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古时的儒学启蒙读物，国学家钱穆对其评价颇高

翻开《论语》首先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学而篇》，《论语》每个篇章的命名规则，是按照本章首句的头两个字来命名的。以此很容易推理出来，《学而篇》作为《论语》的第一篇，那么整部论语开篇的头两个字，一定是“学而”，因为这两个字来源于《论语》的首句，即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这句嘉言，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一位刚刚接触古代典籍的孩童，也能够将这句话清晰地背诵出来。但大凡人尽皆知的典故，有时还真就应了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哲学譬喻，即“熟知的，并非真知”。对于古典文句，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古典文句，如果不能有效的还原其思想实质，挖掘其理论前提，那么即便是将这句话背的精熟，也很难从思想和情感的双向角度，理解文句里的真实意趣。

笔者不揣冒昧，就以思想史的解读方式，试着解读一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内在义理。

孔子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都擅长使用灵活的语言，作为教学引导

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反思精神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分句，通常解释为”学习而时常复习，不也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吗？“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这样的解释流于表面，真想把这句话解释清楚，必须还原到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礼崩乐坏的具体体现，就是传统贵族经常违背礼法制度，发动悖逆的违礼行为。孔子作为一位时代的反思者，才会愤然写作《春秋》，目的是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以隐幽的笔法对违背礼法的贵族进行了批判，但孔子同时也在反思，因为这些出格的贵族都受到过系统的礼乐教育的，为什么还会做出现置礼乐于不顾的行为。

答案其实不难推测，因为这些悖逆贵族，并不懂如何“学”礼乐，亦不懂如何对礼乐“时习之”。比孔子晚出生八十二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并作为人类思想轴心时代的善知识，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无人有意作恶”

孔子及其弟子在共同参学

孔子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对礼乐进行与时俱进的损益，同时又要抓住礼乐的核心，那就是“仁”。“仁”，作为礼乐的内在理性，会通过“诚”的方式表征出来。“诚”在家族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表现为“君礼臣忠”。先秦儒学并不强调愚忠愚孝，而是要求合理情感的双向表达，人格魅力的互相影响，施礼和受礼的双方都要在“诚”的道德范畴之下，共同成作合“礼”且合“理”的德性行为。

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学的是礼的核心，即“仁”学。“时习之”就是反省反思，反思己之所学所用的礼乐规则，是否与“仁”的内在逻辑相悖。如果与之相悖，则应判断为伪善，从而中止伪善行为的继续发生。浩繁的典籍，是先秦儒家建立伦理体系的文献储备，孔子得以归纳出“仁”德性范畴，是不折不扣的披沙拣金。孔子认为，在礼乐的闻思和践行上，必须要时常反思是否有违背“仁”的道德律令，如能恪守这种自律的原则，就是比较自在和喜悦的，因为自律即为自由，这也就很好解释了孔子“不亦说乎”的内在逻辑。

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交通工具来看，可知出行在当时是件艰苦的事

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真实情感

朋友，是古代伦常关系之中，既与亲缘无关，又与利益无关的美好人伦关系。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朋友见面，难上加难。首先来说，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战乱是时常爆发的，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在战乱纷争中寻访朋友，即便出访者能够有效躲避战火的波及，但在信息不通畅的时代，却无法准确获悉是否将访的朋友，会不会因为躲避战乱而搬迁。

其次，即便遭遇战乱，春秋时期出门访友的交通成本是很高的。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是乘坐马车或牛车的，无论是由马还是牛作为车子的动力源，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车乘坐起来很难用舒适来形容，并且马车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今天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道路，其宽窄是不同的，要到其他诸侯国走访，往往面临着有车难行的现状。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通过施行“车同轨”的律法，建立了便行的驰道，但驰道却并非民用。按照上述分析，孔子生活时期，朋友相见的概率其实不大。但朋友一旦能够见面，即便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帮扶，也可视为心意义上的雪中送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人将“他乡遇故知”看的如此美妙而珍贵了。

历史上的孔子，并非文弱书生，他体格魁梧，膂力不俗

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得失考量

孔子生活的时代，士人还颇能持有些真性情。人不知而不愠可以看做是孔子一生难以长期入仕的感叹，也可以视作孔子对主动选择“人不知”的生活方式的赞叹。孔子一生，常有怀才不遇之感，也正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才转而聚拢英才，兴学办教。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旅途中，即便像如齐、楚这类大国的国君，对孔子有都是敬而远之。孔子的仁学理念，并不是一套富国强兵的致霸之术，因此孔子获取有为国君认可的可能性，实在不高。孔子在晚年返回鲁国，开始在杏坛兴办教育，坊间一般认为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当然，还有所谓七十七贤人和七十贤人的说法。对于这种琐事上的纠结，并无十足的必要，我们姑且按最多的七十七贤人的方法计算，既然孔子有那么多弟子，孔子又懂得因材施教的方法，可为什么出息的门生只有这么一些？更何况这七十七贤人在《论语》也未能悉数登场，为人所熟知的无非子路、子贡、颜回、有若、澹台灭明、宰我、子夏、冉有等寥寥几位，其他那些“贤人”都哪去了？

杏坛，是孔子晚年返回鲁国后的讲学之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孔子的三千弟子，不需要都成为显贵之人，也不必都去立言、立功、立德。孔子晚年，做了大量的文献编辑和整理工作，《论语》本身是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编辑整理的结果。孔子时代的编辑工作，不同于当代的电脑办公，当时的书籍都以厚重的竹木简制成，加之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未能统一，做这样一份编辑工作，绝对不可能由孔老夫子一人所独立完成，孔门弟子作为孔老夫子的研究生，理所应当帮导师分担课题，在编辑整理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与孔子交流，同时还会透过文字，与孔子之前的先贤来神交。这份艰巨的工作，注定了很多人是没有可能留下详细记录的。确切来说，这些低调的历史过客，成就了“人不知而不愠”的历史命题。

此外，孔子希望有行政能力的学生去做官任职，这也是对老夫子本人政治抱负的延续。但如上文所说，交通不便、战乱迭起、文字不通，很大程度阻碍了孔门弟子的知名度，所以会有很多高材生面临着终身不被录用的可能。先秦儒学认为，学有所成的君子既然不能投身行政事业中，那就应把教育士人的事业努力践行，此所谓“在朝美政，在乡美俗”，后世又演化成“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文关怀。因此来说“人不知而不愠”，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叹，也不乏能处庙堂，能居江湖的进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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