有良將。然而，在之前國內一片偏安的氣氛中，再加上宋朝一直“重文輕武”的傳統，國人均恥於尚武。針對這種情況，孝宗著令興辦武學，同時提高武將的地位。接著，他還對軍隊中“以資升遷”而不是“以能力升遷”，或者是“任人唯親”的情況予以整頓。
最後，孝宗還身體力行，帶著大臣以及皇子們一同練武。縱使在弓箭以及騎馬的練習中多次受傷，孝宗也覺得無所謂。而大臣們多次勸諫，而孝宗卻說“朕正以仇恥未雪，不欲以自逸爾！”
北伐計劃流產
在積極備戰的同時，孝宗也密切關注金朝的動態。在乾道中期，金朝出現了“連年受災”的情況，孝宗大喜，以為機會來了。
同時，他也為了防止金人為轉移國內矛盾悍然發動南侵，在邊境修茸以及修建了許多戰略城池。1169年，孝宗多次會見前線指揮官，並頒佈十一項軍政條令以嚴肅軍紀。
同年底，他又啟用了主戰派老將李顯忠和成閔。6月，他又把主戰派虞允文調回京城，任命其為樞密使(主管全國軍事大權)以及右相。可以看到，孝宗幾乎是無條件信任主戰派的虞允文，意圖是什麼？開戰。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孝宗著令前線立馬進入戰備狀態，同時招兵買馬，舉國之所能打造武器裝備。為了保質保量，孝宗不僅命令一批又一批欽差大臣去檢查，他自己也多次檢閱軍隊。
然而，孝宗還是想得太簡單了。他看遍朝中大臣，發現能當北伐大任的，竟也只有虞允文一人。其他人不是能力不夠，就是主和派。
真應了劉一清的那句話: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
不過好在還有虞允文，孝宗還是沒有放棄。然而，正當他躊躇滿志，劍指中原時，一個噩耗傳來了——虞允文去世，此時距他赴任不過一年餘。
此時，縱使孝宗再想北伐，朝中也沒有稱得上“回聲”的“回聲”了。“頂樑柱”倒下，醞釀多年的北伐計劃也隨之化成泡影。
穩紮穩打，創造“盛世”
孝宗放棄了，但他也並沒有放棄軍事邊防，反而多次下達命令，要求駐軍加強訓練。
在這種情況下，孝宗聽到高宗“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的話也不覺得刺耳了。
這時候的他，已經接受了現實，不再一味謀求北伐，轉而發展國內。
孝宗曾說，自己這輩子就想幹兩件事，一是收復中原，二是改變國弱民貧的局面。第一件事他已然覺得沒希望了，就轉而投入到第二件事上。
在國內秩序穩定以及孝宗的努力下，南方各地的經濟迎來了空前的繁榮。
在農業方面:有如“周遭圩岸繚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上織黃雲”的圩田之興，也有“層層梯田緣山頂，翠綠禾苗映白雲”的梯田之盛。“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也由此流傳。
在商業方面:城市經濟全面恢復，甚至超過了北宋時的水平，“商人云集”、“萬民輻輳”、“百貨聚匯”，繁華程度可想而知。
農村集鎮也在此時興起發展，“曉市眾果集，枇杷盛滿箱。梅施一點赤，杏染十分黃。青李下待暑，木瓜寧論霜。”這就是當時盛容市集的真實寫照。
與此同時，海外貿易也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有如“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又如“江城如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
而在其他方面如教育、政治、文化也迎來了不錯的發展，總得來說，孝宗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算的上是南宋王朝的鼎盛期，史稱“乾淳之治”。
總結
總的來說，宋孝宗是南宋王朝少有的“不甘偏安”的君主，也是比較勵精圖治的皇帝。在統治時期，孝宗力行節儉，勤政愛民，也有一番興復之志。然而，現實卻給他潑了很多盆冷水。錯綜複雜的局面，令他幾乎無從下手。不過，憑著滿腔為國為民的熱血，他還是不畏困難砥礪前行，無論是改革還是北伐。
然而，孝宗也不是沒有缺點。他雖然勤政卻又不擅長處理政事，雖然事無鉅細卻總是顯得有些“只拘小節”。他鼓勵官員進諫，卻未能調動大臣從政的積極性。他專門寫出了《用人論》，卻未能言行一致任用賢才，當然這跟當時的環境(良臣實少)也分不開。
說到底，孝宗實在是個悲情的君王。
自從以偏支入繼皇室以來，他目睹了國家的破敗與腐朽，非常想改變現狀卻又有心無力。
孝宗是封建王朝歷史上少有的孝子，而高宗對他也可謂情真意切，可他卻養了個不孝子光宗(晚年禪讓)。
大業未成，兒子不孝，重華宮裡，也只剩老人的一聲長嘆。
《宋孝宗傳》、《宋高宗傳》、《宋帝列傳》、《悲情的盛世》、《皇帝列傳·宋孝宗》、《這就是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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