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一極具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適合於魯迅和郁達夫。魯迅一生"罵"過不少人，且以尖刻聞名，但對郁達夫卻從沒有過微詞。他雖反感創造社同仁一副"創造"臉，但覺得郁達夫臉上"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魯迅、郁達夫這一對文壇密友,在現代中國文壇被傳為佳話, 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至交,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歷,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誠,做人很真實,讓人體會到一層實在,都是追求真摯之人,彼此之間更是真誠以待。兩人也都是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攜手並進,共進退,甚至同時遭難,並盡全力促進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編輯刊物,不遺餘力;發掘新人,給以幫助,為他們的成長提供發展的平臺,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功勞是不可估量的。今後十四天特闢“郁達夫與魯迅”專欄，以饗讀者。
郁達夫憶魯迅之七
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裡，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裡，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係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裡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 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附：魯迅與郁達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動
1928年春，與魯迅一起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
1928年6月，與魯迅編進步文藝月刊《奔流》;
1929年1月，與陶晶孫合編進步刊物《大眾文藝》;
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0年3月，與魯迅等一起發起在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中國左聯作家聯盟;
1931年12月19日，與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東華等一起，組織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28日，與魯迅等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
1932年2月5日，發表與魯迅、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簽名的《上海文藝界人士告世界書》；
1932年2月，與戈公振、陳望道等三十五人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協會”，並被協會公推為編輯委員和國際宣傳委員；
1932年7月，與魯迅、茅盾、柳亞子等三十二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南京當局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牛蘭夫婦，“以重人道”；
1933年1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5月，與魯迅領銜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3年5月，為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處奔波，並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和楊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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