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中對玉器的描述有這麼一段話：“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笛、管、鳳釵、…… 爐頂、帽頂、…… 梳背、玉冠、珥、絛環、刀把、猿、馬、牛、羊、犬、貓、花朵種種玩物，碾法如刻，細如髮絲，無毫末踰距，極盡工緻”。這裡提到的爐頂、帽頂到底是什麼東西？它們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歷來爭論不一.
對於這類器物，歷來爭論的焦點在於兩點，一是它們的製作年代，二是它們的用途。有人認為它們是漢代爐頂，因為清宮遺存的許多爐紐上帶有入藏時的黃紙登記條，條上所記器物名稱為“漢玉爐頂”。有人認為它們是唐代爐頂，也有人認為它們是宋代爐頂，還有人認為它們是元代的帽頂，而非爐頂。另外，還有一些古玩收藏家把這些爐頂只劃分為明代與清代製品兩類，認為古樸而生動者為明代，工整而華麗者為清代。
傳世玉器中有一類器物，形似饅頭狀，下有象鼻穿，上為鏤雕、透雕的各種立體圓雕圖畫，有山石、人物、花鳥等，不論其形態多異，均團為一體，不出玉紐之樣。這類器物清宮舊藏不少，一些大博物館如南京博物院也不少，有些是綴在銅爐、玉爐等香爐爐蓋上的，有些爐已丟失，只留一爐蓋，上連著這種紐。所以人們一向習慣將此物稱之為爐頂，但從所有帶爐頂的爐本身來看，多為明清時爐。另外，故宮還收藏有同類型的玉紐數百個，但未安放在爐蓋上。
現在，學術界中已基本沒有人將這類器物認為是漢唐時作品，因為它們與漢唐爐的形制完全不同。考古出土也無一例此實物。而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本人認為將這類器物說成是宋代爐頂也不妥，因為從宋代銅爐來看，多為仿古樣式，紋飾也以獸面、雲紋為多，而這類器物的總體風格是仿生型，多雕刻山石、樹木、花鳥、春水、秋山乃至蟠伏的龍身式樣，與爐體本身的仿古型藝術，應屬兩個不同的藝術體系。
另外，從現有已發表考古出土資料看，此類器物已出土多件，無錫元代錢裕墓出土的白玉半圓形紐，光素無紋，為元代玉紐中之特例。另外幾件與傳世品中常見的鏤雕、透雕者相同，例如上海青浦縣元代任氏墓群出土的鏤雕荷葉鷺鷥紋玉紐，江西南城縣明益宣王墓出土的一對白玉鏤空鴛鴦戲蓮玉紐，上海西林塔明代地宮出土的多件鏤雕、透雕玉紐等。
從中可知，目前考古出土者最早為元代，而在傳世品中被認定為宋代玉紐的那些作品，與元代的這些作品形狀又有不同，例如宋玉樹下嬰戲圖紐、青玉人物紐，它們的不同主要在於形狀，宋代玉紐呈立的鴨蛋狀，上大下小，上部也是鏤雕、立體圓雕，底部扁平，底中間有一孔洞，似插在什麼東西上。元代玉紐呈饅頭狀，下部為一或圓或橢圓的底盤，底中間是成對的直穿孔或象鼻穿。所以本人認為宋代玉紐與元代玉紐用於兩種不同的器物上，分屬兩種不同的體系，但不排除元代玉紐製作受到宋玉紐影響的可能性。
傳世大批被認為是爐頂的玉紐中，有一些題材為鶻捉天鵝、山林群鹿等的作品可能為早期作品，其內容多為北方民族的生活寫照，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有可能是遼金時期的作品。但目前還無法從考古出土品中證實，所以暫時將此類玉器的製作年代歸之為元。
那麼在元代，這種器物到底為何用途呢？是爐頂還是帽頂？對於這個問題，包括其製作年代，明人已有爭論並有記載。明人沈德符在《野獲編》中對這場爭論有如下記載：“近又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仍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載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為等威，嘗見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為沽客所昂，一時竟珍之，且不知典故，動雲：“宋物”。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曬矣”。沈德符在否定了爐頂唐宋說後，明確提出了元代帽頂說，並且帽頂也是區分等級的一個標誌。明代去元不遠，其說順理成章，應該說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考其元代服飾，葉子奇《草木子》載“元代官民皆戴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又說“帽子繫腰，元服也”。元初時政府也曾有過要漢人薙髮的命令，所以元官民帶帽很多。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輟耕錄》中有載：“成宗大德間，本土鉅商中賣紅刺石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另記有一故事：“河南王卜憐吉歹為本省丞相時，．．．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待，風吹墜石上，擊碎御賜玉頂”。可見元人有在帽子上飾珠寶玉器的習慣，雖然這其中的玉器是否包括那些出土或傳世的鏤雕、透雕玉圖畫玉紐還不能真正從考古中證實，並且在元人繪畫服飾中也僅見光素無紋的帽頂，沒發現鏤雕、透雕的帽頂，但是，這不表明這些鏤雕、透雕之器不是元人帽頂，因為迄今為止，還無一例科學發掘元代墓葬中爐與玉紐伴出的現象。另外上海嘉定法華塔元代地宮中出土的一件銅薰爐，為元代銅爐，蓋上也無專門嵌紐作爐頂，而是蓋頂整個鏤空，頂盤一龍，與蓋為一體，說明元人也並無把此類器物嵌在爐頂上。所以說在元代，這些玉紐極有可能是作帽頂用的。
明以後，隨著人們頭頂多用束髮之冠而不再用帽，於是把許多元代舊帽頂改為爐頂使用，至使許多元代帽頂與爐頂相混雜，難以區分。另外，明代還仿此樣式製作爐頂，如明益宣王墓出土的那件白玉鏤空鴛鴦戲蓮紐，它與故宮舊藏的明代青玉獸面紋衝耳爐紫檀木蓋上的鴛鴦銜蓮蓋鈕形制基本相似，這也就是後世人們將此類玉紐都稱為爐頂的原因。
無錫元代錢裕墓出土的白玉半圓形紐，高3.5釐米，寬5.1釐米，厚2.5釐米，重80克，白玉質，表皮微有黃土色沁。光素無紋，表面拋光較亮。底部收斂，橢圓形底部上有一對象鼻穿，靠邊緣處有一深鉈痕。從以上分析中得知，它應為帽頂，其原因有三：其一，從錢裕墓出土玉器的整體情況來看，除桃式杯為日用器皿外，其他均為隨身首飾、佩飾，不可能單單將一爐頂拿下陪葬。而墓中其它隨葬品中除水晶小香爐佩飾外無爐形器，所以，其用途不應為爐頂。其二，錢裕墓中還出土有許多絲織品服飾，它們多已腐朽，一碰即破，當時搶救出一些袍、背心、裙、褲、鞋等，按理也應有帽。另外，此墓為夫妻合葬墓，在女棺中出土有銀髮罩一頂，想來錢裕本人也應有帽戴，可能帽本身為絲綢或竹笠類，早已腐爛不可辨認，所以僅留下這件白玉帽頂。其三，錢裕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前半期，他率鄉人效順元政府，又和地方官交好，其服飾也必受蒙古人的影響。此件白玉半圓形鈕，玉質較好，為新疆和田白玉，拋光又亮，大小尺寸與所見玉紐相似，重量也差不多，器底又有一對象鼻穿，所以此應為錢裕生前所戴帽頂。但此件玉帽頂光素無紋，與常見鏤空透雕或浮雕玉圖畫的帽頂不同，但卻與元人畫像上相似，是目前唯一一件出土的光素無紋的帽頂，當是反映元代玉製帽頂的另一種類型。筆者還有一個猜測：這件帽頂底部有一深鉈痕，想來當時玉工想對此玉進行鏤、透雕，但因其玉質極好，不加雕琢也已渾然天成，故留下這光素無紋的玉帽頂。
帽頂、爐頂的問題較為複雜，到底是元代製作的帽頂流傳到明代就用作了爐頂，還是本來此物就是爐頂，亦或是帽頂、爐頂本來就是兩種器物，學術界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要想解決此問題，還應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先排比、梳理一下這些器物，找出哪些是元代之物，哪些是明、清作品，在結合文獻來論證哪些是帽頂，哪些是爐頂。 當然，如果能從今後的考古工作中直接找到答案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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