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龍霧橋位於徐州市豐縣城郊東北隅復新河畔
漢文化的星星之火源與今天江蘇西北部徐沛豐小平原有著不解之緣，這是稟賦天時、地利、人和三維時空條件支持的歷史真實。秦漢之際，徐州文化雖不能代表歷史時期的國家文化、民族文化，但是，徐州人整合、引領了它們，恰切地說，當時的徐州區域文化是久分必合的催化劑和黏合劑，而這些催化劑和黏合劑中發生作用最為久遠的也許就是龍的傳說。
中華文化自古便奉龍為尊
江蘇省豐縣以“漢皇出生地”著稱於世，豐沛地區自古被譽為“千古龍飛地”。這裡至今流傳著眾多關於漢高祖劉邦的傳說故事。這些傳說已知的約有100多個，從劉邦出生、成長、起義直至成就帝業，在其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著與之相關的故事，線索清晰，內涵豐富。這些傳說的存在，或因書之於文獻，或因依附於遺蹟，更多的則是靠著千百年的口口相傳。
在眾多的劉邦傳說中，最具政治意義和史學價值的當屬豐縣的龍霧橋傳說。《史記》在《高祖本紀》中開門見山就交待了這個故事。漢高祖母親“劉媼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上古傳說，大禹魚腹而生，湯王母、秦王母皆吞玄鳥卵而孕，周王母姜原踐巨人足跡而孕，惟有漢王之母遇龍而孕，這其中的意義絕非一般傳說可比。
龍，是古人想象出來的一種動物。考古學、美術學等研究證明，龍是原始社會人類信仰的圖騰發展而來的，是拼湊而成的特殊生靈形象。
中國人對於龍的崇拜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考古發現，在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遺址、大汶口文化遺址、河姆渡文化遺址、良渚文化遺址等地均出現過龍的形象。黃帝在兼併許多部落後，遂以龍為圖騰，所以炎黃子孫自居的華夏族乃至後來的漢民族自古至今皆奉龍為尊。古人對於龍的理念大多為正面形象，龍作為一種文化積澱，是奮發向上、美好精神的象徵。
龍霧橋地望史書明載徐州古豐縣，漢代以前叫什麼橋名已不可考，經兩千多年以來多次水患沙埋，豐縣地表海拔已升高5—8米，原橋早已杳無蹤影。今龍霧橋位於徐州市豐縣城郊東北隅復新河畔，是一座極普通的建築，尚存象徵性的小橋和碑亭，以示不泯。
“霧”字從字面看是雲霧繚繞，與主旨相關，然而，地方人士認為應與豐地方言“汙”字相關，讀音陽平，形容女性被動接受性事，訓詁上也更接近主旨。事實上橋建築本身並不顯赫，橋功能本身也不神奇，霧字語源也不必過分深究，明清以來的地方誌書上也就這麼記了，而名垂千古很值得一說的則是此橋被附於一個英雄出世的故事。明朝景泰元年（1450）所立石碑《重修豐縣龍霧橋廟記》中寫道：“斯橋之名，斷以漢高初生，母遇蛟龍而得。”
以文化形式塑造神龍形象
《史記》《漢書》均載劉邦的這段傳奇身世，這顯然有違“無神論”的唯物史觀，更有悖於生物的遺傳學規律，但這段迷信的傳說卻以一種文化形式使劉邦的降生變得尊貴而神聖，而其神龍轉世的身份亦為當時人所篤信。
首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表明劉邦的家鄉“沛豐邑中陽裡”的自然環境特點是水源充足，有著河流、池澤等水體。古人認為龍為水物，龍的生長環境離不開水，即龍之居所必在水畔，暗示了生於“大澤之陂”的劉邦。
其次，“雷電晦冥”這一自然現象也暗示了劉邦身份的重要性。雷電交加預示雨水將至，乃解天下久旱之苦。“雷電晦冥”時神龍與劉媼的交合，象徵了劉邦種系的尊貴與威嚴，似乎暗示了劉邦君權神授的地位。
第三，劉太公被作為這一現象的目擊者。“見交龍於上”，以及對劉邦後來的相貌描述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更是增強了這一傳說的可信性，使之成為劉邦日後號令眾人的輿論資本，在劉邦舉義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四，赤帝之子說。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五行學說將金、木、水、火、土等五種物質看作世界萬物的本源，戰國時期又形成了陰陽五行說。按照該學說的理論，楚國在南，南方屬火，主紅色，因而楚人尚赤。秦國起於西方，屬金，主白色。於是，
劉邦斬白蛇起義的故事就被神化為了“赤帝子殺白帝子”的傳說，成為劉邦推翻秦朝統治的政治輿論。第五，為了配合劉邦為“神龍轉世”“赤帝之子”的說法，還製造了其他一系列神話傳說，目的是使人們確信劉邦就是真龍天子。如，有人借秦始皇之口說出了“東南有天子氣”，而豐沛之地的方向即與之相吻合。再如，劉邦隱匿於芒碭山期間，呂雉與眾人經常能將其找到，並言“‘季所居上常有云氣，故從往常得季’”。
此外，為了進一步增強劉邦為真龍天子的可信性，史書還記載了普通人對劉邦及其妻小進行相面的描述。單父人呂公見到劉季後的第一反應即為“大驚，起，迎之門……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還將呂雉許之。呂雉與子女在田農作，遇一老者，老者對其相面後言其及子女均為貴相，而劉邦更是“貴不可言”。
用神秘外衣鞏固至尊地位
劉邦素有大志，其在咸陽服徭役時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儀仗，不禁發出“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感嘆，然而劉邦出身低微，難以服眾，因此他利用了人們崇龍的心理特點，編造出“神龍轉世”“赤帝之子”等一系列神奇的身世之謎，為確立自己“真龍天子”的身份地位而創造亡秦興漢的輿論基礎。
英雄出世，大多奇異非凡，這種情景在《史記》裡屢見不鮮，司馬遷對殷、周、秦始祖感生神話的記載，更多的是人類對民族圖騰崇拜的記憶，目的是試圖從神話的背後尋找這三個對中國影響極為深遠的民族起源，體現的是司馬遷的民族思想，而司馬遷對高祖身世的描寫，則具有濃厚的現實政治指向性意義。
在《史記》中，大禹魚腹而生湯王母、秦王母皆吞玄鳥卵而孕周王母姜原踐巨人足跡而孕，惟有漢王之母遇“龍”而孕。秦一統天下後，龍已經開始成為帝王的尊貴象徵，在當時已經具有了神權象徵的特殊意義。
劉邦出身低微，世所共知，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身份地位是極為重要的。深受楚文化影響的劉邦和謀士們正是利用了當時人們的這種普遍心理，製造了劉邦為神龍轉世的社會輿論。
龍霧橋傳說雖然簡略，但作為《高祖本紀》的開篇文字，內涵卻是相當的豐富。在這個傳說中，司馬遷不僅詳細交代了傳說發生的環境，還加強了對故事細節的描述。劉邦父親甚至參與其中，成了兒子劉邦不凡身世的直接目擊證人。這種佈局，不僅增加了傳說的可信度，更增強了傳說的神秘色彩，突出了高祖的地位和性格，進而為高祖成就帝業的歷史發展埋下伏筆。
也唯其如此，才能對高祖為何能從一市井布衣進而成為開國帝王作出一系列“合理性”解釋——即“順承天意”。正是因為劉邦首先是真龍天子，出身非凡，所以其不僅相貌迥異，而且在以後的行事過程中處處祥雲籠罩，其最終成就帝業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於劉邦而言，“將自己與龍相聯繫，無不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目的：或其出身低微藉此提高威信，或因社會動盪以此麻醉人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中的龍只是一種促進社會變化的添加劑。”
為君權神授充當論據支撐
司馬遷修史時，已是到了劉邦的重孫武帝時代，此時距劉邦駕崩已有100多年了。西漢代秦，雖然在形式上、制度上承襲了秦王朝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起於草莽之徒的漢王朝其統治的合理性在理念上是薄弱的。正是在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經董仲舒改造過的，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作為最大創新點的新儒學成為了解釋西漢王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支撐，作為民間信仰的龍霧橋傳說也因此成為宣揚“君權神授”理論的最佳論據支撐。
事實上，龍霧橋傳說被書寫、認可的背後，也反映了當時整個時代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即人們對“得天下”的思考。劉邦本只是一個小亭長,後來卻成就了一個王朝,人力乎？天命乎？
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說到:“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閒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熟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由此看出，即使客觀如司馬遷，最終也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釋的事情歸結到了天命上,表現了他對天命的認可與思考。所以，龍霧橋傳說被記載的背後，其實是一個時代思想困惑的反映，龍霧橋傳說在整個漢文化體系中也具有了核心性和基礎性意義。
不管司馬遷出於何種心情把龍霧橋傳說寫入了史書，但這種傳說一經文獻記載並廣為流傳時，就意味著該傳說的價值就不僅僅是普普通通的民間故事。
伴隨著漢家王朝400年基業的燦爛輝煌，象徵高貴、吉祥的“龍”的觀念、信仰、形象逐漸深入人心，歷代帝王皆稱為真龍天子，漢民族成為龍的傳人。
到了唐代，龍與封建帝王的聯繫更加緊密，成為皇權的象徵。篤信薩滿的蒙元滿清等異族入主中原後，為了體現正統，亦把帝王稱為“真龍天子”。
人們將帝王的臉稱之為“龍顏”，鬍鬚稱為“龍鬚”，其衣為“龍袍”，座椅為“龍椅”，後代子孫便順理成章地成了“龍子龍孫”。而這一切的歷史源頭，正是豐縣的龍霧橋傳說。也可以說，龍霧橋是千古龍飛的起航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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