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商為什麼會崛起？談談其社會歷史條件
引言:浙商崛起於近代，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近代浙商佔據區位優勢。經世致用的浙江文化，是近代浙商崛起的文化背景。西方的衝擊.為近代浙商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
浙商崛起於近代，而成為中國第一商幫。浙商現象引起關注，為近來學界研究熱點。本文試圖運用年鑑學派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在社會經濟史的框架下.分析近代浙商崛起的深層次原因。
一、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近代浙商佔據區位優勢浙江地處中國傳統商路的樞紐地位，具有經商的區位優勢。
海路方面，浙江位於中國海岸線中端，扼南北航運之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歷來執對外貿易之牛耳。為海上絲綢之路之起點。宋代以後歷朝都在寧波設有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寧渡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之一。明清時期，寧渡是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並發展成為沿海的重要商業都會。良好的港口.便利的交通，發達的傳統商業，為近代寧波幫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陸路方面，浙江處京杭大運河南端，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開始分離，經濟中心不斷南移，政治中心不斷北移，以京杭大運河為紐帶，浙江商業地位不斷鞏固和發展。浙江的經濟主要依賴商業繁榮。前近代時期，浙江更是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地區。
浙江人從商有悠久的歷史。據《史記》記載，中國最早的大商人，就是後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是戰國時期越國的名臣。當年，范蠡輔助勾踐打敗吳國之後，就棄官從商，因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春秋時期，浙江造船業與航海技術已有一定基礎，走在全國的先進行列。海上交往開始頻繁，因此有可能與朝鮮半島、日本群島發生貿易。魏晉南北朝時，寧渡“商賈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廣”。孫權派大將衛溫、諸葛直等率軍萬人，從臨海郡章安港出發到達夷洲(今臺灣)，這是大陸與臺灣第一次大規模的海上交往的記錄，在我國古代航海史上有重大意義。據史籍記載夷洲土地無雪霜，島上有數萬人家，會稽郡有人來島“貨布”。會稽是對外貿易的城市，與夷洲(今臺灣)、直州有貿易往來，北至遼東，南至海南，遠至大秦。
隋朝統一以後，南北的經濟得到了交流，杭州是大運河的終點。成為東南交通的樞紐。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眥“，比六朝時代更為興盛。杭州、明州(寧波)都是唐代商業繁榮的都市。杭州是“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
”，又是對外貿易的港n;明州則是對日貿易的重要口岸，從航線的距離和內地聯繫等方面，都具備了優越條件，航道暢通。內河航運，四通八達;舟山屏列，三江要地;地平土肥，物豐民阜。明州又是日本遣唐使主要登陸港口之一，與日本人民的友好往來相當頻繁。遣唐使的大批往返，對中日民間貿易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遣唐使到明州後.許多日本人常將出國時帶來的物品與明州當地居民“私相交易”。從明州起航歸國時，他們也總是購買攜帶各種貨物。遣唐使的大批來華，以及唐代商人積極從事海外貿易活動，促進了寧波海外貿易的發展。 吳越國時“築捍海石唐，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町，海上貿易也非常發達，杭州是當時重要港口。“閩商海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闖，可謂盛矣。”北宋時浙江海外貿易的港口是杭州和明州，都設立了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易。
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是日本和高麗。全國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須向設在杭州的兩浙市舶司辦理手續，可見該處市舶司在當時所佔的地位重要。杭州港也成了全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明州港，在中日貿易史上已躍居全國首位。日本的海舶往來，都集中在明州;中國商人到日本經商的船舶也必須從明州港出發。在明州興建。高麗行使館”，專門接待朝鮮半島的使者和商賈。杭州和明州的貿易對象除了日本、朝鮮半島外，還有大食、交趾、占城、丹流眉、真臘等。
北宋時期的外貿品種日益增多，從日本輸人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工藝品。 從高麗輸入的貨物，主要是人參、藥材以及各種布匹、漆、銅器等。另外南海諸國主要是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珍珠、龍腦等。而浙江輸出的產品主要是:瓷器、絲綢、茶葉、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
南宋臨安當時是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市內擁有許多作坊、質庫、酒樓、茶坊等，交易非常熱鬧。除日市以外，還有夜市和早市。萬物所聚，應有盡有。不僅城內商業繁榮.城郊的一些市鎮，也很繁榮。“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散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海外貿易也很發達，各種番品南貨珍異飾物，源源運至臨安。南宋時“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浙江的人口迅猛增加。北宋徽宗祟寧元年。兩浙路人口數為300多萬人，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就達到400多萬人。60年間，增加了近10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從北方遷移過來的。這就使扛南的勞動力得到了大量的補充。加上浙江優越的自然條件，南宋浙江的經濟就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南宋時期，由於統治者對海外貿易採取鼓勵政策，注重市舶之利來擴大財政收入，從而了促進了外貿的繁榮。
明時的杭州是江南的繁華都市。到明朝末年，寧波商貿繁榮、經濟發達，人文薈萃，出現“洋船至寧波者甚多”的繁榮景象，寧渡是明廷三大市舶司港口之一，是明朝和日本、琉球朝貢貿易的主要港口。海外貢船到寧渡後起運貨物須人市舶庫檢查。其中貢品直接裝箱由水道運往北京;隨船的客商與物品，可在從寧波經紹興、杭州、南京、濟寧至北京的沿途城市允許進行互市貿易。明朝後期，海外貿易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於是民間走私貿易，逐漸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成了這個時期的重要形式，浙江的海外走私貿易盛行一時，寧波港口外的雙嶼港已成為國際性走私貿易的中心。前往海外貿易的浙江商人越來越多，十七世紀海外貿易的港口，又逐漸轉移到寧波、杭州等地，並出現了商人和船戶合股經營海外貿易的形式。
比較其他商幫，粵商據嶺南，閩商處八閩之地，徽商、晉商為前近代時期內陸傳統商幫，區位優勢不明顯。
二、經世致用的浙江文化。是近代浙商崛起的文化背景
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經世致用，從永嘉學派、永康學派到浙東學派，經世致用思想一以貫之。以陳亮等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等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及以葉適等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明清時期以王陽明為代表的陽明心學派和以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清代浙東學派，具有“講求實效”、注重事功的鮮明文化品格。主張學術與事功的統一、實事實功，學術的目的.在經世致用。大膽地提出了具有倡導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獨樹一幟。封建社會中.佔據中國社會主導地位的是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從孔子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到宋明理學家們的“存天理，滅人慾”。
這種植根於封建小農經濟基礎的價值觀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積極宣傳。“重義輕利”、“貴義賤利”的價值觀。把義和利的社會功能截然對立化的極端倫理本位觀念造成了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安定的嚴重脫節，同時也牢牢禁銦著人性自由正常的發展。
傳統農本思想將農業經濟發展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將發展農業和繁榮工商業兩者對立起來，重農輕商思想一直是經濟思想的主流.厚本抑末是歷代統治者一脈相承的基本傳統國策。這種農本思想使整個社會經濟嚴格地限制在自然經濟的範圍內，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法寶。但不能真正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到了宋代，浙江地區的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些有識之士也漸漸改變了以往把商業視為。末業”的觀點。陳亮對傳統農本思想的狹隘性進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開放的“賴商而行”的新農本思想。重視發展商業，強調“農商一事”，.“農商相籍”，農業只有與商業協調發展，才能“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行而樂其生”。所謂“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
浙東事功學派力主發展工商業，提出保護工商業發展的措施，是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鮮明地體現了反傳統色彩。
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不僅提倡學術思想的經世致用，而且還提出“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黃宗羲全面批判封建制度的。工商皆本”論，是對重本抑末思想的揚棄。工商皆本並不違反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念，重商思想也不算是駭世驚俗的異端邪說.浙東學術發揚光大了儒家學說。浙東學派的學術大師不認為自己違背儒家思想。而是匡正理學的時弊。工商亦本業”、“農商互利論”的思想日益為社會所接受，經商已開始不再成為一種為人輕視的職業，“棄農從賈”乃至“棄儒從商”、。士商滲透”之現象越來越習見。工商亦本業的思想，在明清時期的浙江即被社會所接受。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只是從理論上將農商對立，浙江的發展證明商業能促進農業發展，反之，農業的發達也促進商業的發展。明清時期浙江。從實踐證明商業農業的相互發展，農工商是一個有機整體，浙江文化的務實是工商並舉。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士農工商”這一傳統的定位序列，尚有可商榷之處。在浙江，商人從來不是四民之末，商人的社會地位絕對不會低於農民或工匠。儒家傳統的義利觀，不能簡單從字面理解，浙江商人用行動.修正理學虛偽的義利觀，“新義利觀”支撐著浙江商幫發展壯大。浙東學派的經世致用思想成為浙江商幫的商魂，為浙江傳統自然經濟通往近代的商品經濟架起了橋樑，浙東文化義利觀與西方重商主義相合，為浙江自然經濟的瓦解和商品經濟的萌發和發展，為近代浙商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西方的衝擊.為近代浙商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
費正清所提出的“衝擊一反應”模式。認為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大變動、大轉型的社會，這種變動和轉型不是起因於一種“內發的力量”，而是源於“外發的壓力”，即西方的衝擊。從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最初動因考察，這一模式仍然是具有理論價值和說服力的。無論如何，西方衝擊始終是近代中國社會大變動、大轉型的邏輯起點。西方的衝擊，與其說是西學的衝擊。不如說是西力的衝擊。所謂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義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紀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現代生產方式、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侵人中國的西方文化在基調上是工業的。這個工業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解組與崩潰̈”。
英國垂涎浙江，由來已久。1683年，英國商船即曾抵達舟山、寧波一帶活動。1685年清廷正式開海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1698年在定海道頭置紅毛館(西洋樓)，供外國商人、水手寄宿。自此外商船舶來定海151多，尤其是英商人嫌廣東限制太嚴，紛紛來浙江貿易。英國千方百計想打開浙江的貿易大門，17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企圖在定海設立商館，作為對華貿易的據點未果。1755年以後，該公司復遣通事洪仁輝等到定海、寧渡貿易。1757年，乾隆帝諭令外人來華貿易限於廣州一口，今後嚴禁前往他口，浙海關及其定海分署與紅毛館因以廢除。但洪仁輝等不顧禁令.復於1759年至定海，欲往寧波要求通商。1759年英國“成功號”兵船潛駛定海，1769年英國武裝商船闖進鎮海峙頭洋，企圖進行海盜貿易。英國還先後派使節到北京與清政府商談，提出開放寧波、舟山等口岸和放寬限制等要求，清政府鑑於當時海盜商人的猖獗，堅決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此後，英國仍念念不忘奪取舟山。1834年律勞卑來華使命失敗後，曾任廣州英國商館負責人的厄姆斯頓.長期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效力的傳教士郭士立等人均極力鼓吹或上書英國外交部，建議佔領舟山。事實證明，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英國人一直認為打開華東門戶是擴大對華貿易的根本，並把舟山作為他們蓄謀奪佔的主要目標。
鴉片戰爭以後，相繼開寧波、溫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浙商抓住西方衝擊的機遇。勇敢迎接挑戰，成為近代中國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商幫。五口通商後.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地處得天獨厚優越位置的上海迅速崛起，很快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上海開埠後，以善賈著稱的寧波幫商人，利用毗鄰上海的地緣優勢，以上海開埠為契機，及時向上海發展。他們及時切入獲利豐厚的新式商業，成為中國近代商業產生時期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湖州商人隨著生絲貿易的興盛崛起於上海，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旅滬湖州商人設立了同鄉團體，並基本控制了絲業同業組織，湖州商幫初步形成，湖州蠶絲業的發展造就了大批專業商人。封建自然經濟在解體過程中，給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提供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如商品市場、勞動力來源等等。外國工業文明的入侵，促進了浙江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和發展。
新式工業是在同傳統工業有聯繫又有矛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近代浙江，這點尤其明顯。在浙江，鴉片戰爭以前，雖然已出現了一些手工工場，但它們在手工業中只佔很小的一部分，整個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手工工場時期。鴉片戰爭後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機器工業，只有少數是在原來的手工工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多數則是積累了相當資金的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在受到外資所辦機器工業的刺激下。從國外輸人機器創辦起來的。浙江的棉紡織業。
三通”(通久源、通益公、通惠公)，在西方洋布洋紗的衝擊下產生。浙江的機器繅絲工業是從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醞釀的，世經、大綸和合義和3家是浙江最早民族資本興建的近代繅絲廠。此外，紹興、嘉興、桐鄉、富陽等地也先後刨辦了繅絲工廠，據不完全統計，從1895年到1899年，浙江共創辦了18家機器繅絲工廠，資本額2411000元。
在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下，近代浙江商人投資新型工業、新型商業、新型交通運輸業，完成了從傳統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轉型。近代浙商的崛起，是歷史合力的結果。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近代浙商佔據區位優勢;經世致用的浙江文化，是近代浙商崛起的文化背景;西方的衝擊，為近代浙商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近代浙商的崛起，促進了浙江近代社會的轉型，推動了浙江，乃至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
[2]：魏微，等.隋書:志二十六
[3]：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67
[4]：吳自牧.夢粱錄:卷19
[5]：全漢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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