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在黑死病蔓延的嚴峻形勢下，伽利略《對話》的出版事宜自然無法持續下去，他本人有些灰心喪氣，不過很快就開始根據在帕多瓦所作的“對運動的研究”，著手寫一本新書（1638年，伽利略的《兩門新科學》出版，揭開了物理學的序幕），同時繼續他的科學通信，並經常在一些工程問題上充當大公的顧問。例如12月間，兩個工程師同時提出防治河水氾濫的不同方案，費迪南二世要求伽利略從中選擇最優的一個；伽利略需要就佛羅倫薩標誌性建築聖瑪利亞大教堂的正面設計問題，為建築師提供建議。
這一時期，伽利略沒有停止工作，反而更夜以繼日。身處修道院的女兒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我多麼希望您⋯⋯不要太專心於您的研究，以致明顯損害您的健康⋯⋯應該給它一些必要的休息，以免消耗過大。”她同時給伽利略寄去藥房裡能配製出來，或從其他途徑得到的“預防黑死病”的新藥。
《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扉頁
1630年12月，佛羅倫薩進入冬季，亞平寧山脈吹來的冷風猛烈襲擊了托斯卡納區。黑死病逐步減弱，佛羅倫薩的公共衛生執法官宣佈，從次年1月10日開始普遍實行40天的檢疫隔離。冒險走出家門可以被允許做的事，只有上教堂或購買食品藥物。伽利略與其他市民一樣開始閉門不出。
時至1631年的復活節，橫行於佛羅倫薩的黑死病似乎已到了強弩之末。到了秋天，伽利略又開始忙碌《對話》的出版了。他被告知，需要把書稿再次寄送到羅馬教廷，但在當時，即使是普通信件也會在公路檢查站被截留或沒收，更不用說來自流行病疫區的整本書了。伽利略向負責審查的神父致函商討，最終只寄去有爭議的部分，即教皇提到過的前言和結論。寄出之後，年近七旬的伽利略日日翹首以盼，然而冬天來了又去了，這本書卻被束之高閣，杳無音訊。就在伽利略擔心自己時日無多，等不到書稿出版時，在費迪南二世大公的協助下，他終於等來同意出版的消息。1632年2月22日，伽利略把第一本裝訂好的《對話》送給了大公本人，而成批的書一進入書店，就被搶購一空。他的朋友特意將自己的讀後感轉告伽利略：無論從什麼地方開始讀起，自己都不捨得放下。
1633年，以“假說”“虛構”為保護色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最終引發教皇烏爾班八世的憤怒，當然，這背後隱藏了非常複雜的宗教和政治原因。伽利略受到教廷的審判和監視，“最終承認自己不應該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將日心說作為事實來推廣，並承諾再也不這樣做了。”1942年，78歲高齡的伽利略病逝，葬禮簡陋而草率。這一年，科學界的又一顆巨星——艾薩克·牛頓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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