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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亞當斯密經濟學（劉勝軍微財經出品）

其深遠的後果我們今天僅能開始想象。——《外交》雜誌

作 者 | 劉勝軍

01、歷史演進的偶然與必然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有很多大拐彎。而引發歷史轉向的往往是當時看似並不那麼重要的“偶然”。一件事情的歷史意義，往往取決於它發生的時間點以及時代大背景。

沒人能夠預料到，1914 年 6 月 28 日（塞爾維亞國慶）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視察時被暗殺，居然成為第一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這場戰爭約有 6500 萬人參戰，超過 3000 萬人傷亡，並埋下了二戰爆發的種子。

意大利人哥倫布是馬可·波羅的粉絲。1492年哥倫布受西班牙國王派遣，帶著給印度君主和中國皇帝的國書，開始遠航。但他的船隊卻漂到了“新大陸”。世界歷史新的一頁由此打開。

偶然中隱藏著必然。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一戰後就預見了二戰的不可避免。

1919 年初，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參加了巴黎和會。他計算出“戰敗國德國所能賠付的最大數額”是 100 億美元。但是最終簽署的《凡爾賽條約》卻給了德國無法承受的懲罰。凱恩斯極為震驚，寫信給英國首相喬治，宣佈辭職：“我要逃離這場噩夢。我在這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

隨後的 3 個月裡，凱恩斯奮筆疾書寫就《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被翻譯成 12 種語言，6 個月內暢銷 10 萬冊。他憂心忡忡地寫道：

我們中間幾乎沒有人能明確認識到，西歐最近半個世紀所賴以生存的經濟組織具有極其不尋常、不穩定、複雜、不可靠以及臨時性等性質……德國人在瘋狂的幻想和愚蠢的自以為是的鼓動下，徹底顛覆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然而，英法當局卻冒險用這樣一個和平條約去繼續摧毀由德國人首先開始破壞的歐洲秩序。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使中歐貧困，我敢預測，我們肯定會得到報復。任何事物都阻擋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掙扎的革命力量之間的最終戰爭，在這場戰爭面前，最近的德國戰爭的恐怖就顯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論最終的勝利者是誰，這場戰爭都會摧毀我們這一代的文明和進步。

二戰的爆發，以無比沉重的代價告訴我們：經濟學家理智的分析是多麼值得政治家聆聽啊。

02、歷史又一次拐彎

COVID-19 疫情帶給世界的衝擊，正在一點點被認知，而它全部的意義可能要很多年後才能看的清晰和完整。

這場疫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發生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換言之，歷史又一次拐彎處。

拐彎之前的高潮是 2007 年。彼時，所有人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繁榮”之中。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提出一個名詞來詮釋那個時代：

• 中美國（Chimerica）時代

那是中國和美國相互依賴、各取所需的美好歲月。

但是這輪轟轟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看似完美，裂痕實則已經隱現，只是當時無人看清。

• 資本的高流動性與勞動力的低流動性，促成了發達國家“鏽帶”的出現，成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土壤。

• 中國民眾的高儲蓄率與美國民眾的高消費率，成為互補的鏡像，也釀成了美國的過度借債消費，引發 2008 年次貸危機的根源就在於此。

• “全球化紅利”轉化成“華爾街紅利”，助長了資本的增值，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加劇，而貧富差距過大曆來是引發社會劇烈變革的根本動因。

其實，2008 年以來，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金融危機，而是社會危機。由於缺乏對於這一點的深刻理解，希拉里稀裡糊塗輸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的當選又加劇了歷史的轉向。

回顧過去十年，有幾件事情比金融危機更值得關注。

• 2011 年 9 月 17 日開始，美國爆發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持續近兩個月之久，最後被警方清場。這場運動的標誌性口號“WE ARE THE 99%”非常清晰地傳遞出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嚴重不滿。

• 2014 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出版的《21 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洛陽紙貴。從這本書的名字就不難理解該書的宗旨：重溫馬克思當年的警告。皮凱蒂抨擊了“財富推動一切發展

△皮凱蒂

以希拉里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未能對歷史潮流的變化保持警覺。而班農幫助特朗普精心策劃的“葛底斯堡演講”，漂亮地擊中了選民的心理穴位，億萬富豪特朗普振臂一呼成為“中下階層”的代言人，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黑天鵝。

2016 年特朗普意外當選令美國社會措手不及。社會各界急於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特朗普當選的第二天，一本名為《鄉下人的悲歌》的書突然衝上美國亞馬遜圖書銷售總榜第一名。

03、上帝的愚弄

特朗普雖然敏銳地嗅到了時代的氣息，遺憾的是，他不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高手，相反，他是一個製造問題的“trouble maker”。特朗普擅長的是“煽動”而非“治病”。換言之，他只是利用了民眾的不滿情緒而已，但他的所作所為都並非時代所需要的答案。

出現這一局面並不奇怪。當今時代的重要思想家劉鶴在《兩次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極為深刻地指出一個歷史的悲劇：

• 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

•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

20 世紀 30 年代，面對潛伏的社會危機，希特勒訴諸極端民族主義，進而宣揚種族主義，進而啟動戰爭機器。希特勒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大的問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悲劇。

如今，在我們最需要偉大政治家出現的歷史時刻，卻迎來了一個自詡為“穩定的天才”（stable genius）的特朗普。這是一個十分滑稽但卻破壞力十足的政客。

△特朗普：我從不撒謊

特朗普幾乎所有政策都帶有鮮明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色彩，對歷史演變稍稍具有敏感性的人不能不有所警覺。

1. 全球化的確遭遇到了“大麻煩”，但應該藉助 TPP 之類的新規則重塑世界經濟體系，而非倒轉歷史的車輪。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恫言：“未來不屬於全球化主義者。未來屬於愛國者。”阿彌陀佛，如此論調絕非世界的福音。

2. 特朗普與班農思想哲學的深層底色是沒有明說的“白人至上主義”。

2019 年 3 月，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清真寺恐襲事件震驚世界，28 歲的兇手出庭時面露微笑，打出一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使用的手勢。在恐襲前，他還向包括新西蘭總理在內的 70 多人寄出長達 86 頁的“宣言”，他聲稱“主要是要向侵犯者展示，我們的土地永遠不會成為他們的土地，只要白人還活著，我們的家園就永遠是我們自己的。”

……半年後，美國 21 歲的 Patrick Crusius 從他達拉斯的家中驅車 600 多英里趕到美墨邊境的埃爾帕索，力求殺死儘可能多的墨西哥人，克魯西烏斯發動攻擊前在極右翼論壇上發佈了一份 4 頁充滿種族主義、反移民色彩的宣言。

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後，都有令人憂慮的共同時代背景：特朗普上任後頒佈的第一個重要法令即為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特朗普上任第一年，2017 年 8 月美國爆發圍繞拆除南北戰爭時期

奧巴馬非常罕見地站出來批評：

我們任何領導人發出言論，助長恐懼和仇恨的氣氛或使種族主義情緒正常化，妖魔化那些看上去和我們不同的人，或者暗示包括移民在內的其他人威脅到我們的生活，或暗示美國屬於某種特定類型的人，我們都應該決然拒絕這些語言。

特朗普上任後的政策可以歸結為：

• 孤立主義：強調“美國優先”，發佈主要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推動建立“邊境牆”，退出 TPP，代之以貿易戰。

• 短期主義：金錢取代了價值觀：與塔利班的戲劇性苟合；悍然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一切向錢看，威脅歐洲、韓國和日本交更多保護費；大肆透支美元國際信用。

• 種族主義：雖然特朗普突然又放棄了“Chinese viarus”這一用詞，但或許這只是迫於大選來臨討好亞裔選民的政治壓力。班農固然已經離開白宮，他的思想一直都在那裡：納瓦羅、蓬佩奧都是班農思想的奴僕。

04、真正的危險

這個世界真正的危險在於以下三點：

1. 走向失序：美國正在打破一箇舊秩序，卻無力建設一個新秩序。當今世界以聯合國、世界銀行、IMF 和 WTO 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二戰後美國領銜締造的。如今，特朗普正在一步步摧毀這一秩序，令歐洲陷入驚愕。

△What happened?

特朗普正在用“交易的藝術”取代國際貿易規則，他隨時準備將 WTO 一腳踢開。美國已經沒有耐心繼續扮演這個世界的領導者，特朗普對所謂的“軟實力”不屑一顧。世界正在陷入沒有秩序可言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在其著名的《 1929-1939 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或者說不能指望各國自覺、自願地提供確保經濟體系穩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須有一個國家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提供維持體系穩定所必需的成本。那些關心“公共利益”並願意承擔“公共成本”的國家，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領導者，同時也是世界政治體系中的領導者”。如今舊的領導者已決心退出，而新的領導者仍未出現，這注定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動盪時代。

2. 叢林法則：原始社會的叢林法則看似遙遠的過去，但並未走出歷史舞臺。美國對華為的野蠻打壓和“拘押華為公主”，其本質實乃 21 世紀的叢林法則。和平與繁榮會掩蓋人性的弱點，一旦遭遇危機，人性的自私和陰暗就可能迅速壓倒文明的力量。在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博弈中，我們還會看到很多不應該存在於 21 世紀的野蠻手法。

3. 軍事冒險主義：特朗普點殺伊朗軍方二號人物蘇萊曼尼的舉動，不應視為偶然的衝動，而是美國的軍事炫耀。無敵的軍事力量+ 特朗普式的衝動，將給世界帶來不言而喻的威脅。2019 年 9 月特朗普在第 74 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並未得到世人足夠的重視，他說：

我們的時代是一場偉大的競賽，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和明確的選擇。遍及全球和貫穿整個歷史的本質性分水嶺再次凸顯在世人面前……自我當選以來，美國在花費超過 2.5 萬億美元完全重建我們的強大軍事力量之後，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希望我們永遠不必動用這一軍事力量……美國深知，在一個其他人尋求征服和控制的世界上，我們國家必須保持強盛的財富、實力和精神。

這次毫不掩飾的講話之後 3 個月後，蘇萊曼尼被無人機獵殺。幸運的是，伊朗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剋制。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假設：這是特朗普最後一次軍事冒險，每次其他國家都會像伊朗一樣剋制。

05、失控的疫情

COVID-19 最初只是發生於中國的局部疫情，西方國家普遍以圍觀者的心態注視。

隨後疫情的演變令人大跌眼鏡：

• 沒想到中國迅速撲滅了看似失控的疫情

• 沒想到西方國家相繼淪陷，而且嚴重程度令中國望塵莫及

不出意外，美聯儲和美國聯邦政府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行動加以應對。但與控制疫情這一“核心任務”相比，貨幣與財政政策充其量只是邊緣政策。西方國家應對這一“核心任務”的前景並不樂觀：

• 歐洲國家普遍缺乏規模優勢，即使在歐盟內部也手忙腳亂難以相互支援。

• 美國的聯邦制成為控制疫情的不利因素。最近特朗普計劃對紐約等地“封城”，不料紐約州州長科莫卻警告，“特朗普的這一計劃不僅會造成混亂的局面，也違反了聯邦法律，相當於聯邦政府對這些州宣戰”。特朗普的計劃立馬胎死腹中。

• 西方社會過度關注個人自由的文化價值觀，使得各項防疫措施大打折扣。（參見本號文章：《世紀瘟疫與文革革命》）

• 政府態度不夠堅決，力圖“魚與熊掌兼得”，尤其是美國特朗普政府。

由於西方社會的這些問題，這場疫情已經擴散成為“世紀大瘟疫”，並可能對歷史的轉向產生深遠影響：

1. 加劇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不信任和敵視情緒。

2. 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即使美國，也出現了嚴重的醫用產品的短缺。面對這一局面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認知：一是承認全球化“相互依賴”的現實，二是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傾向於後者。3 月 11 日美國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表示，“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減少美國經濟關鍵領域的供應鏈脆弱性和對中國的依賴。特朗普政府即將發佈的行政命令是朝著增加國內生產邁出的非常強有力的第一步”。

3. 大量失業的蕭條前景將進一步催化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

4. 美聯儲和美國聯邦政府史無前例的刺激行動表明，美國決心繼續不計後果地透支美元信用。

5. 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競賽”將因為此次疫情而被重新詮釋。

6. 全球公共產品匱乏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格局將更加突出。

7. 一旦疫情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不排除各國採取極端行為自保（禁止糧食出口）甚至轉嫁危機，全球形勢將更加動盪。沙特突然發動的石油戰爭或許只是一個序幕。

△原油價格暴跌

上述憂慮有的已經出現，有的會隨時以黑天鵝的形式跳出來。疫情愈嚴重，歷史轉向的前景將更為悲觀和不可預測。

06、未知的明天

並非全是壞消息。

崛起的中國不僅表明了挑起“全球化大旗”的歷史意願，也通過“一帶一路”和此次疫情中的對外援助，展現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格局。但是中國還面臨三大關鍵挑戰：一是深化改革開放，實現與國際體系的深度融合；二是如何積累“軟實力”並消除發達國家的不信任；三是通過高超的智慧與美國周旋，畢竟美國依然是現有國際秩序和規則的主導者，並且修昔底德陷阱格局已經形成。

美國依然處於搖擺之中。秉持溫和路線的拜登意外壓倒走民粹主義路線的桑德斯和沃倫，有望代表民主黨參選。目前拜登的支持率高於特朗普，而特朗普在疫情中連串的失誤、大規模失業的前景、股市史無前例的暴跌（已抹去特朗普上任以來的“特朗普上漲”），都預示了特朗普連任的暗淡前景。

但是，

美國《外交》雜誌寫道：

與柏林牆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閉一樣，新冠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其深遠的後果我們今天僅能開始想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請繫好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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