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映明：讀趙建忠《紅學演講錄》之七
本篇系趙先生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紅學流派批評史論” ，這是一篇大題目，大格局的紅學史論。文章一萬來字分“民國紅學”格局形成的時代語境及學術淵源丶“民國紅學”實績及<>研究史上的價值判斷丶“民國紅學”歷史侷限及對當代紅學的啟示。本篇，趙先生追本溯源，系統地丶辨證地丶梳理其“民國紅學”各流派的來龍去脈。文論明淨透徹，旁通曲暢，是一篇讓讀者瞭解整個民國紅學史不可多得的文章。
筆者對民國紅學史也曾經寫道:對上世紀初[1904年]，以王國維的<>;隨後於民國六年，即1917年。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又岀版了; 又過四年，即1921年，胡適之的<>初稿作成; 1923年，俞平伯的<>橫空面世，卓有遠見的俞平伯開創了紅學文本研究欣賞派的先河。紅學自此，進入了以批評派丶索隱派丶考證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時，民國紅學便開始它的治紅歷史使命。而這“三家村”治紅思想交積疊映，觀點涇渭分明。批評派丶索隱派丶考證派丶各有它的理論基礎，讓他們的後人，相沿相襲，繼承發揚，保護其理論的核心命脈！
民國紅學雖然只有短短四十年左右的歷史，但它卻影響了新中國至今的紅學史。應該說，民國紅學史是清晰的，沒有太複雜的因素，有的是索隱派丶考證派兩種學術觀點的對決。凡寫紅學史者，必須忠於實情而避虛意。因一篇有氣度，有廣度的紅學史論，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其清濁學界看得一清二楚。故寫者不能帶有絲毫半點門戸文化，其功業才能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或讚賞，文章才能有生命力，並得以流傳後世而沒窮期。一個理性學者，凡判斷事物總有他的基本思想及理論，並且研究是純粹的，不帶任何私心雜念。趙先生在開篇導論，就民國紅學史的起源，發展作了客觀的判斷，他說:
“由晚清向民國社會轉型，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伴隨著各種思潮的紛至沓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研究者紛紛用新的視角去解讀《紅樓夢》中“正邪兩賦”式人物，進而去體味曹雪芹悲天憫人的家國情懷，尤其是新舊紅學各自領軍人物胡適與蔡元培關於《紅樓夢》具體所指涉人物“原型”的論辯，還有兩派之外稍早的王國維，這幾位當時的學術巨擘分別奠定了批評、索隱、考證三大流派的《紅樓夢》研究基本範式，紅學才從學術史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當我們回顧、盤點清末民初時期的紅學建樹時，應該會發現，沒有任何一門學問能像《紅樓夢》研究那樣，學界巨擘、政壇領袖、廣大民眾等各色人物均進入“樓”中。紅學史家劉夢溪曾對此群體話紅樓的情形有過精彩論述：“《紅樓夢》裡彷彿裝整個的中國，每個有文化的中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③因此，將“民國紅學”作為典型個案去專題研究，應該是較有學術價值的選題。”
“ “辨彰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研究的正確途徑。任何一個學術流派都有其產生的內在依據，紅學流派當然也概莫能外。就譜系而言，紅學索隱派的產生，與經學發展歷程中的“漢儒解經”悠久傳統淵源頗深⑤。當然，這還僅僅是線性描述，我們還要密切關注紅學索隱派能在民國初期形成自有特殊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因素。其實紅學史上每一次研究範式的轉換，都與中國社會轉型期相應⑥。蔡元培是民國學界領袖人物，他的索隱紅學著作出版後短期內連續再版，不能不說這與清末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反滿”的社會思潮有關。蔡元培之後，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範式，表層上看雖與舊索隱有所區別，似乎像是乾嘉學派路數與杜威“實驗主義”治學範式的融合，從而突破了傳統“漢學”，也與側重闡發文本“微言大義”的傳統“宋學”迥異；但是倘若放到五四時期“科學”與“民主”兩大新思潮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也可以說胡適正是想通過對《紅樓夢》考證，在古典小說界倡導“科學”研究方法並通過闡述文本內容宣揚“啟蒙”精神，儘管這後一點——對《紅樓夢》文本的解讀，他著手的工作並不深入，遠遠不及他同時代的魯迅深刻，也並沒超越在他之前的王國維。由此可見，紅學考證取代曾幾何時如日中天的索隱範式，離不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特殊時代思潮。”
本篇第二部分，趙先生圍繞民國紅學實績及《紅樓夢》研究史上的價值評判。
筆者認為:發掘民國紅學史，放眼全局，其獨特的時代語境，價值取向，對探索研究當今紅學其意義不言而喻。筆者不敢說民國紅學具有影響的著術都是經典之作，但眾名家在那個特殊時期，頗多見解精到，其紅學的學術積累，旨意，卻與當今紅學連成體系而構成一個世紀的一座紅學“富壙”。所以，趙文提到:
“ “民國紅學”著述宏富，其單篇論文主要彙集於《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專著則可在《民國紅學要籍彙刊》中窺見⑧。這兩套資料叢書雖不能囊括“民國紅學”全部成果，但有影響的代表作應該說已基本收錄。因此，以這兩套資料叢書所收著述為研究對象，大致還是能勾勒出“民國紅學”發展脈絡的。
蔡元培作為民國時期教育界、學術界先驅人物，其紅學成果備受矚目，民國六年( 1917)出版的《石頭記索隱》不僅是紅學史上的標誌性作品，即置於民國學術經典亦當之無愧。受蔡氏研究範式啟發，索隱紅學著作以後不斷出現。如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丶闞鐸的《紅樓夢抉微》丶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
筆者在上面為什麼說: [不敢說民國紅學具有影響的著術都是經典之作] 呢？因我讀著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曾經寫下如下感慨: 蔡元培一部<>系統地，開拓了紅學索隱之謎。他在開卷即點明，“<>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隱者，意為探求書中奧秘。蔡元培先生作為一位資深學者，他對<>的傾情，都融化在其索隱的奧秘中。他論道: “其人名如賈代化丶賈代善，謂偽朝之所謂化丶偽朝之所謂善也。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敷丶賈敬，偽朝之教育也[<>曰“賈敷五教”] ;賈赦，偽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 ，子婦氏尤[罪尤] 。賈璉為戶部，戶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稱璉二爺，其所掌則財政也。李紈為禮部[李丶禮同音]。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故李紈雖曾嫁賈珠，而已為寡婦，其所居曰“稻香村”，稻與道同音。又有“杏簾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壇也。 又如: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 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
筆者只舉上述兩例賞讀評說。整部<>，基本都是這般，那般述說。如果說考證派重視實證的話，那麼索隱派便是以字面去推“朱”為“紅”;以“白”為“喪”了，如同猜謎般。<>只是一部小說，儘管內容亦幻亦真，深不可探，但將文學作品與政治歷史纏上咬緊，這個牽強附會，可信度不高，讀者自己鑑別。而蔡元培先生說“<>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 這提法沒錯，但上面筆者所舉索隱具體事例，就不會認同了。讀書還得有自己的判斷力，才免於人云也雲。
趙先生下面這段論術，則是筆者見到紅學界對紅學索隱派最客觀的評價！
“放在紅學史上辯證去評判，對紅學索隱派又不能全盤否定。舊索隱引導了新紅學的建立，考證派如果沒有索隱派的出現也根本無從談起，所謂“破”與“立”本來就互為依存於共同體中。索隱紅學欲尋覓《紅樓夢》的“微言大義”，也沒有什麼不合理處。《離騷》開闢了“香草美人”傳統；《文心雕龍》還專設“隱秀”篇，說明中國文學這種“象外之象”的情形是歷史普遍存在。越是偉大的作品越不可能一覽無餘，更不可能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閒之作。孔尚任創作的傳奇悲劇《桃花扇》可以“借離合之情，抒興亡之感”，曹雪芹的《紅樓夢》為什麼就不可能有婉曲隱衷？何況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更能容納隱喻意象。就已經被索隱派破解的曹雪芹在書中使用的某些“拆字法”“諧音法”看，並不都是研究者想當然的隨意比附，這些方面有時令考證派、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望而卻步，甚至無從措手，以至於借用過索隱紅學的研究成果。”
“由於《紅樓夢》全方位地打破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就不可能被某種研究範式所籠罩。在當今中國弘揚傳統文化並與世界接軌的新時代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的研究起點明顯被墊高，勇於開闢新範式的紅學研究者絕不可以在自我封閉的心態中思維，若想培育新的學術增長點，就應該不斷與外界對話，攝取新的動態學術信息。無論是學人還是學派，都要看到其他人、其他學術流派的閃光點，同時善於通過對照，冷靜反觀自身的學術困境，這才算學術上真正的成熟。消除“外學”與“內學”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分野，應該是紅學轉型的客觀需要，也是《紅樓夢》研究多元格局整合後的當代範式走向。”
趙先生大文結尾這一段話，既深刻，也對當前紅學界的客觀現實提岀要求。是啊，知己知彼，方能勝岀;兼釆眾長，才能超越自我; 固步自封，危敗必然！筆者借《文心雕龍》作者劉勰一句:“文變染乎世情，
興廢系乎時序” 與之共勉，此乃讀書心得也！
閱讀更多 芹夢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