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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來襲，與之相伴的是各種新業態發榮滋長。針對不少地區出現的農產品滯銷難題，一些縣長化身“網絡主播”推介地方特色優質農產品，引來市場和輿論的積極反饋。農民日報社三農發展研究中心抓取的數據顯示，從2月1日到3月11日期間，微博、微信、今日頭條等網絡信息平臺共發佈了8357條有關各地“縣長直播”的新聞報道。
在筆者看來，這其中蘊含的三層邏輯令人深思：
第一，“縣長直播”與農業產業化、品牌化相得益彰。“縣長直播”帶來的最直觀感受，是一串串“亮眼”的數字：安徽臨泉縣縣長梁永勤短短1小時搞定了2.7萬個訂單，將涼拌芥菜賣斷了貨；廣東徐聞縣副縣長徐康秀直播兩小時售罄30萬斤菠蘿，創造了直播帶貨的“徐聞模式”……然而，“縣長直播”的作用絕不僅僅體現在銷售數字上，背後還描繪出我國多年來在農業產業化、品牌化深耕的圖景。
選苗育種、生產種植、精深加工、市場營銷、包裝物流……手機屏幕中呈現出的小切口，背後卻需要區域化佈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建設、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等一系列產業基礎的支撐，這樣才可以應對電商平臺帶來的巨大的流量效應和現代市場流通的要求。
在近期的“縣長直播”中，可以看到“碭山酥梨”“贛南臍橙”“雲南鮮花”等一個個響亮的名字，縣長們正是藉助這些區域公用品牌、農產品地理標誌產品、企業品牌來匯聚和展示產品特色，讓品牌農業成為推介的著力點。
隨著5G的深入普及，VR和AR等虛擬、沉浸式技術應用日漸成熟，直播形態將會愈發多元和自由，將會為觀眾提供極其豐富的消費體驗。這必然會對整個農業產業鏈的構造及品牌化的推進提出更高要求，也將直接推動和優化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分配，在市場需求、農業生產集群和農戶之間形成區域化佈局、專業化生產、品牌化塑造和一體化經營的現代農業產銷模式。只有夯實農產品產業化、品牌化的紮實根基，縣長的“流量”才能持久高效地帶動農產品產銷機器的高速轉動。
第二，“縣長直播”可推動互聯網更多更好地普惠“三農”。近年來，儘管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和比例在不斷增加，但“數字鴻溝”幾乎在所有國家依然存在，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在互聯網應用領域，聯合國去年發佈的《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就描述了不同地域間數字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的現象。伴隨著互聯網在城鄉間的擴張，與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結構等背景因素交織，原有的差異很有可能被進一步強化。
由此可以推斷，互聯網本身並不存在自發的普惠性。我們不難發現，在基於網絡架構的供給鏈中，工業品下鄉容易了，但農產品上行還困難重重；以資本力推動的文化娛樂消費向鄉村的滲透多了，但農民工通過互聯網獲得平等的市場參與機會依然乏善可陳。一時間，“下沉市場”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一些互聯網商業主體僅僅將農村視作巨大的潛在市場。筆者聽聞一些互聯網公司自詡為“刷牆公司”——連農村民居的白牆都成了可以攫取的資源。
而縣長們開啟“直播帶貨”，展現出一種互聯網提供的平等分配社會資源、主動參與市場競爭及提振生產的方式；通過權威性的示範，讓農業從業者可以看到，互聯網不僅可以提供各種各樣好玩兒的好吃的好看的，還可以提供創造價值的機遇；當農民以“主播”的角色進入互聯網構架的生產關係中，便對自己的產品有了“最終解釋權”，成為了平等的市場主體，能夠藉助互聯網的力量扭轉農業產業鏈上價值分配不均衡的狀況，實現互聯網普惠“三農”。
第三，“縣長直播”營造出新的政治生態。縣長作為管理一個縣的行政事務的官員，早已完成了從道德威權向行政職能的轉變，大事小情不僅都要管，還要管得好。在直播中，不少縣長呈現出“兩種氣質”：既有靜水流深的廟堂正氣，也不乏田間地頭的人間煙火。越來越多的縣長選擇走進直播間，說明當下的行政決策嵌入了越來越多的“服務”元素，一些縣長更是在直播中“烤地瓜”“品泡椒”“燉梨湯”，對新生事物不僅不排斥，還積極融入個性化元素，這既表現出張開雙臂迎接新業態的誠懇，也體現出轉變工作作風、勤政為民的態度。
當縣長們滿懷熱情的投入到服務產業、服務企業、服務農民的工作中，探索出一種更接地氣、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的工作方式後，勢必會將影響擴散到各級行政部門轉作風、轉觀念的行動中，從而營造出嶄新的政治生態；未來是否會有“直播接訪”“直播問政”等一系列創新舉措也變得尤為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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