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喪父，青年喪母，家中財產被人霸佔；勤奮求學、出國留學歸來卻兩次入獄、十來次失業；中年合辦公司，走上逆襲之路，卻為救助難民而散盡財產，以致沒能給兒子留遺產。
以上所言，相信很少有人經歷過類似前半段的經歷。就算有，能成功逆襲的也是少之又少。而且，像他這樣逆襲後不貪財、又關愛民眾的更是鳳毛麟角。
如此不愛名，不愛利的人便是張季鸞。
圖 | 張季鸞先生
一
張季鸞於1888年3月出生在山東濟南府，他的祖籍是陝北榆林，父親張楚林在榆林也是一位傳奇人物。
榆林是邊關要塞，民風彪悍，人多尚武，世代多出武將。跟當地大多數人一樣，張楚林自幼喜歡習武。可在一次武舉考試中因為墜馬而導致手臂受傷後，他選擇棄武從文。不久後考上了進士，成為當地百年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
中舉之後，張楚林被安排到山東做知縣。雖然做了官，但因為沒有背景，他一直仕途平平。1900年，張楚林在山東去世。因此，13歲的張季鸞成為家裡唯一的男人。
1901年，張季鸞和家人將父親安葬回故土榆林。回到家後，張季鸞發現家裡已經沒什麼錢了，合夥開的商業也被人吞了。在回憶錄裡，他也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
張楚林生前的好友陳兆璜見張家貧寒，就讓張季鸞到家裡，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後來，他又資助張季鸞到當地有名的榆陽書院求學。
1902年，陳兆璜好人做到底，資助張季鸞到關中禮泉縣煙霞草堂求學。而這煙霞草堂，就是關中大儒劉古愚開辦的。
劉古愚主張“學貴於有用”，認為讀書並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用來報國。跟著劉古愚學習，張季鸞一直很勤奮，劉古愚也特別喜歡這位學生。
1902年冬天，劉古愚要去蘭州任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就打算帶兩個學生替他抄寫文稿，其中一個就是張季鸞。
可惜，他最終卻沒去成，原因是家裡傳來噩耗：張季鸞的三妹去世。
也不知是不是命運的捉弄，張季鸞身邊的人在這幾年相繼去世。先是在1901年，父親去世。再是1902年，三妹去世。又在下一年，老師劉古愚去世。而於1904年，他的母親也去世了。
可想而知，張季鸞這幾年心裡是有多痛苦。
母親去世那年，張季鸞才17歲。心裡唯一的精神支撐都沒有了，當時的悲痛，他在三十年後仍然記得清清楚楚。他後來也回憶道：“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
二
然而，就算張季鸞心裡再痛苦，生活也不允許他停下腳步。
1904年，陝西全省士子考試，張季鸞要從榆林趕到陝西三原考試。沒有錢坐車，只能徒步行走，白天趕路，晚上溫習功課。
好不容易趕到三原的考場，卻聽見截止報考的號角吹響了，考場的大門即將關閉。眼看要報考失敗了，張季鸞只能死馬當活馬醫，連忙跑進去訴說自己一路上趕路的艱苦，求主考官能破例讓他考試。
當時的學臺是沈衛，看他這樣也挺可憐的，就問他有什麼特長。張季鸞回答說：“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沈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寫出來，張季鸞想都不用想，立馬寫了出來。
沈衛看著他回答得不錯，就准許他參加了。閱卷的時候，張季鸞的答卷果然沒讓他失望。因此，沈衛對張季鸞的印象就比較深刻。
1905年，陝西省開始推舉選拔青年學生出國留學。在沈衛的推薦下，張季鸞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來到日本，張季鸞十分勤奮刻苦，深入研究了日本的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曾被當時的留日學生稱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在日本時，張季鸞也很關注中國的時局，曾給於右任辦的《民立報》撰寫稿件。1911年，他回國任《民立報》的編輯。
1912年，張季鸞受于右任推薦，任孫中山的秘書，還親筆起草了孫中山的就職宣言。可惜這位置還沒坐熱，孫中山就辭職，他也跟著辭去了工作。
不過沒過多久，于右任又找到了張季鸞，委託他到北京創辦了《民立報》北京版。1913年6月，張季鸞和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袁世凱的惡行。袁世凱被激怒了，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逮捕了張季鸞和曹成甫。
後來，張季鸞被營救出獄，但曹成甫卻沒熬過來，在監獄中去世了。出獄後，張季鸞悉心撫養曹成甫的兒子曹谷冰。
此後幾年，張季鸞在各大報刊都任職過，但最後都失業了。1916年9月，北京的《中華新報》創辦，由張季鸞主持。可不到一年，該報自動停刊，他再次失業。1917年秋，《中華新報》復刊了，張季鸞任總編輯。
1918年，因為《中華新報》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張季鸞等人被逮捕入獄。被拘押了半個多月，張季鸞才被多方營救出獄。
出獄後，張季鸞回到上海，生活潦倒。1919年，張季鸞就任上海《中華新報》總編輯，沈鈞儒為主筆。在這家報紙工作的這五年，算是張季鸞報業生涯中較為平順的時期。直到1924年冬，《中華新報》因經營不善倒閉。
這家報紙倒閉後，張季鸞一直都沒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步入中年還處於事業低谷，這種無奈，在他給朋友的詩中就能感受得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三
俗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1926年，是張季鸞命運轉折的一年。這一年，他和胡政之、吳鼎昌合夥開辦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原班人馬回來上班。
這三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失意者，一個出錢，兩個出力，就這樣合辦了公司。三人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自此開始，張季鸞便迎來了屬於他的黃金時代。
新記大公報從1926年9月1日出版，宣佈“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此外，還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雖然已經表明了不為金錢所左右，卻還是有人想要出錢收買大公報。
當時，國民政府蔣先生對大公報特約記者範長江寫的一篇通訊十分不滿，還把張季鸞叫到官邸，兩人大吵一頓。可就算如此，張季鸞依然堅持在《大公報》連載範長江的通訊。
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不聽話，很多言論讓國民政府處境變得很尷尬。於是，他們便決定出錢收買大公報。某天深夜凌晨一點，還在報館工作的張季鸞收到了一張十五萬元的匯票。他把所有沒下班的人都叫到總編室，拿著票子對大家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
打壓無效，收買不成。本以為張季鸞會惹怒蔣介石，以後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卻沒想到這不但沒有使蔣介石發怒，還贏得了他的尊敬。
有一次，蔣介石在南京宴請高官和國際友人，時間已到，但還有一位客人沒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一位重要人物。這時，蔣介石陪著一位小老頭進來，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張季鸞張先生”，並請張季鸞坐在左首上席。用餐時，他還為張季鸞斟酒、佈菜，兩人有說有笑。
圖 | 張季鸞一家
1937年，張季鸞50歲，他唯一的兒子張士基出生了。他的親戚朋友和各界人士聽聞張季鸞老年得子，都贈送了許多貴重的金銀飾物作為賀禮。張季鸞推辭不得，便集中封存，並說：“抗戰期間，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
1939年，香港各界舉行國慶大獻金，張季鸞把這一大包金銀首飾都捐了出去。妻子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也被他勸阻了。
可惜，兒子還沒長大成人，抗戰還沒勝利，張季鸞就生病了。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停止了心跳，臨終時身邊只有10元錢。他的遺囑最後幾句寫道：“至關於餘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餘之契友必能為餘謀之，餘殊無縈懷，不贅言。”
張季鸞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也特別尊敬張季鸞。他離開人世後，大家湊款約合五萬美元，以其子張士基的名字存放到香港匯豐銀行。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受到種種挫折仍沒有被生活擊倒，永遠不言敗；堅持理想，永遠對生活抱有期望；堅持底線，不受錢財誘惑，不懼強權。靠著信念，張季鸞從谷底爬上了頂峰；堅守底線，又讓他的靈魂得到昇華。可以說，張季鸞非常成功。不僅在事業上是成功的，在品格上，他也不輸給任何人。
文｜未黎
圖片參考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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