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如果將歷史拉長到足夠長度來看，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可能是來自於氣候變化。12000年前，地球最近的一次冰河世紀結束。在此之前，人類艱難地在嚴酷的氣候環境中勉強生存，四處遊蕩尋找難得的食物，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
這種艱苦的生活環境要求人們組成“戰隊”，抱團取暖，集體獵殺到動物後大家平均分。那時候沒有私產，能傳給後代的只有頑強生存的基因。
冰河世紀的結束，讓人類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在溫和的氣候環境下，人類得以結束茹毛飲血的生活，通過種植農作物和餵養家畜，來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並開始積累資源和財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開始將積累下的財富進行傳承，人的智力、體力和運氣存在的差異，經過世世代代的積累和重新分配後聚集，漸漸形成了奴隸制國家。
人類之間的不平等就此產生。
（二）不平等在人類社會的和平時期會恆久存在
國家的建立，通過政治軍事力量，加速了財富的再分配和聚集。當然，多年來的生產經驗，慢慢形成了可以提高經濟產出的知識，這也加速了財富的積累和聚集。
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在不斷提升，從奴隸社會升級至封建社會，再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但在文明更新換代中，卻貫穿著同一個主題：財富在通過不同渠道不斷集中。在奴隸社會是通過奴隸主對人身的直接剝削，在封建社會“地主”是通過對大面積土地的控制，來獲得各種形式的“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資本和商業活動獲取剩餘價值和利潤。這些渠道盡管“樣式不同”，但造成的財富分配結果都是一樣的。
（三）瘟疫可以破壞不平等
但通過這些渠道形成的財富集中並不是單向的。否則經過1萬多年的積累，全世界的財富應該只由少數幾個人掌控“才對”。
如果回顧財富開始大規模集中後的近幾千年歷史會發現，每隔一段時間，不平等程度就會向相對平等進行大幅“回調”。這種大幅回調在一開始，既有貧富差距達到了所謂臨界點而“崩潰”的因素，但更重要是的因為瘟疫。
以現存史料比較豐富的羅馬帝國為例，9000多年前歐洲人跟中東人學會了種植後，開始圍繞土地形成小社區，並逐漸“匯合”成大的城邦。羅馬帝國就是在城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羅馬帝國時期，富人的財富聚集速度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年的300年間，最富有的家族財富增長了近100倍，但整個羅馬帝國的人口僅增長了10倍。貴族的宮殿越建越大，平民的房子越住越小，貴族的擴張甚至“剷平”了一個個村鎮。最終內部的矛盾、野蠻人的進攻等內憂外患，讓整個西羅馬帝國崩潰了。
帝國的崩潰讓貴族喪失了大量財產，失去了對數百年來征戰搶奪積累的產業和整個環地中海地區的“資本投入”。但由不平等向相對平等真正開始是在100年後，此時有記錄以來的人類第一波黑死病在歐洲和東羅馬帝國爆發，保守估計奪去了2500萬至5000萬人的生命，“抹掉”了歐洲大部分人口。
瘟疫肆虐後，勞動力人口大幅下降，耕地大面積荒廢，勞動力“價格”飆升，進一步擠壓了“有產者”的財富，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拜占庭皇帝甚至發佈了政令，嚴控工資漲幅，但沒有卵用。當時據史料記載，當時的一般勞動力的實際收入飆漲了超過150%。
雖然帝國的崩潰和隨後的瘟疫降低了不平等的程度，但這種“回調”並非全無代價，歐洲就此進入了長達千年的“黑暗時代”。
從經濟角度看，在黑暗時代初期，城邦規模和貿易經濟活動萎縮，帝國秩序讓位於“地方軍閥”亂戰，正所謂“禮崩樂壞”。“不平等”的回調帶來了普遍的貧困和不安全。
但隨著瘟疫在公元800年後“退潮”，貴族階層又重新開始積累財富，歷史開啟了又一輪循環——人口開始逐漸“恢復”，工資水平相應被壓低，城邦和貿易重新煥發生機；財富被創造出後又開始了集中的過程——地主讓農民變成了農奴、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只能靠出賣勞動力勉強為生。
到1300年時，黑暗時代的經濟達到“頂峰”，此時不平等也達到了黑暗時代的頂峰。但黑死病在1340年又捲土重來，持續60年的第二波黑死病“抹掉”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此後引領新時代的意大利和英格蘭在當時的人口損失最為嚴重。
之後，勞動力價格大漲，有產者“議價能力”大大下降，財富開始在有產者和“勞工”之間再平衡。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這一次各地君主包括英格蘭國王也開始頒佈政令，意圖控制“工資”漲幅，但仍沒有卵用：英格蘭勞工的實際收入翻反，原來只能吃黑麵包的平民百姓，現在餐桌上放滿了肉和酒。貴族們甚至開始抱怨，本來只有貴族可以穿來彰顯身份的毛皮大衣，如今也成了“馬路貨”。
在意大利也如出一轍。意大利的很多城邦當時出於稅收的需要，都有收集居民的財產信息，當年的數據顯示，人口減少降低了對有產者持有的土地和產房的需求，財富大幅縮水：最富的5%人口占有的社會財富比例，從近50%跌到不到30%。當然，此後重演的歷史讓這一比例在1450年瘟疫過後一路上升，到1800年時，已經接近80%。
在沒有瘟疫的日子裡，不平等的趨勢看似根本不可逆轉。
（四）戰爭同樣可以破壞不平等
在工業革命後，再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瘟疫，不平等在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歐達到了人類史上登峰造極的程度：在英格蘭和法國最富有的1%的人佔據了75%以上的私有財產，而剩下的大多數人幾乎一無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發瘋一般的動員全國資源，通過重稅甚至是直接徵用的方式，來調動戰爭資源，然後用工業化的效率在炮火中快速銷燬物質財富。
這一過程中，有產者向戰爭“貢獻”財富，無產者向戰爭貢獻生命，最終結果是不平等下降了。這次“回調”除了快速毀滅物質財富外，還大量毀滅了人口，這讓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大漲，實際勞動收入隨之水漲船高。
但一戰並不徹底，隨後二戰爆發，又是一輪資源動員，又是一輪可以高達90%的重稅，又是一輪財富和生命的灰飛煙滅。
但這一次大戰結束，卻出現了不同以往的現象：戰後整個三十年全球經濟快速反彈，並加速發展，人口也相應爆發式增長，但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發展，這三十年不平等反而在不斷下降，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瞭如此高比例的所謂中產階級。
誠然，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特別是在政策層面：二戰後很多政府延續並“改造”了很多戰時資源二次分配的職能，讓經濟發展成果能儘可能地惠及更多人。但如果從“客觀”層面來看，這一時期可能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的轉折點：科技的作用開始與人的作用平起平坐。
在以往的歷史輪迴中，經濟發展和與之伴隨的不平等上升，離不開人口數量這一核心。因為彼時的經濟發展基本上與人口增長保持一致。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人類的科技實力大幅增強，在二戰以後的經濟發展中，勞動生產率在經濟發展中已經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80年代以後，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口擴張開始減速，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慢慢趕超人口增長的貢獻。此刻也是不平等又重新開始擴大的時間點。
在上世紀後半葉，人們誤以為已經破除了不平等的魔咒，但如今回望，那僅僅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一段經濟快速增長但不平等下降的“神奇旅程”，現如今不平等持續上升已經持續了近40年時間。
（五）結束語
但根據歷史經驗來看，不平等上升週期可以長達數百年，只要沒有瘟疫和戰爭出現就不會停下來。而隨著現代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越來越極端化，如果再次出現“回調”，又能否打破歷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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