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湖北解封；4月8日，武漢解封，國內正式進入後疫情時代。
可世界卻被新冠病毒拉進至暗時刻，截止3月25日，國外已累計確診338341例，死亡15574例，全球超60個國家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死亡率接近10%，死亡人數已經飆升至世界第一。
而將新冠病毒汙名化為“中國病毒”的美國，確診人數已經升至世界第三。
西班牙、德國、伊朗、法國，累計確診人數紛紛過萬。
英國政府嘗試為居家隔離的民眾，提供送貨上門服務，卻被當地的超市商場批評為“幻想”直接拒絕。
而他們口中的“幻想”，對於中國人來說，不過是家常便飯。
許多網友說，中國抗疫的答卷近在眼前，外國尤其是那些醫療資源更豐富的發達國家，為啥仍然束手無措？
國外能學中國封城，能建方艙醫院，能呼籲民眾禁足居家，能號召醫護支援疫區，可唯獨缺了一群“中國式老百姓”：
每到危難之際，紛紛挺身而出，不求回報千里赴疫區，守土有責為國不添亂。
他們是這場戰疫中的志願者，也是奔波在一線和後方之間，保證前方不斷糧、後方不出亂的“擺渡人”。
基辛格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的很好。
今天，我想說說疫情背後，這群“擺渡人”的故事。
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缺自己一個最後的結果就是根本不會有志願者
1月27日傍晚，大年初三。
雷鵬坐進他的寶駿530，點火啟動。導航顯示，從他的出發地河北保定至終點湖北武漢的距離，剛好是1100公里。
他想了想，又打開了beyond歌單，試著給這趟孤身南下的征程壯壯膽。
雷鵬曾經是個軍人，98年張北地震，他就主動請纓參加救援，可因為部隊有其他計劃未能成行。
22年後，早已退伍的雷鵬熱血未涼。心底有個聲音說：
無論如何也要到前線去，哪怕是搬貨卸貨，給醫護送飯，在醫院打掃衛生。
勿以善小而不為，能做一點是一點。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這座千萬人的城市不缺自己一個，那麼最後的結果就是根本不會有志願者。
初到武漢，雷鵬被分配到紅十字會物資組。
就在他一頭扎進大箱小包裡拼命幹活時，渾然不覺被推到了輿論漩渦中。
因為物資少、需求缺口大，難以避免的分配不均，導致武漢紅十字會和志願者們，都捱了不少罵。
輿論甚囂塵上，雷鵬卻在日復一日的忙碌中沉澱了下來。
從走進疫區的那天起，他就已不再追究困局是如何造成的，只想和被病毒擊中的武漢人同仇敵愾，共赴難關。
置身事外的批評很容易，縱身入局的行動才更需要勇氣。
熬過了前期的慌亂，物資分配轉入正軌，雷鵬忽然之間變得沒那麼忙了。
難得的清閒卻讓他開始焦慮，不是因為身在疫區隨時可能被感染的危險，而是覺得自己住著組織安排的免費宿舍，領著免費盒飯，是在白白佔用資源。
所幸焦慮沒有持續多久，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的搭建，很快又讓他忙碌起來。
2月中旬，一次運送物資的途中，雷鵬遭遇了車禍。
人沒事，車卻沒法再開了。
他聯繫經銷商想修車，可封城之下，維修點早已歇業。
當過兵的雷鵬比誰都清楚，打仗時最害怕的就是後勤保障跟不上，不能讓前線的醫務人員斷糧斷裝備。
雷鵬著急了，四處求援，平時安靜的車友會微信群，也被他發動起來。
車友們被他千里南下支援抗疫的事蹟打動，紛紛出謀劃策，最後通過經銷商聯繫到廠家，為他調度了一輛寶駿E100，才邁過了這道坎。
復旦大學教授熊浩在《奇葩說》裡，說過一段話：
你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儘量發光。
不是因為相信這個光可以照亮一切，而是因為黑暗裡的一點點光會特別耀眼，其他的光會看到你這束光。微光會吸引微光，微光會照亮微光。
如今回想起那段經歷，雷鵬總是勾連起24歲時，自己在連隊的哨位上站崗時的記憶。
那一天是1997年7月1日，國歌奏響，千里之外的香港升起國旗，他的心底湧起一股難以言狀的豪邁。
這是雷鵬的故事，也是武漢千千萬萬志願者當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故事。
可就是無數個雷鵬前仆後繼、挺身而出，才構成了疫情洶湧的巨浪之下，靜水流深的穩定基石。
他們，才是外國抄不了的“中國作業”。
我是中國人同胞有難，怎能偷安？
就在雷鵬千里南下的8天之後，28歲的梁意錦開始了自己千里北上的行程。
跟他作伴的，只有那輛篷布上寫著“武漢加油”的五菱小貨車，以及安靜地躺在車廂裡的2000斤蔬菜糧油。
其中，1000斤大米是這位廣西小夥子自己種的；1000斤雞蛋蔬菜，是他花了個人積蓄2萬塊，從村裡一家一戶收購的。
梁意錦出發的那天，是2月4日凌晨5點。
天未亮，他瞞著熟睡的妻子和家人悄悄出了門。直到第二天，才給妻子打了“坦白電話”。
20個小時的風雨兼程後，梁意錦抵達武漢。當地志願者負責人張愛華讓他放下物資，休息一夜就回家。他卻說：
“不行，我要留下來當搬運工。我有力氣我就出力氣是吧？我開著小貨車來的，我可以幫忙運運東西，對吧？”
這個樸實的農民，從沒出過遠門，更沒去過武漢。
出發前，他為自己準備了2個充電寶，還是擔心手機沒電迷路，又特意手寫了一份從廣西貴港到湖北武漢的路線圖。
開車休息的間隙，他還寫下了請願書，為自己這趟遠行制定了四個計劃：
1、先把糧運到武漢；2、捐錢計劃；3、留在武漢幫忙；4、二月底平安健康回家。
在武漢做志願者的20多天裡，梁意錦每天從早上8點忙到晚上8點，有時搬運的物資多，還要加班到10點。
除了搬運物資，他有時也幫忙測量體溫和消毒。
“不過，測體溫和消毒大多是女同志做的，我不可能跟她們搶輕鬆的活幹。”
讓人動容的，不僅有他的樸實，還有他的善良。
2月10日，梁意錦拒絕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別獎”，獎金2萬元。他說：
“還是獎給需要的人吧，我只想做多一點，月底回家時心安一點。”
哪怕他其實並不富裕，家中有3個孩子，兩個正在上學，妻子務農收益不高，自己前兩年養雞養鴨還虧損了。
20多天的志願者之旅結束後，梁意錦回到老家貴港，主動接受隔離。隔離期間，他寫了一篇《武漢日記》：
我一直都很喜歡正能量的人，所以想參軍，初中畢業，參軍條件不合格，就出社會了。我不是軍人，也不是黨員，但我是中國人，同胞有難，我怎能偷安？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過一句話：
國家並非抽象，它是由一個個人所組成的共同體，是人民支撐的國。只要每一個人都像個人的樣子，國家必然會像個國家的樣子。
抗疫之初，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各項舉措冷嘲熱諷，如今物換星移，不得不感嘆中國的強大。
其實，中國的強大，正源於一個又一個梁意錦的挺身而出。
這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才是外國人學不會的豪情，才是中國強大的根源。
都是一個村裡的鄉里鄉親要啥報酬？
疫情之下，有人千里逆行，雖千萬人吾往矣；有人壘土為城，目力所及就是擔當所在。
安徽銅陵的普通村幹部鮑王威，大年初二開始，就開著自己的五菱宏光，架起擴音喇叭，在全村巡邏，宣傳勤洗手、多通風、少聚集，並定期上門給湖北返鄉人員測體溫。
2月16日，因為疫情禁足，全國血庫紛紛告急。
鮑王威又開著五菱宏光，趕到市中心，主動獻血。
村乾的身份之外，鮑王威還是村幼兒園的經營者。
於是，每天在家長群發佈防疫措施，每天進校消毒防護，也成了他工作之餘的日常。
當地記者前去採訪，鮑王威還挺詫異：
“其實做這些事都沒什麼，這都是我應該做的，這也都是我必須做的。”
還有鄉鎮客運師傅龍忠源。
疫情爆發後，他所在的村子施行交通封閉，全村人的吃喝住用、物資採購都成了難題。
雖已年過半百，但他還是第一個站出來，把自己的那輛五菱之光面包車拿出來當做全村的公用交通工具，替村民採購蔬菜糧油、防疫物資，然後挨家挨戶上門派送。
有人問他，這樣做是不是有報酬？他回道：
“都是一個村裡的，鄉里鄉親要啥報酬？”
這些年，我們都看過太多的人設崩塌。
高高在上的得勢者，光鮮亮麗的明星，人人吹捧的富豪，他們要麼遙不可及，要麼一朝夢碎，才發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而真正的英雄，轉身投入人海，往往無人相識，因為他們本就是一個個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北島有句詩：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其實很多時候，做好了一個人，本身就足以稱為英雄。
疫情終將過去，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但我們永遠不該忘記，把這個國家從冬天擺渡到春天的人。
他們是衝在一線的醫護，是奔波在後方的志願者，是捐款捐物甚至臨時轉產口罩的良心企業。
而更關鍵的，他們也可以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
我相信，這些普通人，才更具有被記錄的意義。
不僅因為他們是外國抄不了的“中國作業”，更因為他們距離我們，只有再往前踏出一步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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