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上下三千年中華文明，重德傳統由來久矣。“以德治國”思想的淵源，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下可接到中國夢的當下。
殷商時期，當國家的雛形出現之時，自稱是“天”、“上帝”在人間代表的最高統治者，卻因奴隸的暴動，致使“天命改降於周”。這一歷史大變革，使得獲得執政權的周王朝最高統治者警醒，他們悟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天命觀”，並清醒地認識到，“天”只輔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從那時起，“德”在周公那裡被提到治國安邦的高度來認識。“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為兩千多年前治國理政的重要韜略，這便是“以德治國”的最初萌芽。
800年周朝天下被春秋戰國所接管，人類文明進入空前繁榮期，思想、文化和智慧得到極大的釋放與張揚。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紛紛登上歷史舞臺，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謂淋漓盡致人盡其才，給後世諸多啟迪和深思。
由是，便開啟了“以德治國”的曠世大辯論。可以說，春秋戰國縱橫五百餘年，其意識形態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的無盡糾纏與較量中，翻開新篇章的。
儒家鼻祖孔子最先提出“為政以德”，這與周王朝的執政理念一脈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統治者們的主張。孔子所說的“德”，就是“仁”和“禮”。儒家的“藥方”是“克己復禮”。最初是孔子對顏回提出來的。仁，是孔子的核心價值；禮，是孔子的政治主張。
而對於孔子的這一套仁和禮，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反對。
爭鳴最初是從墨子批孔子開始的，這是春秋與戰國之間的事。墨子反對仁愛，也反對禮樂。他主張兼愛。兼愛類似於西方人的博愛，主張不分男女老少、親疏遠近、尊卑貴賤，都一視同仁。這樣一來，諸侯間就沒有戰爭，大夫間就沒有掠奪，庶民間就沒有殘害，天下也就太平無事了。在墨家眼裡，儒家不過江湖騙子，禮樂則既虛偽又無聊。《墨子》一書中的《非樂》、《非命》、《非儒》中的“三大批判”，集中起來可謂“禮樂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學之批判”。
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背景是，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禮壞樂崩”的時代——此典故出自孔子的學生宰予。一次宰予對孔子抱怨說，父母親去世，守喪三年，時間太長了。一個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儒家看來，禮和樂俱為一體，沒有樂就沒有禮。孔子對學生的觀點十分生氣，他說，喪期定為三年，就因為“三年乃免於父母之懷”。也即是說，孩子長到三歲時，父母才不抱了，反之，爹媽抱你三年，你不該為他們守喪三年嗎？一句話，愛必須得以回報。
墨家學派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並未能真正撼動儒家的根基。
墨家之後，儒家的主要對手是道家。對孔子的“德治”主張，道家顯然不苟同。莊子甚至極端地認為儒家和儒家倫理是大奸大偽。在他看來，一個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愛的。“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何以抵得上“相忘於江湖”？
莊子
莊子的見解堪稱“無政府主義”。這與老子的觀點如出一轍。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輕賤萬物，君主無視萬民。這也應了，君無為，則民自治；君無情，則民自富；君無能，則民自由。道家認為，政府和領導最好不要作為。是無德才有德，不愛才有愛，越治越沒治，越救越沒救。老子也認為，禁忌越多，人民越窮；器械越多，國家越亂；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盜賊越兇。都是因為統治者太有作為。
“君不治，則民自治；君無為，則民有為”。用今天的話來翻譯，就是，有政府，無作為；小政府，大社會。
這跟當下世界倡導的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一脈相承，要知道，這可是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所以，人類在孩提時代的思維，越天真越豐富越有創意越能啟迪後世。
儒家與各派爭論升級的焦點，更多的集中在一個發生在公元前513年的故事。這一年，晉國決定將刑法的條款鐫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這一公諸於眾的做法卻遭到孔子的強烈反對。他的理由是“維護禮治”，而禮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貴、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正所謂，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法治就是以法治國。我們不禁要問，孔子為何要如此嚴厲地反對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給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還能自律。
原來孔子所要的結果，是“治標”又“治本”。在他看來，“德”乃“治本”之“方”。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看來，孔子的這一理想設計根本不可能實現。其理由，“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認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
韓非子
韓非子所說的法治，實際上也是鞏固封建君主的統治。為此他甚至不惜文化專制和思想專制。“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無德之德，必是偽善；非法之法，必為惡法。德治與法治之爭，其實就是禮治與刑治之辯。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荀子又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師。他的名言是：“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說的是，天，不會因為人們怕冷就沒有冬季；地，不會因為人們怕遠就不再廣闊；一個君子，不會因為小人吵嚷，就停止行動。
荀子眼裡，道，就是規律；數，就是法則；體，就是標準。天有恆定的規律，地有恆定的法則，君子有恆定的價值觀，也有恆定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君子的常體是什麼呢？荀子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荀子的學生韓非循著師父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對立面，他在《韓非子》一書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講“防範”，比如人臣欺君竊國的“八奸”，比如人君喪權失位的“十過”當然。這些方法和案例雖然大多在“術”的層面，但他的觀點卻顯露無遺，根本的在於法，即制度。他認為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文明。
不僅如此，韓非子與儒家的二號人物孟子也有過思想上的交鋒。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由此產生了以“德”為核心的仁義禮智。惻隱之心是謂仁，羞惡之心是謂義，恭敬之心是謂禮，是非之心是謂智。正所謂，水性向下，人心向善。只要努力追求，“人皆可以為堯舜”。
對此，韓非子也有不同見解。以伯樂相馬為例，伯樂如果討厭那學生，就教他相千里馬；如果喜歡那學生，就教他相普通馬。千里馬百年不遇，好處來得慢；普通馬天天都賣，佣金來得快。正所謂“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
儒家出道的韓非子並非要與儒家交惡，正所謂實現其“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韓非觀點深刻之處就在於，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韓非看來，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來防範人們作惡。而最為管用的，就是“兩面三刀”，兩面即賞與罰，三刀就是勢、術、法。這些加起來，就是韓非所謂的“法治”。
莊子的理想是“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設計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儒家的主張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這，就是封建社會。
道家講道，儒家講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極端；庸，就是不唱高調。故而，歷代統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則一直為文人士大夫所青睞，因而不但有“外儒內法”，且有“儒道互補”。唐代以後，更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萬劫不復，被逼成了“地下黨”。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織，四世同堂，這就是儒家所倡導的“小康”，小康是相對於大同而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則因“大道既隱”，所以，前者 稱大同，後者叫小康。如果說小康是“德的時代”，那麼大同就是“道的時代”。
失道而後德，所以周公講德；失德而後仁，所以孔子講仁；失仁而後義，所以孟子講義；失義而後禮，所以荀子講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歷史學者易中天曾戲言，大同之世為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因為物質匱乏，根本沒東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於殷商，出自於甲骨文，見於卜辭。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隻眼睛。意思有兩層，“視線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見了什麼”，所以德通得。卜辭中還被借用來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亂。文化密碼，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與失去。必須“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銅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見”，內心世界的得失與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對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為透徹。他們的獨到之處，在於新政權誕生之際，即把它變成了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
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品質，不如說是一種智慧。它是在“通過損人來利己”和“通過利人來利己”之間，做了明智的選擇，是謂“聰明的自私”。
或許這也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統治者高興道德大旗以治國之關鍵，一以貫之，使得中國傳統的德治思想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並形成相當完備的行政倫理體系。
這些遺傳下來的成果，都得益於兩千多年前諸子百家關於德治的曠世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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