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反映漢末三國和魏晉南北朝的影視劇中，相較於一般偏安一隅或是割據混亂的政權，我們對地方的名門望族更是耳熟能詳的。比如在漢末天下紛爭的歷史中，受曹操敬仰並助其開府壯的潁川陳氏、長社鍾氏，幫助其順利南下拿下荊州的荊州蒯氏，輔助江東孫氏家族稱霸一方的吳郡陸氏等等。
東漢末期地方大族分佈圖
這些活躍於中央政壇和地方社會的大族勢力，不僅僅對於一方水土的治安安定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放在當時的宏觀歷史之下，在亂世群雄的爭霸之戰中，對於其所效力和服務的主公或政權的生死存亡也有著絕對性影響。
比如長社鍾氏前後兩代人貫穿於曹操到曹奐，五位皇帝四代人之間。鍾繇在曹魏開國和穩定曹魏內部複雜關係上立下汗馬功勞，其子鍾會則是司馬昭欽定的伐蜀主帥，攻破成都又臨陣叛變，既為司馬昭篡位提供了政治基礎，又嚴重分裂了曹魏與司馬兩大集團的裂痕，從而又破壞了司馬家族篡位的計劃。
鍾會，曹魏開國功臣鍾繇之子，滅蜀戰役魏軍主帥，鍾氏家族在曹魏後期的代言人
任何事物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這些地方豪門大族在地方上長達近三百年的絕對影響力正是以皇權在地方事物上的政令不通為根基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一直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的通病，地方大族的發展史也是兩漢中央王朝的衰敗史。因此當漢末地方大族的觸角足以擁有上達天聽和下決生死的權力高度之時，以“王和司馬共天下”的豪門與皇權聯合執政的晉帝國便誕生了。
那麼這些地方大族豪門是如何在皇權看似繁榮的兩漢時期發展壯大，並在漢末成為時代主角的呢？
漢高祖劉邦在建立西漢帝國剪除異姓諸侯王，詔告天下非劉氏者不封。同時在函谷關以東的山東至江淮一帶分封同姓子孫，與郡縣制並存，實行郡國並行制度。
西漢初期郡國並行制示意圖
然而高祖時期帝國的政治形態還沒有定型，關東分封六國的禮樂精神與秦漢式的帝國體制仍然有巨大的矛盾。漢初實行的黃老之術一方面是出於休養生息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對山東六國風俗的妥協。也正因為此，漢初的小農經濟伴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包括冶金、造酒、畜馬等一大批國家重要經濟產業相繼而起。
可以說，在漢初“文景之治”寬鬆的條件下，以小農經濟為發展根基的手工製造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為國家財政的原始積累和以後漢武帝時期的大規模對外戰爭奠定了夯實的財政基礎。正是由於平定七國的地方叛亂，從地方商稅中中央攫取到了絕對的主導力，以漢景帝為首的中央政權徹底消滅了地方對於皇權的威脅。
七國之亂平定示意圖
其後的漢武帝獨尊儒術，儒生文吏並舉作為官僚，實質構成了帝國政治形態的正式定型。這種空前的中央集權措施伴隨長期大規模的對外戰爭，迅速、有效地消耗掉了文景之治時期國家財政的積累。籌措戰時金融資本便成為當世之時中央政權的根本任務。於是以漢武帝為首的中央政權不得不通過國家宏觀財政措施的施行，把“斂財有道”的觸角伸到鹽、鐵等這些在漢初讓利於民的民間暴利但極度私有化的產業。
但是漢武帝的帝國體制還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由於是此時的官僚主要是依靠察舉制的地方推薦，所以官僚人數十分有限，無法有效的滲透到基層。
所謂“術業有專攻”，於是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一批奉漢武帝之命到地方執行皇帝集財之令的官員便誕生了。當由皇權為主心骨的中央王朝，與地方私有化程度極高的產業相結合，所謂的“官商結合”便在特殊的權力地帶形成了一股新的社會勢力。
桑弘羊，漢武帝最得力斂財大臣，先後在地方推行鹽鐵官營、平準、貨幣改革等經濟措施
這種與漢初歷代皇帝抑制地方勢力相違背的結果便是：憑藉中央皇權賦予的權威，“中央特派員”仰仗技術手段肆虐吸收著地方民間資本，同時使自身家族在公權力的滋養之下，棲身於皇權監視之外的地方空間。
而這個通過中央權力棲身地方的官方取財政策並沒有因為昭宣之治的開啟而終結，而是始終伴隨著兩漢政權的發展歷程。長時間中央與地方的特殊“交易習慣”使得派到地方的中央權力技術官僚世代擴張，而伴隨著中央皇權在外戚、宦官和對外戰爭中的妥協和衰落，基層地區的管理職能也只能交給已在當地壯大的大族（前身便是中央官僚）來協助。
漢宣帝時期的中央官員在被任命到地方之前，都要受到漢宣帝親自召見
這種惡性循環就為此時在地方根深蒂固的民族發展提供了條件，在東漢初期他們尚且可以履行職責維護秩序自居，但是隨著生產力的越發進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地方官僚系統在與中央王朝的交易習慣中就越會腐化，大族們也就隨著開啟兼併土地、牟取私利，發展壯大自己的家族了。
封建官商的結合不但不靠生產獲取社會財富，而且仰仗權力尋租手段佔有了全國絕大部分的土地，因此國家的生財之道便深深地掌握在地方強大的家族之中。這種地方家族在政治上說是門閥，在經濟上便有當今所說的“財團”意味。
當富有化的地方大族足以壟斷一國的經濟命脈的時候，一個在政治上訴求更多，文化上影響更大的變相“諸侯團體”便在漢代的土地上誕生了。這個過程的始作俑者——皇權的初衷是使地方資源壟斷在自己手中，但封建官商一旦把這個取財機器運轉起來，無論皇帝還是地方勢力，都再也沒有辦法來使機器停下。
王莽，以王莽為首的地方外戚勢力是典型的代表
因此我們便通過兩漢的政權運作看到了這個影響中國歷史長達七百年的地方化集權過程：帝國中央吸取地方財富——封建官商壟斷地方資源——地方勢力的私有化進程——富有化的地方勢力形成地方大族。
雖然漢昭帝、漢宣帝欲以皇權手段來平衡這種在地方已經形成壟斷勢力的官商集團，但在體制的框架下，在中央與地方達成的取財之道的默契中，皇權的意志只是一批從中央派出的官僚來兼併前一批從中央排除的官僚罷了。
這個過程隨著王朝週期論下的經濟運行，伴隨著東漢建國到東漢晚期以漢靈帝為首的中央皇權在與地方勢力的博弈中的落敗而成定局。至此，隋唐之前的封建皇權只有憑藉封建地方官僚才能有效地統治其所統治的區域。皇權與封建地方勢力互相滲透，皇權靠大族立身創世，大族靠新的皇權繼續合法掠奪地方財富。
圖為曹操在平定北方收復兩京的過程中地方大族支持
因此我們便看到了那些圍繞在曹操、孫權、劉備、司馬炎等等身邊的地方大族的活躍身影，皇權與封建官僚的合作妥協於是成為了維繫兩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帝國發展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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