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早期淮河水系相对稳定，干流独自入海 。淮河及其多条支流形成了广泛的平原，庞大而汇聚的水系为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淮河上游（颍水、汴水等主要支流）深入中原腹地，淮河下游（沂沭泗水系构成的主要支流）被认为是海岱文化圈的核心，淮河中游则呈现了更为开放的地理环境，自身并非一个稳定的文化区，却处于中国史前文化交互作用圈的过渡地带。淮河流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域是研究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平台。
南宋以前相对稳定的淮河水系图(据邹逸麟，1997)
近年来，蚌埠禹会村、固镇垓下和泗洪顺山集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该地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淮河流域在史前时代的重要性，提出了淮系文化和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起源的议题。因此，从宏观视角梳理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是很有必要的。
一、八千年前的淮河文明曙光
舞阳贾湖遗址面积5.5万平方米，位于淮河上游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地处一湖两河之间。1983～2001、2013年经过八次考古发掘，这是已知裴李岗文化时期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和考古工作最全面的遗址。贾湖聚落内发现包括房址、墓葬在内的大量遗迹，以及一批极具特色的生活用品与随葬品，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距今约9000～7500年。
贾湖聚落周边环境存在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贾湖人主要依赖采集和狩猎为生，辅以农耕生产，栽培稻的驯化程度很高，家猪的驯化特征也非常明显 。整个聚落由壕沟环绕，聚落内存在几个居住区，每个居住区内小房屋都围绕位于中心的一或两座大房屋分布，大房屋可能是居住区内公共活动的场所。贾湖早期墓葬都距居室很近，晚期则在居住区附近形成了分布范围清晰的墓葬区。许多墓葬中发现有特殊器物，如骨笛、龟甲和骨叉形器，可能和宗教仪式所用法器有关，这些墓葬一般面积较大，随葬品也比较丰富，散布在各墓组中间，没有出现集中埋葬和与其它墓葬隔离的情况，因此推断墓主人在聚落内具有很高地位，并且扮演了宗教祭司的角色。骨笛是最能够代表贾湖人工艺技术和艺术认知的器物，由鹤类水鸟尺骨骨管制成，笛上刻5～8孔不等，普遍涵盖七阶音域。贾湖发现的龟灵崇拜和龟甲占卜是淮河流域原始宗教的源头，在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均有体现。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某些符号与甲骨文的形态接近。
舞阳贾湖墓葬发现的龟甲占卜与影响
舞阳贾湖发现的龟甲刻符与影响
濉河下游的顺山集、韩井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填补了淮河下游史前考古的空白 ，顺山集文化在濉河中游的小山口下层也有发现。顺山集聚落由壕沟与自然河道环绕，环壕内面积近7.5万平方米。已揭露的居址集中于环壕内的中西部，立柱环绕的地面建筑形制开启了淮河流域建筑风格的先河。晚期房址面积普遍超过早期， F5面积达到22平方米，位于核心位置，功能相当特殊。晚期遗存分布范围跨过了环壕，在壕外侧形成专属埋葬区。墓葬间排列有序，成排分布，较少出现打破关系，墓地与居住区分离，并明显经过规划。墓地规模大、数量多，反映了这里的社会单位比较大，这与贾湖晚期的状况相似。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头向多北偏东，大都为单人的仰身直肢葬，少量双人合葬和多人合葬，随葬品不多，最多只随葬3件器物，有陶釜、钵和壶，及石工具。
贾湖文化和顺山集文化开启了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曙光，文化面貌虽然不同，但具有很强的时代共性。稳定定居的环壕聚落为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野生的动植物资源在聚落生计模式中占很大比重，人工栽培水稻和驯养动物的技术已经相当进步。社会关系总体上较为平等，但是某些个人已经在聚落生活中表现出更加重要的地位，如贾湖墓地中随葬骨笛、龟甲、骨叉形器和象牙雕板等器具的墓主人，这些器具很可能是宗教活动的法器，而非对社会财富的绝对占有。宗教活动在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肇始阶段已经表现出相当重要的地位，如龟甲占卜、刻划符号与聚落中的公共活动空间都成为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独特的印记。
二、七千年前的原始符号系统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上游开始纳入中原腹地文化辐射的范围，这里成为仰韶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河下游则是北辛-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区域。距今七千年前后，中国史前文化相互作用圈的雏形开始出现，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是淮河流域最具地方特色的史前文化，其分布范围向南达到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向北到达淮河支流的上游区域。
2013年淮河中游史前遗址考古调查发现，双墩文化聚落集中分布于淮河中游两岸的平原地带，聚落的规模普遍较小，人口数量有限。双墩遗址发现的碗底刻划符号最多，具有特殊地位。考古勘探表明，遗址核心区约1万平方米左右，东南部发现了陶片和兽骨的倾斜状堆积，出土遗物相当丰富。目前双墩聚落的整体布局尚不明晰，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
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主要刻划符号
双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刻划符号600余件，符号均表现在陶器上。其中绝大多数出现在碗的外底部圈足内，仅有少数符号出现在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底部等不同部位。带有刻划符号的陶碗外腹部大多数有2～4道放射状刻道，刻道划破器物表面的红色陶衣（器物施红色陶衣后刻上去的），很可能是在陶碗使用过程中为了表现某种特殊含义，以引起注意。刻划符号多为刻划或压划形成的阴文，还有一些是剔刻或拍印形成的阳文。符号结构复杂,有单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体符号，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符号构成的组合形符号等。观察者对刻画符号进行了简单归类，有象形类（鱼形、猪形、鹿形、房屋、植物等），几何类（三角、方形、网格、圆圈等），以及复合类（象形叠加、符合表意等）。双墩遗址出土刻划符号数量多、内容丰富、时代早，而且与聚落生活息息相关。符号重复率高，象形、表意特征明显，符号还能够复合使用、叠加使用，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系统。另外，在双墩文化其他遗址也能发现类似的刻画符号出现，说明这套符号文字系统还有一定的地域流通性。
双墩文化其他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
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国范围内形成了几个交互作用的史前文化圈 。淮河流域以上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淮河中游还受到崧泽文化的影响。区域中心聚落内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个人，例如泰安大汶口墓地分区严整，大型墓葬集中埋葬，M2005的墓主享用木质棺椁和多达百余件的随葬品，同时下葬的还有牛头、猪下颌和猪蹄等祭品 。邹县野店、曲阜西夏侯、莒县陵阳河和新沂花厅墓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大型墓葬的独立埋葬区，反映了凌驾于族群之上的统治阶层的出现。
蚌埠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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