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左雲歷史，古稱白羊地，繼稱武州塞。
白羊地是始於春秋時的稱呼，具體時間難以確定；武州塞之始稱緣於戰國時期，是有具體時間記錄的.《山西曆史地名錄》載：“（左雲）春秋時稱白羊地，戰國時武州塞地，西漢置武州縣，屬雁門郡。王莽改名桓州，東漢仍為武州縣，後廢。”1、《山西曆史地名錄》晉刊017——1,134頁。就此而言，如果按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白羊地追溯，左雲至少有2476年曆史了；如果按趙武靈王置武州塞追溯也起碼有2297年的歷史了。大同地域的史後文明也應從白羊地文化和武州塞文化追溯起。
研究大同歷史，一些史學家們往往會涉及到北魏時期的輝煌歷史，還會涉及北魏時期修築的畿上塞圍。因而這就有了畿上塞圍與武州塞的重合形態。追根溯源，這塊地域為啥會出現武州塞與畿上塞圍現象？本文就此作一些探索。
一 武州塞
武州塞又稱武周塞，中國較早的邊塞之一，是戰國時期趙國西北邊陲的重要防禦地帶，也是對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和西漢王朝御邊有過突出貢獻的邊塞。從戰國時期的“三邊”到明代的“九邊”，武州塞或武周塞範圍名稱時有不同，但其邊塞性質始終如一。根據有關史料考辯，武州塞應分廣義武州塞與狹義武州塞，或者說大武州塞和小武州塞。
（一）廣義武州塞
武州塞，最早稱謂源於《史記·匈奴列傳》“馬邑之謀”的記載：“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婁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婁煩、白羊河南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及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2、《二十五史·史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321頁。這裡所述“築長城”就包括武州塞，這裡所述陰山下就包括左雲北部的陰山。
由上述可見，武州塞由趙武靈王所置。武，取趙武靈王的“武”字，塞是長城與地域的結合的稱謂，州，《晉書·地理志》曰：“昔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在，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葉和萬邦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裡，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有十二師矣。則邑之稱師，不自周始。特京師連稱，始此。後遂以名天子居耳。”3、《二十五史·晉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1290頁。由此推斷，州是一個比較大的地域概念。《讀史方輿紀要》載：崔浩曰：“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恐非‘漢之故城矣’。”4、《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四冊2308頁。
又據《遼史·地理志》載：武州塞“趙惠文王置”。5《二十五史·遼史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51頁，總6837頁。看起來所載似乎有疑義。其實，是趙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由主父趙武靈王所置。公元前298年，趙武靈王傳位於次子趙何，自己便專心於軍事和邊塞防禦。
武州塞地域之範疇，《左雲縣志》舊志載：“戰國，武州塞，……中倚洪濤山立武州塞（今大同、懷仁、左雲、平魯、偏關之地）。於沿山要口築三塞城及南北二長城，設兵戍守，而以武州為總轄也。南塞城在洪濤山之西，首駱山之下（今偏關東北百餘里）；中塞城在洪濤山中大峪山之西（今左雲縣西南六十里東古城）；北塞城在洪濤山之尾武州山中澗（今雲岡堡）。三城相距皆不及二百里。”6《左雲縣志》（光緒本）431頁。今考，武州塞東起大同御河西雷公山北，西經雲岡、新高山，進入石牆框村。此段塞垣基本因河為塞，遇有大的隘口才用石砌築，如石牆框就是用石砌築的一段，因為這裡有一個大水口，亦稱關口，遂名石牆框。這段塹山湮谷，因河為塞長約30公里。武州塞過石牆框後，進入比較平闊的丘陵地帶，因無山可依，遂改為土築。左雲長城嶺村裡的龍王廟就座落在武州塞長城上，從其臺基仍可看到戰國夯層。武州塞延伸到摩天嶺寧魯堡施家口，爬上黑龍王山過二十邊進入右玉縣境，這段土築長城約20公里。武州塞經右玉老牆框、高牆框、鐵山堡、雲石堡與明長城重合，再經平魯，直到偏關縣黃河為止。從東到西，武州塞長度約200公里。以山考為據，武州塞東起今大同北10公里的武州塞山麓（今御河西雷公山），西南及偏關首駱山，即太羅城到賈家堡段。《偏關志》載：“在關東一百里界。……東接雲、朔，為朔州、寧武咽喉。”7《偏關志》（增訂本）中華書局 2013年版 63頁。：《綏遠通志稿》載：“太羅城，亦曰太洛，在今清水河縣境。水經注，太羅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8、《綏遠通志稿》，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125冊頁。在這個大武州塞範圍，中塞城因建築在左雲地界，成為武州塞的中心。因而，武州塞便成為左雲歷史的代名詞。
由於歷史不同時期的行政地理變革，武州塞的範疇也有所變化，這就有了廣義與狹義的範疇概念。這可從《水經注》得出結論。《水經注·河水》載：“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經武州縣故城南。《十三州志》載：‘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9《水經注·河水》，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48頁。
所謂善無，即右玉城，西南百五十里即是首駱山南塞城，亦稱南武州城。太羅城即武州縣故城，太羅水因太羅城得名。《綏遠通志稿》載：“......太羅河，即今之偏關縣之關河。”10、《綏遠通志稿》，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冊379頁。《山西水利》2014——3期載：“偏關河，古名太羅水、關河，以作官河、毀關河，黃河一級支流，源出平魯區西南部下木角鄉利民溝，源頭稱另山河，西南至偏關縣關河口村西南入黃河。河長154公里，流域面積1919.1平方公里。”《偏關縣誌》載：“東漢建武七年（31）杜茂領兵出雁門敗鮮卑，徙雁門郡置陰館，領縣十四，其中武州縣置關河上游，今偏關縣老營鎮賈堡村”11、《偏關縣誌》中華書局2017年版，11頁。這說明，武州塞西界在偏關。
《水經注·?水》載：“其水東經馬邑縣故城南。”12、《水經注》，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264頁。偏關武州縣把南武州城作為駐地。那麼當時左雲作怎樣的稱呼呢？左雲改稱桓州。武州塞南界在左雲城南百公里處的馬邑城。《水經注》載：“幹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為馬邑……’”。13《水經注》，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264頁。《太平寰宇記》載：“武州塞，在雁門。漢武時，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是也。”13、《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二冊1028頁。這說明，武州塞的南界在雁門關。《水經注》又載：“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如渾水）右會羊水，（羊）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州塞。…如渾水又南與武州川水會，水出（武州）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經武州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東北，又合黃水，水西出黃阜下，東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入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州川，又東歷故亭北，又合火山西溪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祗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經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14《水經注》，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268頁。《水經注》是北魏以前最為詳實可信的古代歷史地理名著，後世不少地理著作均視《水經注》為圭臬。《水經注》用數百字的篇幅記敘了武州川水的發源地乃流經左雲武州縣故城（白羊城），流經舊高山故亭，合“火山西溪水”（今七磨河），流經焦山寺（石祇洹舍）雲岡石窟（靈巖），流出武州塞口。由此可見，武州塞東界在大同雲岡東。
所謂塞，是長城與地域的並稱，也是長城與隘口的綜合軍事工程，塞的界線是以長城為標誌的。武州塞北面沿陰山餘脈修築的長城毫無疑問，可在大同盆地南面沿恆山、洪濤山也修築了長城，因而武州塞是用南北長城圍起來的地域。武州塞南面的長城是利用了趙國前期的長城，即在前期長城的基礎上又作了修築。趙國前期長城是趙肅侯即位後所築。趙肅侯修築了南北兩條長城。其所筑北長城，在飛狐口、雁門關一線。這條長城是大同地區見於史籍最早修築的長城，其遺址在今之靈丘、廣靈、渾源境內。亦如前《左雲縣志》所說：“戰國，武州塞，趙武靈王......中倚洪濤山立武州塞（今大同、懷仁、左雲、平魯、偏關之地）。於沿山要口築三塞城及南北二長城”15、《左雲縣志》（光緒本431頁。以上可證實，武州塞是又南北兩道長城合圍起來的地域。
（二）狹義武州塞
史書記載，武州塞還有“武周塞”之稱。一些史學家認為，“武州塞”與“武周塞”同稱通用；然而，如果細作分析考辨，就可得出“武州塞”與“武周塞”廣義與狹義概念的結論。廣義與狹義區分之界，是從北魏開始的。
北魏時期，左雲至雲岡沿武州川水之通道稱“武周塞”，這在《辭海》裡可查到：武州塞“古要塞名。在今山西省左雲至大同市西一帶。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匈奴貪馬邑財物，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從王恢設伏三十萬馬邑旁，未至而覺。乃引兵還。北魏時又稱武周塞。著名雲岡石窟即建在塞的東端。”16、《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縮印版718頁。因“武州塞”改稱“武周塞”，相應的雲岡北面之山稱“武周山”，這在雲岡石窟所立碑刻上就可看到；北魏在平城西所置縣稱武周縣。《魏書·禮志》載：“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於武周車輪二山”17、《二十五史·魏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4頁。車輪山即今之焦山寺。歷史詞典解釋：“武周縣，北魏置，屬代郡，治所即今左雲縣。孝昌中廢”。18《簡明歷史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中國地名詞典》載：“武周山在山西省大同市西。因漢置武州縣得名。《隋書·地理志》載：‘雲內縣有武周山’”。20、《中國地名詞典》，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419頁。隋襲用了北魏的稱謂。
《資治通鑑》載：“唐武德七年（624年），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19即此武周縣故城。這說明，唐沿用了北魏武周塞的稱謂。
查閱百度：左雲“春秋時稱白羊地，白羊王最初在此稱王建都。戰國時趙武靈王在此置武州塞，秦置武州縣，西漢延之，屬雁門郡（郡治今山西省右玉縣右玉鎮）。王莽改名桓州，東漢後縣廢屬新興郡。北魏平城時期為畿內之地，元魏時置武周縣，故治在今山西左雲縣東五里古城”。
從上述史料可得出結論：武周塞地名包括武周山、武周縣、武周城，均始於北魏。《辭海》雖然是權威性較強的書，但在這裡關於“武州塞”的註釋是不全面的，它忽略了廣義“武州塞”的概念。把塞的隘口與塞的地域範圍混為一談；好在明確提示“武州塞”與“武周塞”從北魏區別開來。由此可見，狹義武州塞，就是被稱作“武周塞”解釋的名詞，即左雲至雲岡段，其所稱是根據武州川水定性的，即把武州川水流經的地域稱作“武周塞”。
沿武州川水從武州川水發源地至雲岡武周塞口，如果從武州川水源頭算起約60公里。
（三）置武州塞之原委
趙武靈王名雍，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君主，中國最早的軍事改革家。公元前386年，他遷都邯鄲，疆域有今山西、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攻滅中山國，打敗林胡、樓煩，建立雲中、雁門、代郡，使趙國成為雄踞中原、疆域廣闊、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強國，為“戰國七雄”之一。趙武靈王置武州塞，應與他的“胡服騎射”有關。
胡服騎射起因於趙國與中山國（今河北平山）的宿怨。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派樂羊率領魏趙聯軍經過趙國地界攻滅中山並將其收入囊中。後來魏趙交惡，中山成了遠離魏國的飛地，很難掌控。不到30年，中山就擺脫了魏國的控制，得以復國。中山楔趙國中央地帶，全境只有東北角一小塊與燕國接壤。中間有這麼個楔子，綻得趙國首尾不能相顧，更為嚴重的是阻隔了趙國的代、邯鄲、上黨和晉陽（太原西南）四個重鎮的交通。趙國是一個北為遊牧、南為農耕二元國家，很難保證不被分裂，中山國橫亙中央使偏居南端邯鄲中央政府等於對北部草原失去控制。更糟心的是，鄰近的齊國、燕國迫於趙國的威脅，且把中山國作為牽制趙國的一枚棋子，極力扶持中山。趙肅侯雖然一再擊敗齊、魏、燕等強國；但卻沒能翦除這個心腹大患。趙武靈王即位後，秉承先君遺志，在肥義的協助下展開了對中山的進攻，可在鄗城一戰大敗而歸。於是，趙武靈王決心實行胡服騎射，以雪恥辱。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革除傳統習俗，要求將軍、大夫、嫡子、代吏穿少數民族服裝方便騎射，軍力大增，即“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後，利用訓練出來的有限的騎兵對陣中山屢屢得勝。趙武靈王二十年（306年），再次進攻中山，勢如破竹，捷報頻傳，一直攻到中山國都城靈壽（今河北平山）附近的寧葭（今河北獲鹿北），徹底控制了太行山的孔道井陘。先後又打敗了林胡、樓煩等鄰近幾個部落。將白羊地（左雲）納入趙國。後來，趙武靈王趁秦國內亂，又攻取了秦國與林胡接壤的河套一帶的榆中，對秦國形成嚴重壓迫之勢。
佔有河套後的趙武靈王，未雨綢繆，加強戰備，在原林胡、樓煩之地築塞設郡。《史記·匈奴傳》載：“變法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bang）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三郡。”21、《二十五史·史記》第一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318頁。白羊地屬雁門郡。
趙武靈王穩定江山築起長塹後，就將王位傳給趙惠文王。自稱主父，從此，便專心於軍事。趙武靈王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吸收漢文化，促進了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交融；為操練軍隊，修建叢臺，即用磚土夯實的墩臺，亦稱武靈叢臺。一心想稱霸天下。
佔領榆中的趙武靈王，即刻把林胡、樓煩趕出河套，置高闕塞（今包頭至呼和浩特至集寧）。可為何3年後又在雁門郡內多築一道武州塞呢？這應緣於同樓煩王的一次交戰。
趙惠文王二年（前297年），趙武靈王巡視剛剛奪取的代、雲中、雁門三郡，在河西遇到樓煩王的部隊。之前，樓煩王約林胡王想一同進攻趙國收復失地。但林胡王說趙軍精銳難敵，不願冒這個險。樓煩王的部下也勸他不要輕舉妄動；但樓煩王不聽，強令部隊隨己擊趙。兩兵相接，樓煩王見趙軍軍容整肅，兵強馬壯，且趙武靈王又親自統帥，嚇得個個膽戰心驚，欲棄陣而逃。趙武靈王見樓煩王軍士氣低落，不敢接戰，明白被自己的軍威震懾而膽怯。於是，派遣使者請樓煩王過來講話。樓煩王就硬著頭皮走上前來，不曾想，趙武靈王很客氣。趙武靈王知道樓煩王被趕到陰山以北後很落魄；不僅氣候不好，水草也不及河套地區，生活很不如意。趙武靈王便明確通告樓煩王，允許他越過大青山，率部迴歸河套故地；但條件是樓煩王軍隊不得再侵犯趙地劫掠趙國的邊民。樓煩王見趙武靈王這般通情達理，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感激不盡；可回到河套後，樓煩部眾得悉趙國騎兵待遇優厚，有不少騎兵開小差投奔趙軍。樓煩王甚覺不妙：雖然趙武靈王給了自己寬宏大量，可照此下去自己的軍隊遲早會垮掉的，看來嚴重威脅本部族命運的敵對力量仍然是趙國。因有這分擔心，防範戒備心理難以消退。趙武靈王更心照不宣，不得不對酣睡在臥榻邊的猛虎設防；再說駐軍防守永遠是國家之大計。於是，在雁門郡置武州塞，以備樓煩王的猛然進攻.
二 畿上塞圍
畿上塞圍是北魏時期太武帝拓跋燾修築的長城。《魏書·帝紀》載：太武皇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皆千里”。又，太平真君九年（戊子，448年）“二月癸卯，（太武帝）行幸定州，山東民飢，啟倉賑之，罷塞圍作”22、《二十五史·魏書》（世祖太武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184頁。又《資治通鑑·宋紀》載“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23、《資治通鑑》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36頁。之後稍晚的史書中也有關於北魏修築畿上塞圍的記載，原文均基本保留了上述兩處文獻。
權威性的兩部史書給了“畿上塞圍”這樣兩條簡短的信息資料。一些史學家們便根據這簡短珍貴的史料作出了種種考辨分析。
從諸多考辯分析的論文中，得出了幾種結論：
（一）從線性工程方位考辯，對畿上塞圍有三種認知：
1. 圍繞平城成北環弧半包圍狀；2 .圍繞平城成南環弧半包圍狀；3 .圍繞平城北線與南線成閉合狀。
（二）從工程面積規模考辨，對畿上塞圍有兩種認知：
1 .東起上谷，即北京延慶西北山地之居庸關，西至偏關黃河；2 .東起上谷，即山西廣靈地界，西至偏關黃河。
由諸多論述考辨綜合分析，畿上塞圍圍繞平城（大同）應是環狀閉合性的。東起上谷，即今北京延慶西北山地之居庸關，分南北兩支向西延伸：
北線，由居庸關向西北經河北、山西北境進入內蒙興和縣，經豐鎮、涼城、和林及清水河南境，到達偏關黃河。實則為明外長城的基線。由東向西延伸至黃河邊上的內蒙古清水河與山西偏關交界處。
南線，由居庸關向西南行，跨越河北蔚縣、來源進入山西靈丘，向西經平型關、雁門關、寧武關、偏頭諸關到達黃河。其走向基本與明內長城相一致，仍然屬明長城之基線。（三）考辨論證理由：
1 、“畿上塞圍”概念含義：顧名思義，畿上塞圍是把京畿圍起來的長城。分別作解：畿，靠近國都的地方，北魏時皇都平城附近屬於司州管理的地區；但這個畿地範圍是明確的。《魏書·食貨志》載：“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24、《二十五史·魏書》（食貨志），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86頁。魏朝的京畿是在道武帝定都平城後的第二個月劃定的。所謂代郡為河北蔚縣、山西廣靈東北；西及善無即今之右玉南古城村；南極陰館即今之山陰西南、朔州東南夏關一帶；北盡參合即今陽高東北。如果按現在行政區域，則包括了15個縣區，基本是清代前期大同府與朔平府相合之地。乃“王畿千里”沿襲了上古“邦國畿服”的政治制度。
“上”，凡位置在高處的，君主或皇帝受尊席位均可稱“上”，如“上天”“文王在上”“上皇”等。歷史上凡說“上國”，就是指國都或京城。這裡，把皇都平城畿田說成“上”，組成一個名詞，無疑也是一種尊稱。畿上就是京畿之上。
“塞”，即古代對長城的另一種稱法。“塞”，《說文》“隔也”，《廣韻》“邊塞也”。從廣義講，戰國以來進而大凡指長城。從狹義上講，特別是古人的稱謂習慣，“塞”又通常指“勾注塞”（雁門關外）。上古之世，有“天下九塞”之謂，“勾（句）注”“居庸”均屬九塞範圍。《呂氏春秋·有始覽》曰：“何為九塞，大汾、冥厄、荊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25、《中華名著寶庫》，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7巻15292頁。《淮南子·地形訓》“何謂九塞，曰太汾、澠厄、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勾注、居庸。”26、《淮南子譯註》（地形訓），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80——181頁。
“圍”，環繞之意。“圍”的作用是攔擋或遮擋。這裡特指用長城把京畿之地合圍攔擋起來。
2 、“兩書”載述包含的意義。《魏書·帝紀》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皆千里。’又，元嘉二十五年‘二月，癸卯，（太武帝）行幸定州.......罷塞圍作’”27、同22.《資治通鑑·宋紀》重複了《魏書》上面的載述，只是將“廣袤”改為“廣縱”。28、同23.
“兩書”載述裡，透露出修築時間、發動民夫、修築範圍這麼三個方面的信息：①修築時間，從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到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二月，共20個月。②發動民伕，從司、幽、定、冀四州共徵調十萬民伕。司州，即平城京畿地區；幽州，沿東漢政區，治所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廣安門附近，領燕郡（治所同幽州）、范陽郡（今涿州）、漁陽郡（今薊縣）；定州（今定州市），領中山郡（定州）、常山郡（今正定）、鉅鹿郡（今河北平鄉縣）、博陵郡（今河北饒陽）；冀州（今河北冀縣），領長樂郡（今安平）、渤海郡（今河北南皮）、武邑郡（今武邑縣）、安德郡（今山東陵縣）。③修築範圍，《魏書》使用了“廣袤千里”字樣，《資治通鑑》使用了“廣縱千里”字樣。廣，指東西長度；袤與縱均指南北的長度。綜合上述信息，可以作這樣的理解：所謂畿上塞圍，是南線與北線東起上谷、西及黃河兩端交會後，成閉合狀的長城。何以言之？我們可以算一筆工程賬，如果動用十萬民伕單修北線或單修南線，各1000多里的距離，將工程平均分配每位民伕，只5米的任務，而且用了20個月工期，顯然在單位時間內，所動用的力量大於或超過了實際分配的工期計量單位；如果同時修築南北線，平均分配每位民伕的工程任務為10多米，20個月完成大約100方土石，比較符合實際情形。另，所動用的幽州民夫靠近畿上塞圍的東端，動用定州與冀州的民夫則靠近南線，就近佈置操作也符合實際情形。如果再分析“兩書”所使用的“廣袤”“廣縱”字詞，均涵蓋了東西南北的內容與意義，可見斟字酌句的科學謹慎。
3、建立塞圍的動機
公元四世紀後期，鮮卑拓跋氏在匈奴故地河套崛起。但崛起後的拓跋氏仍面臨一些個部族的挑戰，尤其東部燕國的鮮卑慕容氏，威脅更大。同時，慕容氏也把拓跋氏看作是心腹之患。雖然他們之間世為姻親，慕容垂還是拓跋珪的舅輩，但有徵滅拓跋氏的企圖。公元395年，敵對矛盾發展到尖銳，終於在山西陽高東部發生了參合陂大戰，慕容氏徹底慘敗。拓跋珪乘勝追擊，直搗後燕老巢中山（河北定縣），滅了後燕。遂398年拓跋珪由登國的都城盛樂遷都平城，從小盆地搬到一個大盆地，建立北魏王朝。可以說，參合陂之戰是拓跋珪建立北魏的立國之戰。接下來，拓跋氏開疆拓土，兼併草原各個部落，平定統治了中原北部疆域。
短時間內，北魏王朝雖然已很強勢，但北部大漠崛起的柔然族和高車族，仍然是要認真對付的強敵勁旅，不得不居安思危。為此，北魏在泰常八年（423年）修築了東起赤城，西及五原延袤二千餘里的長城，以防柔然與高車的南下入侵。
到了拓跋珪的嫡孫輩拓跋燾，已近半個世紀，欲想繼續開疆拓土擴大疆域仍然是一件艱難的事業，但也不排除有統治全中國的野心。
拓跋燾是一位能征善戰很有抱負的皇帝，始光四年（427年）他車駕親征攻破統萬城，翦滅盤踞在黃河以西的宿敵鐵弗匈奴赫連夏；延和元年（432年），又向遼東北燕都城和龍（今遼寧朝陽）的馮氏政權發起進攻，雖然未能攻下，但擄得北燕民戶三萬家而還；太延五年（439年），他又率部西征滅了北方最後一個割據政權盧水匈奴沮渠北涼，可就在這次西征沮渠牧犍的七月，柔然乘虛而入，進逼平城，使得京師（平城）大駭。雖然在他出徵時有這麼一個插曲，但拓跋燾畢竟功高勞苦，統一了中國的北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大分裂，中國進入了“南北朝”時期。但草原仍有蠢蠢欲動的契丹、庫莫溪、烏洛侯、室韋、柔然以及突厥等部族，禿髮保周率鮮卑族眾佔據張掖自立反叛北魏。太平真君年二年（441年）北魏滅西涼，守將西逃。三年（442年）拓跋燾派兵攻打西逃敦煌的北涼殘餘沮渠無韋。
北魏雖然統治半壁江山，但也不能低估南朝劉宋政權。南朝劉宋國力強盛，疆域廣闊，且存在時間亦久。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南朝劉宋派出數路大軍攻打仇池，在濁水戰中仇池兵敗，被南朝劉宋所滅，楊難當亡入平城，可見南朝劉宋實力是多麼的強盛。仇池距北魏界近在咫尺，翻過秦嶺就靠近黃河。南朝劉宋炫耀武力，不能說沒有北征統一中國的企圖。《魏書·帝紀》載：“太平真君七年六月甲申，（太武帝）發定、冀、相三州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防越逸。”29、《二十五史·魏書》（太武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184頁。說的就是這回事。
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沮渠無韋佔領高昌郡，自稱高昌王，並在其地建立國家政權組織，時有捲土重來之企圖。但就在該年，北魏攻打柔然無功而返。要知道，沮渠無韋系匈奴支系盧水胡族人，是沮渠蒙遜之子，沮渠牧犍之弟，牧犍在位時曾被南朝劉宋政權任命沙州刺史，都督健康以西軍事，兼領酒泉太守。這回沮渠無韋再據高昌，對南朝劉宋奉表稱臣，又被封為河西王，如果南朝劉宋北征，應是一支側應合圍的力量。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盧水胡蓋吳在杏城（今黃陵縣侯莊鄉故城村）聚眾反魏起義，揭竿而起10多萬人，並向南朝投降聲援，對北魏震動很大，拓跋燾花一年時間耗費巨大軍力才把起義軍鎮壓下去。這次戰爭使拓跋燾幡然醒悟，意識到了南朝劉宋的嚴重威脅，決定來年與南朝決戰。開戰之日在即。
北魏初，信佛人較多，這部分人不僅創造不了財富，還消耗國家大量的財力物力。太武帝拓跋燾為保住北魏政權和已佔有的疆域不被丟失，一直在四處征戰，為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在438年曾下詔，規定凡50歲以下的僧人全部還俗，還必須有參軍的義務，其後還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其目的仍然是建立軍事強國，對抗來自南北多個政權勢力的威脅。
拓跋燾既然南征北戰，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風險，就得未雨綢繆，居安思危；何況北與柔然、南與劉宋一直處於膠著對壘狀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北魏王朝產生了修築“畿上塞圍”的動機。
4、建立塞圍的目的
北魏築畿上塞圍，起名是嚴謹的，是很講究科學的，如果單一個塞，稱不上塞圍，只有閉合的、有多個關塞隘口才可稱得起塞圍。修築這麼個保護京師畿田的長城，要把“居庸”“勾注”等諸多個，包括張家口、殺虎口多個關塞隘口合圍起來，稱“畿上塞圍”最合適，最科學。
修築畿上塞圍，用長城把京師（平城）合圍起來，確保京畿安全是主要目的；但也不外乎其它多重功能的想法：1.養民繁衍，保障經濟，促進文化科技發展，防止人才人員外流。魏朝建都平城後，從全國各地往京畿遷徙人口150萬之餘。由於大量移民，京畿的民族構成日益複雜，其中既有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族拓跋部和其他遊牧民族，也有從中原各地強行遷徙來的漢族和漢化較早的農耕民族。魏朝政府將京畿的人民按照不同的行業分類作了不同的安頓，手工業者和商人主要居住在平城的廓城，農耕民在平城郊外按戶計口授田，從事耕種；遊牧民則被安排在京畿周圍的山區谷地從事放牧，他們的部落組織被強行解散。尤其建國初處在襁褓中的魏朝，面臨多種困難，但發展人口、保障供給是一項重大決策，當務之急還必須得繁衍增加京畿地區的人口數量。如432年，北魏徵遼東擄得北燕民戶三萬家而還。如439年，太武帝攻克涼州（甘肅黃河以南地區），盡徙涼州百姓、僧侶、工匠三萬餘家於首都平城；該年統一北方後，為醫治戰爭創傷，在北方實行均分畝田的安集策和戶籍制。如446年，太武帝將長安城內的能工巧匠2000餘家遷於平城；北魏高涼王拓跋那侵濟南郡，大肆劫掠，將濟南郡之東平陵（今章丘一帶）百姓6000餘家劫往黃河以北。如北魏一度時期，對百姓制定的政策苛刻，於是發生了北部民5000餘落殺官北走的逃離現象，追回後，殺渠帥，餘徙冀、相、定州為落戶。正是有這樣的教訓，築畿上塞圍勢在必行，以阻攔人員外逃流失。2.給牲畜獸禽繁衍棲息以安全環境並創造優良條件。因長期戰爭，北魏不僅擄回眾多的人馬，還圍獵回許多的牲畜獸禽。無論是人還是牲畜獸禽，有了畿上塞圍，就有了安全優美的環境，就只能在這個範圍內繁衍生息、繁衍棲息，尤其是動物禽鳥，等於有了一個大空間大園囿。有了野生動物的繁殖，也就有了皇家打獵練兵的場所。時在京畿之地建有鹿野苑、野馬苑等供皇家狩獵所用。3.為金陵築起了圍牆。金陵是北魏皇家陵寢的稱謂。金陵到底在何地？一些個史學家們一直在探究，到現在是一個謎。但經過一些史學家們的多年探索，現在初步將位置確定在左雲畿上塞圍的摩天嶺一帶，分佈在陰山左雲、右玉、內蒙涼城約1000平方公里的山嶺上。經調查，發現較大的封土冢26座。在摩天嶺南的武州川的高地上，有高大的封土冢40座。而這些封土冢，武州川大多被盜；摩天嶺西馬頭山（右玉界）被盜挖一座；摩天嶺北青石墩被盜挖一座；摩天嶺東馬頭山被盜挖一座。三座封土冢的盜洞都很深，投石試探，發出渾厚沉悶的回聲，說明裡面空間很大。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擇選陵寢，曾有“佔山為陵”一說，北魏鮮卑拓跋氏亦曾有選擇高地的葬俗，摩天嶺包括武州川似乎就成了北魏平城王朝的一個陵園，很有必要築一道保護陵園的圍牆。於是，畿上塞圍就配上了用場，起到了用於軍事防守和金陵圍牆的雙重作用。
一直以來，有人曾把北魏皇陵說成是“雲中金陵”“盛樂金陵”“金陵”，但翻開《魏書·禮志》曾這樣載錄：太宗永興四年（412）“詔郡國於太祖（明元帝）巡幸行宮之所……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29、《二十五史·魏書》（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4頁。按此文字，所謂雲中、盛樂、金陵，是三處地名的概念，絕非北魏有三處金陵。
《禮記·祭法》載：“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祭之。”30、《禮記》（祭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53頁。按照《禮記》包括《尚書》等歷史典籍所述，中國封建王朝都要設廟按時祭天、祭地、祭山、祭祖。《魏書·禮志》載：“十一月已未，朔帝……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31、《二十五史·魏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5頁。上段文字所云，正是北魏皇家對雲中（托克托）、盛樂（和林）、金陵（左雲）三地祖宗祭祀之語。而且三地距離幾乎相等。如果從平城出發，抵達金陵（摩天嶺）約80公里，金陵距盛樂又80公里，從盛樂到雲中為57公里。祭祀時，可一天趕往一地，從出發到返程，一週時間足夠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在右玉大南山發現了一處封土冢，稱雲中金陵，一殘石有依稀可辨的“侍郎、內行長......伎十五人善......為孝文帝、文明後”等文字。但這絕不是祭祖所留下的碑刻，而是祭天或祭山所設祭廟祭壇留下的碑刻印記，標明北魏皇家專門在這裡設置了祭天或祭山的太廟和祭壇，所謂那個封土冢就是人工築起的祭壇，當孝文帝與馮太后幸這裡祭祀天或祭祀山時，留下了碑刻。可見，畿上塞圍另稱“金陵圍牆”也並非沒有道理。
三 、“武州塞”與“畿上塞圍”重合於大同盆地
經過對“武州塞”與“畿上塞圍”的考辨，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畿上塞圍與武州塞是重合的。重合在“大同湖”盆地。
大同湖的存在是史前地質文明的史實，後經地殼運動，滄海桑田，汪洋浩瀚的大同湖水退去，留下了大同湖盆地。大同湖盆地包括整個大同地區和朔州地區，向東延伸到河北的蔚縣和陽原以致更遠的京西走廊，向西幾乎靠近黃河。
大同湖盆地呈西南——東北走向。其東部又形成三條谷地：一條溯渾河而上，直抵恆山的主峰腳下；一條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內；第三條展布於南洋河的上游，今陽高縣、天鎮縣境內。在大同盆地內，地勢平坦，河流縱橫，既適合農耕，又益於放牧。盆地四周被崇山環繞，它的東北是熊耳山，北部和西北部為陰山餘脈，西南部界於管涔山脈北段，南部和東南部有恆山山脈與太行山脈。崇山之中，關隘與險峰重疊，斷崖與峻嶺錯落，成為大同盆地與其周圍地區相阻隔的天然屏障。這樣的地形既利於政治上的統治，又便於軍事上的攻防。因此，當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的時候，其區域性經濟就能很快地繁榮和發展起來。這是這個地區能夠形成轄境相對穩定的行政區域的重要原因。而畿上塞圍與武州塞就重合在這個優勢地域。
畿上塞圍與武州塞的重合，是歷史的機緣和選擇；但這種重合，並非完全的重合，而是畿上塞圍差不多1/2的面積與武州塞的重合。重合利用了大同盆地的優勢與邊緣的關塞隘口和天險，利用了盆地北面陰山之關塞隘口修築再修築重合的長城，利用了盆地西部的黃河天險，利用了盆地南部太行山、恆山、管涔山山脈的天險。這種重合，均佔據了大同盆地所擁有的優越的地理條件。
四 “武州塞”與“畿上塞圍”的功能
既然趙武靈王在大同盆地置了武州塞，北魏王朝也在大同盆地畿田內修築了畿上塞圍，都有他們的動機和用意；但籠統講，他們的動機與用意大多是相同的，這便彰顯了武州塞與畿上塞圍的相同的功能與作用。
（一）軍事防禦的功能。無論趙武靈王置武州塞，還是北魏王朝築畿上塞圍，乃至各個朝代所修築的長城，除了與大同盆地特殊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外，還與當地特殊的氣候有關。
大同盆地位於河套高原與山西臺地相交的斷層地帶，地處北緯40度線，年降雨量為400毫升。這個降雨量獲得了農耕文明的硬性條件，但屬內蒙古高原過度黃土高原脆弱生態帶，因而將草原遊牧環境與中原農耕條件分別開來，成為分界線。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飄忽不定；農耕民族則需要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可往往因氣候條件的變化、生活物品的短缺和稱霸佔地擴大勢力範圍的野心會產生利益上的衝突，何況大同盆地直接面對的是西面河套地區。河套地區因水草豐美不斷培養起草原民族一支又一支擁有浩蕩之氣、曠野之力的騎兵力量，如果欲保住中原王朝，包括草原民族佔據中原的統治地位，就得扼制草原民族的東進南下。因而，歷史上在大同盆地，就會不斷獲得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軍事信息，是軍事情報最敏感的地帶，也起著絕對鎖鑰的作用，隨時會形成草原民族與中原王朝兩股強勢力量的對峙碰撞。如果把長城以內的疆域比作一座城池的話，大同盆地所築的武州塞與畿上塞圍就是一座甕城，對敵起著封閉、遏止和緩衝的作用。事實上，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這個盆地所發生的戰爭次數最多。因為戰爭，修築軍事防禦工程勢在必行，長城便應用而生。武州塞和畿上塞圍也就成為軍事防禦的歷史產物與見證。
（二）商貿流通的功能。趙武靈王置武州塞，北魏王朝築畿上塞圍，包括其它朝代修築的長城，將草原遊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劃線，但並不是分割，而是為了維持一種秩序，或生活與生產的秩序。在這條線上，除了和平就是戰爭，反之亦然。但和平的時間遠遠長於戰爭時間。戰爭的目的是擴張掠奪，掠奪生產資源和生活必需品；輪到和平的日子便是交易了，但這種交易是必須的。因為草原民族幾乎是單一的食肉民族，需要鐵鍋，更離不開鹽和茶，還需要布帛和針頭線腦等等，需要與遊牧相關的生產物資。農耕民族則需要草原養殖的用於交通運輸的馬匹、農田使用的耕牛、禦寒過冬的皮毛，以及草原擁有的其它稀缺資源。於是，便有了邊貿馬市交易，武州塞與畿上塞圍便承載了這種交易的口岸與場所。據史學家高海泉先生考察研究：“......公元前297年，趙武靈王不僅築了武州塞，還在今左雲趙火色村一帶開設了與樓煩人交易馬匹的合市口。現在村人仍稱趙火色為趙合市。”29《左雲長城史》。但這種邊貿遠不止長城一線的交易市場，還延伸到更遠的俄羅斯與歐洲，形成了歷史意義上的絲路茶道。通過邊貿口岸與絲路茶道的種種交易，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互通有無、互補優勢、取長補短，發展繁榮了各自的經濟，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需求。當長城交易傳承到明代，更發展擴大到了繁榮極盛。
（三）文化交流的功能。武州塞與畿上塞圍，地處草原與農耕分界線特殊地理位置，是一個多元文化交流的區域，但這裡對文化的交流或多元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媒介作用。
其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1.因戰爭形成的文化交流。在這裡，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矛盾往往表現的最活躍最突出，隨時會出現草原與中原兩股強勢力量的對峙碰撞。為此，中原王朝也往往會調動內陸各地乃至大江南北的將領來這裡守邊，抵擋草原民族的入侵。於是，他們便在這裡安家落戶，定居下來，將中原各地乃至江浙一帶的文化帶到這裡成為交流的事實。再如，北魏王朝南下侵佔攻城略地，每攻下一地，先把一些美女和一些能工巧匠運回，形成一種南北文化交流的事實。如此等等。
2.因經濟往來形成的文化交流。無論草原遊牧民族還是中原農耕民族，都要積極地學習掌握各地的生產先進技術和科學知識，以使自己的民族得到進步變得強盛；還必須同各個民族或部落進行物資交流，以保障和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質量和水平。於是，所有這些交流都會在這裡展開。
3.因河流形成的文化交流。歷史上，由於交通道路的不暢通和交通工具的不發達，河流往往是文化傳輸和交流的通道。武州塞或畿上塞圍的桑乾河與武州川水就起著一定的文化傳輸與交流的作用。左雲北之陰山餘脈，是海河水系與黃河水系的分水嶺，越過陰山便是黃河水系的馬營河與蒼頭河，海河文化與黃河文化就是靠這四條河流傳輸交流的，這四條河流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傳輸與交流。另，由桑乾河與武州川水形成的古道，越過陰山長城一直通向大漠，同樣起著草原與中原文化傳輸交流的作用。這幾條河流偉大之處，維繫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促進了多民族的團結與發展。
4.因絲路茶道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時期，魏都平城（大同）就是絲路茶道的中心與起點，這種文化交流，南及江浙一帶與福建，北達西域歐亞和俄羅斯等國家，交流幾乎涉及地球一半的距離。
5.因建築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時期修建平城（大同）皇宮，開鑿靈岩石窟（雲岡石窟）所使用的工匠僧人與雕塑藝術人才，不僅來自東方，而且有來自西方的；不僅來自全國各地，而且有來自西域和天竺國的，平城的寺廟、造佛和佛事活動直接受西域和天竺的影響；這種因建築上的交流使東西方的優秀文化融為一體，變得博大精深，世所罕見。
6.因民俗風情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時期，魏都平城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文化的容器。在這個容器內，有來自草原的生活習俗，也有來自南方的生活習俗，這樣種種習俗是大不相同的；但必須互相滲透吸納改善，適應和服從政治統治的需要。武州塞或畿上塞圍種種文化交流不勝枚舉，再不贅述。
（四）民族融合的功能。考究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國長城史就是中國的半部歷史。無論武州塞還是畿上塞圍，都代表著中國的長城史。
長城，是世界巍峨歷史軍事工程，人類浩瀚滄桑文化生態，耀眼虹貫中華民族精神。長城，被譽為中華民族的脊樑，它肩起兩個文明，即草原遊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長城是世界上最長最宏偉壯觀的線性工程。以長城為界的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自古就是一家親。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矛盾，並非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敵對矛盾，而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之間所發生的爭執打鬥是兄弟鬩牆的問題。歷史上兩族聯盟聯姻政策的實行，始終維繫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家親或大一統的密切關係。中國版圖的擴大、鞏固和發揚光大，草原民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強盛昌明，人口不斷增多強大，是草原民族逐漸漢化融入的結果。中華民族之所以長盛不衰，是緣於草原父文化與中原母文化的嫁接繁育的結果。長城是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文化，又是民族融合的紐帶和橋樑，是維持民族團結秩序的象徵。在這個民族大融合、大團結的過程中，大同——武州塞與畿上塞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平城都城是北魏政治統治、經濟管理、軍事指揮和文化禮儀活動中心，是北魏歷史的縮影。其宮城又是北魏的政治中樞。以平城為都，東克後燕，西滅赫連夏，北掃北燕，最終統一北方。
其實，從春秋起，大同就是遊牧民族與漢民族雜交融合之地，遊牧民族勇猛也感染著這裡的漢人，形成了大同歷史上尚武驍勇的風氣。
春秋時期，這裡有狄人建立狄國，一度攻克諸侯國衛國。東漢末年，三國戰亂，匈奴、鮮卑，等大量遊牧民族內遷。大同起著跳板的作用，使得匈奴、羯族等佔據山西。北魏，平城成為了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徵與物化載體。“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北魏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王朝，定鼎平城第一件大事便是“定都”“建都”凝聚了北魏時期的“國家主導文化”，其中包括民族融合文化。因而大同之都，堪稱民族融合之都，武州塞與畿上塞圍則是民族融合的播種地與試驗田。只要草原民族在這塊“田疇”裡適應農耕方式方法了，就會由野蠻走向文明，源源不斷融匯滲透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去。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大同——武州塞或畿上塞圍，因特殊的緩衝地理環境還起著對草原民族牽制沾合的作用，承載了諸多文化精神現象；通過聯盟聯姻的方式，擴大了民族之間的交往交融，形成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在發展生產體系、繁榮經濟，保障改善生活質量的願景中，成為了團結協作、不可分割，誰也離不開誰的好兄弟，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絕唱。
閱讀更多 大同袁建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