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出使列国
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奉吴王余祭之命，开始周游列国，先期抵达鲁国，聆听嘡哒周乐，感叹不已：“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观赏铿锵周舞，颂声飞扬：“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听罢地动山摇之周乐，赏罢翻江倒海之周舞，世界上所有音乐与舞蹈，都可以忽略了！
齐国老臣晏婴
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季札前往拜见齐相晏婴。晏婴先生乃齐国名相，著有《晏子春秋》，即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圆融四方的外交家，辅政长达50余年。那时齐国刚经历了“庆封之乱”，正在全力肃清“庆氏余毒”，官居上大夫的晏婴因为当初不肯“附逆”，受到齐景公重赏，赐给他齐国别都邶殿（今山东昌邑市北部）周边60座城邑。季札劝他赶紧交出官爵与封邑，以免招来灾祸，“无邑无政，乃免于难”，可保一世平安也。晏婴频频点头，两位仁智君子心灵之默契，一如逝水东流，晏婴随后依计而行，交出权力与封邑，因此躲过了后来连番动乱造成的灭顶之灾。
离开齐国，奔赴郑国，季札回忆着晏婴先生的音容笑貌，不禁莞尔，见到郑相子产时，恍若见到了千年老友，两人执手相看，已是风霜满面矣！子产先生是春秋时期著名改革家，以推行“三制”闻名：其一，推行“田洫之制”，划定公卿士庶土地之疆界，抑制豪强掠夺；其二，推行“丘赋之制”，依土地人口数量交纳军赋，减少百姓负担；其三，推行“刑鼎铸书”，铸鼎公布成文法，倡导依法治国。子产对鬼神之说与占星之术不甚感冒，认为“天道”（天体运行）与“人道”（人事变易）毫无关系，“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邈远，星辰罗列；人道贴近，吃喝拉撒，两者犹如井水不犯河水，彼此有啥关联呢？
子产不毁乡校
那时候，子产官为“少正”，为正卿之副职，官衔相当于副总理。郑简公郑嘉对他青眼有加，并赐给他六个城邑作为封地，子产极力推辞，最后只接受了三个城邑。季札拜会子产，与之纵论郑国局势，以及潜在的危险，他告诫子产：“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他说，郑国当权者荒谬暴戾，大难将至，执政大权将落在先生你手里，你要小心谨慎啊，不然，国家就要完蛋了！告别子产，来到卫国，他满心欣悦，对卫国贤臣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赏叹不已，说卫国有这些贤良君子，可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呢！
离开卫国，前往晋国，季札先生迤逦而行，一路浏览山光水影，不禁醉眼迷离起来。路过卫国世卿孙文子的封地宿邑（今属安徽宿州市），忽闻豪宅里传出一阵阵钟鼓之声，不禁惊呼：“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怪矣哉！我听说啊，有才无德，必遭灾祸。这位孙文子啊，已经因为奢侈淫靡而惹恼国君，小心翼翼生怕惹祸上身，怎么还敢在这里敲钟击鼓肆意享乐呢？他住在金碧辉煌的豪宅里，就像燕子在随风飘摇的帷幕上筑巢，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般情形啊，就像国君死了在棺材里挺尸还未埋葬，臣子却在旁边肆无忌惮地游嬉作乐，这不是找死的节奏么？——“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听到这番话，终生禁绝一切娱乐活动。
到了晋国，季札分别拜访了晋国六卿，然后拜会老臣叔向（羊舌肸），两位老友品茗叙旧，不禁感慨丛生。叔向是春秋时期一代名臣，与郑国子产、齐国晏婴齐名，博学多识，能言善辩，为人正直，被孔夫子誉为“古之遗直”。此前，叔向作为赵盾之孙、晋国正卿赵武的助手，参加了各国诸侯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举行的弭兵会盟，晋国与楚国成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但这样的一纸空文能维持多久，鬼才晓得呢。季札告诫叔向先生：“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他说，先生多保重啊！如今国君奢侈，麾下豪强争锋，六卿富可敌国，势焰熏天，国家大权将落在韩（韩康子）、赵（赵襄子）、魏（魏桓子）三个大佬手里，先生您正派刚直，要早做预案，免遭不测之祸啊！
叔向遭难
两年之后，叔向果然遭难，时任正卿范宣子杀了他的弟弟羊舌虎，并将他囚禁起来，有人笑话他“不智”，傻乎乎忘了季札先生的提醒，他回答：“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他说，咱老向的命运，与那些死去或逃亡的人相比，究竟如何呢？诗经云：优哉游哉，逍遥自在，安度余生而已。这不就是智慧嘛！他在公族大夫祁奚先生搭救下，安然出狱，继续为国效命，开始了折冲樽俎的外交生涯……
季札先生一路走来，访老友，拜高贤，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激情回荡。他北上出使的第一站，其实是吴国近邻徐国（今江苏泗洪县），“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徐国国君喜欢季札腰间佩戴的宝剑，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季札因为要“为使上国”，不便相赠。等他转了一大圈儿，踏上返程路过徐国，准备相赠时，徐君已经死去了。季札万分悲伤，“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他解下佩剑，悬挂在徐君坟墓的树枝上，俯首默哀，流涕而去。随从颇为不解，说将宝剑弃于荒冢树梢，岂不可惜？他说：“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他说，我早已经在心里将这把宝剑许给徐君，哪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自己当初的诺言呢？——这则“墓茔赠剑”故事所标识的生死契阔之深情，已成千古美谈。
季札墓茔赠剑图
当然，比之于“墓茔赠剑”，季札的“三让王位”，更是流荡着千古高义。然而，对于季札的谦让之举，当时即有不同声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公元前542年，吴国行人屈狐庸到晋国公干，会见晋国正卿赵文子。“行人”，古代官名，负责传旨、册封、抚谕等事。赵文子询问季札会不会继任吴王，屈狐庸断然否认，他说，季札先生“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他说，季札先生很有德行，其行为也合乎法度。有德行，就会赢得百姓拥戴，合法度，就会诸事顺遂。百姓拥戴，百事顺意，这是苍天赐予他的美德。然而，延续吴国福祚者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子孙；季子只是个恪守节操的人，虽享有盛名，却不宜做国君。
屈狐庸之说，听起来似是而非，考之史实，却自有其逻辑：其一，“季子不立”，然也；季札的确没有当上国王。其二，“季子后裔延续吴国命运”，缪也；季札的后人，譬如侄子吴王僚（三哥余眛之子）、公子光（即吴王阖闾。大哥诸樊之子）、侄孙吴王夫差（阖闾之子），却没有守好祖业，他们自相残杀，倾动江山，吴国很快就被越王勾践吞灭了。哀哉！
古今多少事，尽在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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