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西漢的張湯與明朝的海瑞是相隔一千六百多年並且處於不同王朝的兩位官吏，兩位都是以“耿直”的性格著稱，又有著極其相似的為官理念與經歷，但二人留給後人的形象確是迥然不同。為何如此，今天我們就聊一聊。
相似的為官理念與經歷
- 二人為官都非常清明廉潔。張湯為人率性耿直，家中清貧，去世後，家中的財產除了僅剩下漢武帝賞賜給他物品，其他一無所有；’海瑞也是一生清貧如洗，張居正主政期間，懼怕海瑞，故意找茬，派御史前去海瑞家裡調查，結果御史看見家徒四壁的清舍後，嘆著氣離開的。海瑞去世後，前去查看的御史也是含著淚出來的，而且御史自己還搭進點錢財給海瑞辦了葬禮。
張湯兒時捕鼠判案
- 二人在職期間都致力於打擊豪強官紳，注重依法辦案，並都深受最高統治者認可。張湯不畏強權，為了落實漢武帝的政策不惜得罪了趙王劉彭祖，後又得罪了丞相莊青翟、朱買臣等人，但卻一直深受漢武帝的重用；海瑞也同樣如此，性格忠誠耿介，做事不留情面，收拾過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彈劾過御史齊康，就連張居正都懼怕他，其他地方官員就根本用提了，甚至還批評過嘉靖皇帝，不過最後還是得到了明朝先後四代的帝王認可。
海瑞像
- 同時也由於二人不留餘力的打擊腐敗官僚勢力，在朝廷樹立了眾多敵人。張湯的鐵面無私，讓他在朝中樹敵眾多，最後的被迫自殺，就是由之前的政敵——三位長史們誣告所導致的；海瑞之所以長期在外面徘徊，主要是他曾得罪過朝廷中的當權者，這些當權者一直極力阻撓海瑞的升遷，甚至還故意逼迫海瑞告老還鄉。
三長史之一 朱買臣
- 二人都主張用嚴刑重法來約束百官。張湯早年學習刑獄之法，得到漢武帝重用後更是制定了各種詳細的條文法規，用以嚴格規範漢朝官吏的行為。尤其對於豪強貴族，在量刑上更是習慣重罰；海瑞本身也是一位重視法律建設的管理，時年七十二歲高齡的海瑞上書萬曆皇帝，希望恢復以前剝皮囊草和貪汙八十貫就處絞刑的刑罰，主張對貪官輕罪重罰等。
大相徑庭的歷史評價
然而有趣的是，這兩位雖然有相同的為官風格、一樣的重視法律、也一樣受到時任統治者的認可，但在後世形象上卻是大相徑庭：一個成為了被人批評的冷血酷吏，而另一個成為了世人傳頌的“海青天”。其實這看似令人費解，實則還是有因可尋的。產生這樣的差異，主要是由於以下三點原因造成的。
- 文化背景不同
張湯所處的歷史時期正是處於對法家“大批判”時期，西漢武帝之前的學者、政治家把秦朝滅亡的原因全部歸咎於“嚴刑酷法”，從而才最終導致“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局面。再加上漢初運用“黃老之術”的指導思想，奉行休養生息政策，結果“證明”了嚴刑酷法沒有發展起來的民生經濟，在其他思想指導下生機勃發。後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到漢武帝認可後，主張“嚴刑酷法”的法家思想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亡國之法。儒家是什麼？儒家是法家的死對頭！所以說此時提倡用嚴刑酷法來治理百官，對於相當一部分儒家官僚階層來說就是一種倒行逆施。能提出這種理念的人就是殘暴可怕的。所以這一時期主張“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的張湯是不符合當時西漢社會的主流思想，必被視為異端，說他是冷血無情的酷吏還是可以理解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出者 董仲舒
相比張湯所處的環境，海瑞要幸運的很多。此時的“儒學”和“法學”早已在一千多年的演變中融為一體，只要不是像來俊臣、周興那樣的殘忍官吏，都是可以被時人所接受的。海瑞所處的明朝也不例外，每個人都深知儒法兼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說海瑞在執法的過程中只要不作出殘忍出格的舉措，只是加重刑罰是不會被時人所詬病的。這對海瑞的歷史形象形成幾乎沒有負面影響，甚至反而讓他的“剛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 歷史書寫者的立場不同
首次記載張湯的史書，是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史記》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本身就存在很強烈的個人觀點，也就是採用的是春秋筆法。張湯的傳記被編入到了《史記 酷吏傳》中，這篇《酷吏傳》開頭就表明了司馬遷的立場。他贊同孔子說的刑罰雖然可以約束百姓，但是卻不能有羞恥之心，也同意老子說的法令越嚴酷，盜賊越多的理念。司馬遷自己更是直接表達了一國之繁榮，在於君主的仁政而不是嚴刑法令的想法。由此可見司馬遷對那些主張“以法治吏的官員”持“貶”的立場，所以對張湯的事蹟一直是用“貶損”的描述，比如說張湯學習儒家文化，就被描述為是為了附庸漢武帝；治罪貪官小人被描述為公報私仇；打擊豪強貴族也被說成是玩弄法令，詆譭他人等。所以張湯在司馬遷的筆下就成為了一位冷血無情的酷吏。
太史公 司馬遷像
但有意思的是，同樣對一個人物的傳記，班固的《漢書》與司馬遷的《史記》卻有一些差別。《漢書》中也有《酷吏傳》，但《漢書 酷吏傳》中卻沒有張湯的身影，而是將張湯剔除酷吏的行列並且單獨列傳。現代學者李世愉教授等九人共同編寫的《清官貪官傳》中，非常明確的把張湯歸類到了清官那一類中。這也說明了不同的史書作者對同一人物的看法有著很大的差別，最後映射到史書上時就會有不同的人物評價。
《漢書》作者 班固
我們能感受到，海瑞這位“海青天”經常給後人的印象是辦案謹慎，明察秋毫。但根據《海瑞集》記載，海瑞在有些案件中斷案的理論相當主觀。但這些在官修的《明史》中沒有很好的體現，《明史》中記載
《海瑞集》：竊謂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的都是海瑞如何的冒死上書、如何的不畏強權以及如何的清廉，這就很耐人尋味。但當你仔細調查《明史》的作者背景時，你就會發現這其中的奧妙。根據記載《明史》前有徐元文監修，後有張廷玉定稿。徐元文在康熙年間做御史時敢諫直言，大力整頓吏治。張廷玉也先後做過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執法雷厲風行，提倡清廉為官，更是被時人成為"伏虎侍郎"，深受康熙皇帝賞識。說到這裡我們發現《明史》的作者們和海瑞有很多相似之處，或者乾脆說是同一類人，可能出於惺惺相惜的原因，或者為了出典型清官，多少會在斟酌下刪減一些“小瑕疵”。最終塑造出了這麼個“海青天”形象。
“伏虎侍郎” 張廷玉
- 不同的時代文化，二人服務的主體不同
張湯所做出的努力完全是站在朝廷的立場對“違法”的官吏實行懲罰，比如說查處大商人、打擊豪強、懲罰王侯貴族，這些措施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鞏固皇權，削弱地方勢力，底層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可能並沒有改善境遇或者說沒有直接感受到張湯是為他們打抱不平的。而我們常說的“青天大老爺”往往是和底層百姓的口碑掛鉤的，因為沒有官員誇官員是“青天大老爺”的。然而張湯的舉措是得不到平民百姓的評價，或者說平民的聲音無法保存下來。“青天大老爺”這頭銜註定與張湯無緣。所以只能由那些有權發聲的史官們按照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而不幸的是太史公對張湯持不肯定的態度，所以這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後人對張湯的評價。
相比張湯的社會環境，海瑞要幸運的很多。海瑞所處的時代主流思想是宋明理學，在理學的影響下文官使命悄然發生變化，理學先驅張載的“橫渠四句”就曾表達過當時的文人使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就促使文人做官以後要為民請命。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一些官吏完全站在基層平民的角度跟當權者甚至皇帝對著幹，官員做事的出發點不再是圍繞皇權統治，而是有一個“理想標準”可供遵循，這在張湯所處的西漢時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以說這些官吏所有的舉措，都是能讓平民看得見，能親身感受到的，同時民間文人也會用筆墨或者說書的形式記錄下來。“青天大老爺”這種平民對“父母官”的稱呼得以流傳下來。所以宋朝以來產生了這種“包青天”、“海青天”的稱呼現象。
理學先驅 張載 橫渠鎮人
結語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對比了解，我們可以看到，張湯和海瑞二人雖然為官期間有著相同的做事風格，一樣的為官理念，但是卻有著大相徑庭的後人評價。主要是因為史官評價人物的立場不同，儒、法兩大顯學發展階段不同以及二人服務的主體也不同。在以上三者共同的作用下，作出評判的主體也就不一樣了：張湯的“酷吏”是豪強貴族給的；而海瑞的“海青天”是基層平民給的。
簡單來說張湯是豪強貴族的“酷吏”，而海瑞是平民百姓的“海青天”。閱讀更多 嗶嗶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