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秦本紀”時，看到秦人與晉國在災難面前的不同應對，感覺極有趣。細讀之後才發現，當年的秦國實在是有點憨態可掬的“憨傻”，感覺常被當時的發達大國--晉國玩弄於掌股之上，但“憨傻”的秦國最終統一了六國，而花花腸子彎彎繞的晉國卻三家分晉，最終灰飛煙滅。
以前，當我細讀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社會心理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895年 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時，還一直在感慨國內缺少這樣的作品。
但當再看班固在《漢書》“地理志八下”中，對當時全國各地人性的概括總結，就在想，難道這不就是2000多年前的《烏合之眾》雛形嗎？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麼形容似乎有點牽強，但《烏合之眾》也是一本以法蘭西民族為藍本，研究近現代大眾心理學的著作。勒龐以近現代人的觀點在書中闡述了法國人的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徵，進而指出當個人是一個孤立個體時，會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化特徵，而一旦這個人融入了群體後，其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思想即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因此歸納出，當一個群體存在時，個體表現出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徵；與此方法類似的是，班固也是從地域的維度，對群體個性化特徵作出概括總結，只不過比較粗疏，沒有細緻到現代研究的那種細節感。 但對於2000多年前就以地域為單位，對國民性予以總結，其超前性，我們還能苛求什麼？
一．秦、晉面對災難時的不同態度
小標題這樣總結雖然看上去有點唯心論，但是歷史的發展說明，人心不善，其殃無限。我們的歷史文化中，把結婚形容為永結“秦晉之好”，足以說明秦晉之間的關係之密切。
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我根據《史記》粗略不科學的統計過，秦、晉之間戰爭狀態多於和平相處，雖然二國的王室間一直有彼此婚嫁的習慣。並且，因為晉國屬於山東發達先進的大國之一，感覺常常把秦國玩弄於股掌之上。
秦國的表現一貫有點“憨傻”。
例如，公元前648年，晉國遭遇了大旱，於是，晉國國君就派人到秦國求援糧食。晉國出身的丕豹非常熟悉晉國，勸說秦繆公不但不應該給糧食，還應該趁著晉國饑荒，人心不穩，出兵攻打晉國。
但，秦繆公總感覺哪裡不對頭，徵求公孫支的意見，公孫支說：“糧食歉收與豐收會不定時出現，我們應該提供援助。”秦謬公還是猶豫，又問百里傒，百里傒說：“夷吾得罪了您，他的百姓有什麼罪？”於是，秦繆公採納百里傒、公孫支的意見，給晉國援助糧食。當時的場面宏大，根據《史記》“秦本紀”中描述：水路用船，陸路用車給晉國運去糧食，從雍都出發，源源不斷地直到絳城。
剛過了2年，也就是前646年，這次是秦國遭災發生饑荒，於是，秦國就請求晉國援助糧食。晉國的國君就此事徵求群臣的意見。大臣虢射說：“我們趁著秦國鬧饑荒去攻打它，就可大獲成功。”晉國的國君竟然聽從了他的意見。
公元前645年晉國出兵攻打秦國。沒有預料到如此結果的秦繆公，也只好發兵，雖然秦謬公御駕親征，但他讓丕豹率領大軍，前往迎戰。經過秦繆公全力奮戰，俘虜了晉君回到秦國。
秦謬公在雍都向全國發布命令：“大家都要齋戒獨宿，我將用晉君祭祀上帝。”周天子聽說此事，說“晉君是我的同姓”，給晉君求情；夷吾的姐姐是秦繆公的夫人，她聽到這件事，就穿上喪服，光著腳，說：“我不但不能挽救自己的兄弟，以致還得讓君上下命令殺他，實在有辱於君上。”秦繆公看到這些，抱怨說：“我俘獲了晉君，以為是成就了一件大事，可是現在天子來求情，夫人也因此事而憂愁。”於是，只好聽從眾人的勸說，跟晉君訂立盟約，答應讓他回國，並給他換了上等的房舍住宿，送給他牛羊豬各七頭，以諸侯之禮相待。
到了十一月，秦謬公送晉君夷吾回國；夷吾獻出晉國河西的土地，派太子圉（ｙǔ，語）到秦國作人質。秦國把同宗的女兒嫁給子圉。這時候，秦國的地盤向東已經擴展到黃河。
其實，如果仔細看《史記》就會發現，秦國這種“憨傻”出力不討好的事情沒有少幹，當然這也怨不得秦國。秦國當時，無論怎麼努力，都被東方發達先進的六國視為“蠻夷、未開化”的落後國家，就是開會盟大會，也不屑讓秦國加入。
還有一次，就是秦康公時發生的“令狐之戰”：晉襄公的弟弟名雍，出生在秦國，當時人也在秦國。晉國的權臣趙盾打算立襄公的弟弟為晉國公，就派遣晉國得力大臣隨會前去迎接。這種好事秦康公豈能阻止？有利於秦國，於是秦派出軍隊護衛送到叫令狐的地方，等待晉國接駕。但沒有想到迎來的卻是晉國的大軍攻擊，因秦軍無絲毫戰爭準備，被打的潰不成軍，大敗而逃，隨會也隨敗軍跑回雍城。原來晉國人出爾反爾，趙盾的打算可能沒有得到朝臣的一致同意，他們最終立了襄公的兒子做了晉國公。令狐之戰無故被打，秦康公那個氣呀！
由此看看，永結“秦晉之好”的理想實際上只是美好的“鄉愿”，現實中只有“秦晉永難好”的骨感。歷史潮流最終也沒有放過任何不善者。
秦人為何會有這樣的性格特點？看看後述的班固2000多年前分析，也許能解惑？
二．班固點評“秦地”民風之概覽
其實在《漢書》“地理志八下”中，班固根據劉向以及丞相張禹令部屬穎川朱贛分條陳述的各地風俗民情，對當時各地的民情、國民性格進行了簡略的評點。那麼，歷史上西漢時期的各地人的國民性格特點為何？當然本篇主要只是針對秦人，就以秦地有關的信息為重點。
班固在《漢書》中，是如此釋明“風俗”一詞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若用現代漢語解讀，就是說：人人都有信守五常（仁、義、禮、智、信）之天性，且人們性格上會表現出剛柔、緩急，音聲各不相同，這是因水土風氣有差異，故稱之為“風”；對好惡的取捨，在日常行為上因缺乏常態，會迎合君上的喜好，所以稱之為“俗”。孔子曰： “要想轉化社會風氣，改變民聞習俗，莫有比禮樂更有效果的了。”這是說聖王治國，全局掌控人間倫理，必然要糾正人民的本質，去除他們的不良，要是能做到這點，就可把天下的不同意見合二為一實現中和，朝廷期盼的教化也就成功了。漢朝繼承了百王的傳統。國土地域也已改變，老百姓四處遷徙。（漢）成帝時劉向簡論了疆域變化狀況，丞相張禹讓部屬穎川朱贛分條陳述了各地風俗民情，但未能全面總結，故，我把他們未完成的彙總試論。把全部評點內容放在本篇的末尾予以闡述。
為了方便大家解讀，除過我翻譯的之外，也把原文引用在上邊。一般情況下，我並不喜歡如此寫文，因為如此，網友閱讀快感就會受到影響。但我發現，網絡上不少古漢語的翻譯有問題，不少如同機器人所翻譯一般，讀完後只有一頭霧水。
迴歸正題，由此可見，“移風易俗”就是為了改變國民的道德本質，我們的祖先2000多年前就非常重視。班固在文章中，沒有按照行政單位，而是以歷史傳統的地域分為“十三地”：秦地、魏地、周地、韓地、趙地、燕地、齊地、魯地、宋地、衛地、楚地、吳地、粵地。這是我自己的總結，未必對。
在展開此話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歷史上的“十三地”的劃分與現代的行政區劃不同。不能用現代的地理、文化思維去理解歷史。
由於擔心網友誤解我是在製造地域歧視，所以對於對應的現代地方，就不進行詳解，主要還是擔心學識不夠張冠李戴鬧笑話。但是，對於“秦地”會予以詳述，因為本篇就是為了寫“秦地”。
根據班固《漢書》“地理志八下”中：“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撫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
從班固把秦地分成了以下四部分可知，秦漢時期的“秦地”與現代極為不同。古代的秦地概念要遠大於現代。“秦地”每個部分由於地理、民俗、傳統習慣的不同，居民的習性也極為不同。
京師部分：由於此地系秦國的主要組成部分，又是周天子崛起之地，因此班固認為“故(古)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
換言之，這裡的居民，繼承了先王的遺風，喜歡種地，能堅守本業，是供給國家衣食的重要基地與根本。班固對周朝舊地的民眾，評價甚高。
但是隨著漢朝的興起，劉邦採用了把列國的權貴遷徙到關中以方便控制，避免秦國土崩瓦解的慘痛教訓。當把散佈列國的富人豪傑等，在當地有影響力的權貴舉家遷入長安附近後，在帶來了各地不同風俗習慣的同時，使得秦地的風俗也為之改變。
班固是如是說的：
“漢興，立都長安，徒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資)富人及豪桀(傑)併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按照班固的看法，由於列國富人豪傑的遷入，關中地方的風俗開始不純，因此敗壞。他總結道：世襲家族一般好禮文；富人熱衷於賺錢；豪傑則是與遊俠狼狽為奸。且，特別指出，靠近終南山一帶的夏陽，由於地理環境兇險，是窮山惡水出山賊的地方，常會給天下帶來禍亂。由於各郡國在長安的辦事處多，不勞而獲、不商聚富者多，加上京城的列候錦衣華車招搖過市，民眾也追隨流行潮流而攀比成風。因此就形成了：以攀比不過為恥，在婚喪嫁娶上尤為奢靡，由此形成了關中地方葬禮極為過度奢侈的習俗。
西邊自隴西至河西走廊直到敦煌；
當說到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等六郡靠近戎狄的民風時，班固的評價是這些地方因地處邊境，民眾喜歡“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就是說崇尚力量，平日以打獵為主。到了漢朝興起以後，此六郡的良家子弟（出身不能是醫、商賈、百工之子弟），多被選為漢武帝的護衛部隊--羽林軍、期門，主要是靠個人的力氣為官，此地多出名將，例如西漢名將李廣家族就是。班固引用孔子的名言：“君子有勇而亡(無)誼(義)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無)誼(義)則為盜。”總結此六郡的人民：民俗雖然質樸，但對成為盜寇並無羞恥感。
班固在《漢書》中把武威郡往西的四個郡也算入“秦地”。這些地方原來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遊牧地，武帝時霍去病出奇兵從匈奴人手中奪得，一開始設置了四個郡，目的是用來貫通西域，阻斷南羌和匈奴的聯繫。此地的居民多為從關內遷入：有因關東極其貧困逃荒而來的、有的因為尋仇犯罪、有的因為被處叛逆，家屬連坐被遷徙至此。此地由於人員來源各異，習俗相差極為懸殊，加上河西走廊的土地廣闊，人員稀少，水草適合餵養牲畜，故，涼州一帶的牲畜是天下最多的。因保衛邊塞，靠二千石官員來治理，民間日常多以販賣兵器和馬匹為業；鄰居間酒宴禮節的聚會，上下都能平等相處，官民的關係相處比較融洽。
因此，此地的習俗是風調雨順的時候，穀物的售價很便宜，盜賊較少，民間氣氛一般都很和諧，相比內地官民都很通情理。究其原因，可能和政令寬厚，官吏沒有內地那麼死板執法苛刻。
南部的巴蜀直到今天的隴南的武都；
如果根據《史記》司馬錯與張儀為了當年徵蜀的論戰，客卿司馬錯獲勝，秦國把巴蜀收入囊中，可知班固如此劃分“秦地”是沒有問題的。
在當時的觀念看來巴郡、蜀郡、廣漢郡原本是南夷，秦朝吞併後就才開始郡治，此處的土地肥沃，還有江水灌溉田野，又有山林、竹木、疏菜、果實的富饒。其南面的滇、焚多出僮僕，西面邛、榨多產馬和犛牛。
百姓以稻和魚為食物，基本沒有北方那種災年的憂患，民風習俗也就少愁憂和辛苦，因此民風表現為容易放縱過度，加之體格嬌小看上去柔弱，心胸比較偏狹。
漢景帝、武帝年間，文翁作為蜀郡郡守，他教導百姓讀書和遵守法令，但並沒有期待中達到誠信道德，人民反而喜歡用文章來諷諫、崇尚羨慕權威和勢力。特別是司馬相如離家，在京師和諸侯處做高官以後，其以文章辭令揚名於當世，他就成了當地居民仰慕、效仿的對象。通過讀書學習出人頭地就成了本地的風尚，後來的王褒、嚴遵、揚雄之類的人，文章位居天下第一。這些成果說明，文翁倡導的當地人民學習治家，把司馬相如作為學習榜樣，才使得此地的文人才子輩出。
武都郡的情形就比較複雜，因其土地上雜居著氐人和羌人，還有犍為郡、胖柯郡、越侖郡，都是西南外面的夷族。漢武帝時開始設置郡予以治理。其民俗大致同巴、蜀郡相同，加之武都郡又靠近天水郡，民俗相當接近。所以班固也就沒有進一步的點評。
班固在最後總結說，秦國原本的土地，只佔到當時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未超過天下的十分之三，但，其財富，卻佔了天下的十分之六。由此可知，秦國當年能統一天下，不僅僅是由於戰鬥力爆棚，經濟基礎是關鍵因素之一。
參考《武經七書》“吳子兵法”中，吳起對秦國國民性格的分析：“秦國人的性格強悍，地形險要，政令嚴格，賞罰分明守信... 。”把班固對“秦地”總體的評價概括為：民風質樸，憨態可掬，感覺好像有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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