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如戰場，但最慘烈的競技場，還是帝國的宮闈之內，其間的“角鬥士”，不只是后妃，還有一個又一個準太子們，魏陳思王植、晉愍懷太子遹都概莫能外，而且絕無暫停或退出。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有時候，酒就充當著那把看不見的飛刀，一旦出鞘，就見血封喉，殺人於無形之中。
Ⅰ“名都”
儘管曹植曾經如此接近“太子”之位，但是，何以曹操最終還是選擇了曹丕？曹植的“任性而行”的性情中雖不乏“貴介公子”的風流自賞、豪健灑脫和不拘小節，但也是他不諳世事的一個體現。觥籌交錯間，曹植也在揮灑著自己的一點點政治資本。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同母弟。很小的時候，曹植就“以才見異”，民間流傳，“若天下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則獨得八斗，其餘二斗為天下才子共有之。”
曹植下筆成章，文采燦然，頗受父親寵愛，曹操甚至一度認為，曹植是“兒中最可定大事”者，由此，“幾為太子者數矣。”
儘管曹植曾經如此接近“太子”之位，但是，何以曹操最終還是選擇了曹丕？史學家陳壽認為，“文帝（曹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併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其實，曹丕的狡詐僅是其一，曹植的性情更為致命。“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曹植的“任性而行”中雖不乏“貴介公子”的風流自賞、豪健灑脫和不拘小節，但也是他不諳世事的一個體現。
曹植好酒，以至他的“立”與“廢”都與酒息息相關。“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餚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曹植素與丁儀、丁廙、楊修等人交好，丁氏兄弟又都是些不拘禮法、行為放達的所謂“名士”，彼此間詩酒唱和，往來不斷，“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
當然，曹植也時常出現在太子曹丕的宴會上，“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觥籌交錯間，曹植也在揮灑著自己僅存的一點點政治資本。
建安二十四年，蜀軍進犯漢中，曹操一度任命曹植為南中郎將，命他率軍解曹仁之圍，意在鍛造曹植的軍旅才能。此時，曹操可能還對曹植抱有一些期許，況且“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原本是曹植由來已久的夙願，顯然，這也是他重獲曹操歡心的機會。但是，次日出兵之時，曹植卻宿醉未醒，不僅貽誤軍機，也讓曹操徹底失望，白白葬送掉他的政治生命。
不過，此次曹植宿醉，卻極有可能是曹丕的陰謀，據《魏氏春秋》記載“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陳壽雖由蜀漢入晉，晉代魏而立，他所著《三國志》，以魏為正統，所以，或出於“為尊者諱”，此情節不見於《三國志》。
Ⅱ“賽馬”
歷代帝國的後宮，都像是一個狩獵場，“太子”之位更是成為最搶手的獵物，如同《西遊記》中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分而食之。所以，即便僥倖被冊立為“太子”，曹植也未必就能等到即位的那一天，甚至還會遭遇愍懷太子的悲慘結局。
愍懷太子，姓司馬，名遹，是晉武帝之孫、晉惠帝長子。司馬遹早慧，還在他五歲時，宮中起火，晉武帝登樓觀望，被司馬遹拉至暗處，晉武帝尚不明就裡，司馬遹解釋，“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
晉武帝嘗言，“此兒當興我家。”後來，父親即位，是為晉惠帝，司馬遹就被立為太子。但他的母親是謝才人，所以，並非晉惠帝嫡子，而惠帝又是一個公認的傻瓜皇帝，所以，“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司馬遹一旦被立為太子，必然遭到不能懷孕的賈皇后的嫉恨。
賈皇后精心設下圈套，必欲置太子於死地，她安排黃門閹宦諂媚太子，“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恆自拘束？”藉以驕縱太子，太子每逢喜怒之際，宦官們愈加慫恿，“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愈見頑劣、酷虐。
後來，賈皇后將太子誑入內庭，卻避而不見，由宮女以酒將太子灌醉，逼其抄寫下由潘岳草擬的逼宮詔書，“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愍懷太子終以悖逆之罪被廢，但仍不容於賈后，最後，被毒殺而亡。
不像愍懷太子，曹植和曹丕均系卞後所生，因此，不存在卞後構陷的餘地，但遭曹丕詆譭卻很有可能。對此，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年版）就做出了合乎情理的改編，該劇第55集《立嗣之爭》，串起散見於各章節和其他文獻中的情節，不僅鋪陳出曹植宿醉的場景，而且將曹丕、曹植二人成敗的前因後果，演繹得頗為精彩。
其實，以曹操的識見和謹慎，立嗣大事決非一蹴而就，更像是一場“賽馬”。楊修、丁儀聚攏在曹植周圍，形成一個“名士”小團體，這個“小集團”過於咄咄逼人，又勢在必得：丁儀主動褒揚在先，隨後，楊修不僅為曹植預作“答教十條”，又“憑空構陷”曹丕，必然引發曹操的警覺和狐疑。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以老子所言來看，“立嗣之爭”中，曹植、曹丕高下已判。東漢蔡邕論書法，有所謂“九勢”之說，其中，第二勢即為“藏鋒”，曹植恰恰不懂得這一點，而且又“任性而行，不自彫勵。”反觀曹丕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他深知“藏頭”之術，看似不經意間，其實已暗渡陳倉，關鍵時刻，揭發“答教十條”，盡收“護尾”之功。
不僅如此，曹植之所以“任性而行”，似乎也不乏曹丕的主動“示弱”和“慫恿”，以至於釀出“司馬門”事件。根據漢制，除天子外，均須步行出“司馬門”，但曹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而植寵日衰。”
Ⅲ“責躬”
儘管已是籠中鳥，但曹丕仍舊不斷羅織些“醉酒”之類的莫須有罪名，欲置曹植於死地。物質上的窮困、精神上的困頓，再加上政治上的迫害，讓曹子建孤獨地咀嚼著命運的悲苦。即便是曹睿時代，有關曹植的莫須有的構陷和訛言，也從未斷絕。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登上帝王寶座的曹丕，不時地詠歎著文章的“不朽”，似乎不厭其煩；終以文章享名後世的曹植，卻始終渴望著建功立業，而且孜孜以求。其間，頗有些“圍城”效應。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曹植就是以這番話打動楊修的，後來，楊修成為曹植“立嗣之爭”中的主要班底，且他又是袁術的外甥，所以，最先被多疑的曹操除去。後來，曹丕繼承王位，又誅殺了丁氏兄弟，從此，曹植也被禁錮在自己的封地，雖然名為藩王，但已是“圈牢之養物”，自以為空抱利器而一無所施。
儘管已是籠中鳥，但曹丕仍舊不斷羅織些“醉酒”之類的莫須有罪名，欲置曹植於死地。“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曹植在《遷都賦序》中自述，“餘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物質上的窮困、精神上的困頓，再加上政治上的迫害，讓曹子建孤獨地咀嚼著命運的悲苦，“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嘆，愁心將何訴？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儘管命運如此多舛，但曹植始終抱持著儒家“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和“自強不息”的人文精神。黃初四年，曹植被徙封雍丘王，入京朝謁，他上書曹丕，“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嫠，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對於曹植的一片赤誠，曹丕也僅是“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太和二年，曹植再次上疏求自試，慷慨陳詞，力陳君臣之義，表達自己不甘於“圈牢之養物”，而“憂國忘家，捐軀濟難”的“忠臣之志”。
即便終魏文帝一朝，曹植均未獲重用，後來，曹丕駕崩，曹睿即位，是為魏明帝。曹睿時代，生活剛略有改善，曹植又再度希望能蒙魏明帝起用，“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
“讒言三至，慈母不親。”即便是曹睿時代，有關曹植的莫須有的構陷和訛言，也從未斷絕。太和二年四月，“是時訛言，雲（魏明）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曹）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
當然，魏文帝、魏明帝並未因讒言之故，治罪曹植，其中，恐怕其母卞太后的盡心維護居功至偉，但或許也和曹植秉持“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儒家“致中和”的信念有關。
平治天下、建功立業的“建安風骨”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也是曹植一以貫之的“浩然之氣”———“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可是曹植註定要忍受“懷才不遇”的失意人生。“輔君匡濟”、“策功垂名”，這些貫穿於曹植後半生的“素志”，也許僅是早年“幽並遊俠兒”的延續，甚至，他後來寄望於曹丕父子，都一再地證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
《白馬篇》中“捐軀赴難”、“視死如歸”的素志終無可伸，《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美酒十千”的優遊亦不可再，留給曹植的現實是，在曹丕、曹睿時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文章出處：《南方都市報》之“酒徒政治與壺中乾坤”
閱讀更多 騙人的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