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魏晉文化，大家會想到什麼？是“清談”還是“玄學”，我想大家始終繞不開的名字就是“竹林七賢”吧，他們幾乎成為後世隱居山林的典範人物，而真實的“竹林七賢”真的沒有那麼灑脫。
魏正始九年（248年），24歲的嵇康帶著家眷從都城洛陽來到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修武一帶）寓居。這本是歷史長河中很細微的一次人口流動，卻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起到了驚天動地的槓桿作用。此舉引發的歷史光芒貫穿將近兩千年的時空，至今讓我們炫目不已。
嵇康（224-263），早年喪父且家庭貧困，通過勤奮刻苦的學習，長大後精通文學、玄學、音樂等，成了當時文壇的領袖之一。史載其“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中國的政治體制喜歡將體制外的青年才俊納入到體制中來，以免他們成為體制的敵人。曹魏朝廷就喜歡上了表裡俱佳的嵇康，有意籠絡，嵇康很順利地迎娶了曹操曾孫女（一說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成了皇親國戚，官拜中散大夫，後世人稱“嵇中散”。應該說，嵇康對於曹魏是感恩的，但嵇康也並不是政治白痴，當時司馬氏與曹氏之間的明爭暗鬥，很多人已經看在眼裡，嵇康身居閒職，無法左右國家命運，他不願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汙，只能自我放逐，把目光投向了山陽——在那裡，漢獻帝退位後在此渡過餘生。不久後，嵇康迎來了第一位朋友。
阮籍（210-263），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名門之後——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這位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教育的精英在步入官場後，感受到了當時政治的黑暗，他逐漸學會了明哲保身和謹言慎行。就在當年，曹爽徵召阮籍出任自己的參軍，要拉他進入曹氏集團。阮籍不願意被捆綁在任何派系上，便託病辭官歸裡，來到了山陽。緊接著，七人中最年長的也來了。
山濤（205-283），河內懷縣人（今河南武陟），同嵇康一樣出身貧寒，但他沒有嵇康的運氣，苦讀詩書的山濤到了40歲才混了個郡主簿。不過其對當時形勢的敏銳度是非常高的，他選擇了棄官而去。
當時的三人，嵇康最年輕，但憑藉其精深的學問、崇高的聲譽和皇親國戚的光環，成了領袖。不久之後阮籍的親戚也來了。
阮咸（生卒年不詳），名聲並不在阮籍之下，和叔叔並稱“大小阮”。阮咸為人狂放，不拘禮法，尤其彈得一手好琵琶。後世將阮咸彈得琵琶簡稱為“阮”，直至今日依然（琵琶其實是從西域傳到中原的）。在阮咸之後，又來了兩人。
向秀（227-272），山濤同鄉，早年對於仕途無興趣，有隱居之志，恰好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當然要來湊熱鬧了。
劉伶（221-300），沛國（今安徽淮北）人，在後世，這位仁兄的名氣是最大的，不過不是其文學作品，而是其酒仙的稱號。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最擅長喝酒和品酒，還專門寫了篇《酒德頌》談喝酒的好處。評劇《劉伶醉酒》影響頗大，這也是劉伶在後世成名的原因。
最後來的，是個神童。
王戎（234-305），山東琅琊人（今山東臨沂），生於名門琅琊王氏，從小聰慧，學問日益精進，善於清談。但是這些年長者對於王戎是持保留意見的，王戎太年輕了，他根本對這個世界還不瞭解。
就這樣，山陽城外竹林中的7位常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時常聚首，暢飲高談，醉了就臥倒泉邊，醒來繼續清談歌唱，所謂“竹林七賢”。看起來，他們是多麼的逍遙快活啊，為何他們還有苦悶和掙扎的情緒在呢？其實他們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的情緒。
首先，他們是現實的逃避者，東漢末年，群雄逐鹿。那是個弱肉強食的年代，這七人雖然多數生於三國時期，但政治的殘酷性還是讓他們深有感觸的。從當時的國籍來講，他們都是曹魏人，曹魏以“九品中正制”為根本建國，這讓很多出身寒門的知識分子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而身在政治漩渦中的人也無法擺脫政治的桎梏，他們找不到填平鴻溝的方法，又不願意繼續受到殘酷現實的壓迫，只能選擇了逃避，躲進了竹林。竹林七賢的核心嵇康、阮籍和山濤都是如此。
其次，看似“離經叛道”，其實他們是禮制的恪守者。後人談起竹林七賢，第一印象往往是他們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做派。人們都說竹林七賢“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的確，這七人的觀點雖然不同，爭吵也不斷，但其核心的思想依然是道家哲學。他們的避世，恰恰是因為現實鬥爭中，這些強權人物不遵守禮制，讓眾多知識分子失望而造成的。
這七個人在竹林中飲酒、彈琴、對弈，高談闊論，談論的話題涉及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如何對待自然等等。這些問題千百年來，一直困擾著知識分子。竹林七賢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包括逃避殘酷的現實、保持純潔自然的心靈、追求自然的生活等等，也都吸引著後來者，讓後來者從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不管後世怎樣評價，他們的思想直至今日依然有著強大的力量。
不過好景不長，很多人認為七人的分崩離析是因為政治觀念不同，這當然是其中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就是外界政治環境的極大改變。
曹魏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變發生。曹氏集團徹底失敗，司馬氏成了不可撼動的勝利者。竹林七賢中的山濤、王戎等人陸續走出林子，當官去了；阮籍的思想還是有入世的儒家的根基的，迫於壓力也接受了朝廷的徵召。嵇康、向秀等人還經常在竹林中聚會，可光景大不如前了。他們之後怎麼樣了呢？
其實無論是曹魏政權的實際建立者曹操或是篡漢的曹丕，都有知識分子的一面，他們對這些對政權無礙的人還是比較寬容的，但在後來當權的司馬氏看來，知識分子聚群清談是不可接受的。清談的話語體系是非官方的，行為是反禮教的，竹林清談的存在就是對權威的無聲反抗，對朝廷的藐視。而且竹林清談影響力越來越大，瓦解他們勢在必行。
首當其衝的就是領袖嵇康，他先是拒絕了已經出仕的山濤請他出仕的好意，還寫了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字巨源），言辭非常激烈，後來又插手了好友呂安的家務事，而被官府收押。最終致死嵇康的實際上是鍾會，鍾會其人頗具才華，但氣量狹小，當初主動結交嵇康，卻被無視，因而懷恨在心，對嵇康實施了文字獄。當時有太學生三千人，請求赦免嵇康，願意拜嵇康為師。可這番好意加速了嵇康的死亡。司馬氏怎能讓這樣的人威脅自己呢？公元263年，嵇康被殺。
“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這是嵇康在《幽憤詩》中的最後幾句，可惜他再也沒有機會實現自己那點卑微的心願了。
與嵇康絕交的山濤混得不錯，其實有種說法就是嵇康與其絕交是為了保護山濤，而山濤也在老友死後一直照顧著嵇康的兒女，可謂仁至義盡。山濤雖然出身貧寒，但在司馬氏上臺後得到了重用，因為其姑奶奶的女兒就是司馬懿正室、後來的宣穆皇后、司馬師和司馬昭的生母——張春華，他們之間算是遠房的表親，正是有了這個強大的後盾，山濤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才華，後來他堅定的支持司馬炎成為世子，這讓他在西晉時期，也備受恩寵。難能可貴的是，山濤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的高潔，高壽去世。
七賢中最小的王戎也做了高官，不過他深諳處世之道，明哲保身、阿諛求全是他最拿手的，在西晉時期，跟著奢靡之風，開始大量斂財，最高做到了司徒，在八王之亂中去世。
阮籍在政治上作為不多，在官場中游戲人生，時常喝的酩酊大醉，其他官員視為異類。因為他為司馬炎寫了勸進書，得到了司馬炎的保護，自始至終都善待於他，得到了善終。
向秀一直位居閒職，在曹魏和西晉時期，向秀歷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位不幹事，領一份薪水，表明姿態而已。他深知官場黑暗，只能悶聲不語。
酒仙劉伶算是死得其所，出仕後做到了建威參軍的閒職。後來遭到了罷免，終日以酒為伴，最終酗酒而死。
阮咸後來也入仕為官，不過司馬炎認為他酗酒成性，所以不予重用，後來任始平太守，無疾而終。
應該說，嵇康之死不僅終結了“竹林七賢”，也終結了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這些曾經飽讀聖賢之書的人，看到了嵇康的下場，難免會想到自身。於是魏晉時期的文化充斥著靡靡之音，大家空談成性，娛樂至死。後來中華大地又經歷了南北朝的大亂世，連士族門閥都遭到了打擊，何況是普通的知識分子呢！
當古代殘酷的國家機器打斷了知識分子的脊樑的時候，還能指望他們關鍵時刻為國家和民族挺身而出嗎？“竹林七賢”的各自命運也恰恰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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