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有一次的測試題目，是讓學生分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結果答卷裡百分之七八十舉例是《范進中舉》———一篇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文章。
這讓陳平原教授很受“刺激”。他憤怒地問道：“大學裡有沒有讀《儒林外史》？”
沒想到學生們回答說：“那麼多課程和內容，我們哪裡有時間讀書啊，根本學不過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用在人文學科的發展進程中，真是是否恰當。
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科的步步後退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語文之美，教育之責———第三屆語文教育論壇”上說：
人文學科讓大學充滿“靈氣”，承載著學科本身之外的文化教育作用。這種時代背景下，綜合大學的人文學者應該大聲地、理直氣壯地、有禮有節地說出人文學科的意義，並使人文學科變得重要起來。
在陳平原看來，人文學科的課堂教學、評估模式以及教師人格魅力，都還有反思的空間。
01
人文學科逐漸邊緣化
是全世界的趨勢
上世紀80年代，國內的人文學科正值“黃金時代”。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人文學科的地位步步後退，而在發達國家，人文學科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逐漸邊緣化。及至2001年，互聯網的興起，給全世界的人文學科都帶來了衝擊。
“以前學生們都很膜拜人文學科教授，學生向老師提出一個問題，人文學科教授會告訴你這在《漢書》第幾卷可以找到答案。而互聯網時代數據庫的出現，改變了以記憶為中心的人文學科，沒有人再會佩服記錄在腦海中的知識檢索技能。”
陳平原教授說，這不禁讓人思考，人文學科還有什麼比其他學科更進步的地方？
2005年，許多大學的人文學科開始“突圍”。
在陳平原看來，所謂的“突圍”，就是讓大學裡的人文學科變得“有用”。不論是政府層面有什麼決策還是社會上有什麼熱潮，人文學科就會立馬衝上去說“我也可以！”。
但，“正是‘變得有用’的學科建設思路，傷害了人文學科的根基。”
陳平原說：“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存在差異，談城市建設、交通、大氣汙染等實際問題時，社會科學解決實際問題有強大的能力，人文學者最強大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天人合一’，還能有什麼具體的解決方案呢？”
在他看來，人文學科發展最主要的動力是學術，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前的現象。而到1992年後，政府加大了對於人文學科的投資，人文學者可以支配的經費日漸增多，但大學學者的“趣味”卻日漸淡化，強調思考、注重品味，擅長把玩的人文學，在這些學者“有用”的思想主導下，變得越來越僵硬、平淡、了無趣味。
陳平原認為，“學問中有人、學問中有精神、學問中有趣味，是人文學最大的特點。而今日看來，人文學的特點讓人可惜。”
人文學科的日漸式微，也是世界範圍內的發展趨勢。去年6月，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給全日本86所國立大學下達指令———希望國立大學採取必要的步驟與措施，取消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部組織或者轉型，以便更好地滿足社會需要。
起初，日本部分大學校長對此表示反對，但並沒有撼動文部大臣此項政策的推行動作。今年1月，陳平原再次訪問日本時與日本大學校長談起這個政策，日本的大學校長解讀說：“不是不允許國立大學興辦人文學科，只是不給經費，自行解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可以堅持，其餘很多學校都在壓縮名額，過幾年就慢慢消失了。”
在陳平原看來，日本文部大臣的思路似乎可以理解———政府給國立大學的撥款，納稅人的錢，希望做有用的、實用性的知識。
在美國，人文學科發展較好的高等院校，確實也都以私立大學為主。
當然，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對於不同的國家而言，私立大學是否存在、地位如何情況各異。在當下社會發展背景下，參照國外發展的思路，人文學科退居較為邊緣化的地位也是正常現象。
02
人文學者應該走出
學科的“偏見”
陳平原認為，人文學科的發展路徑與整個社會的大背景息息相關。對於學科發展的進程，個人力量無法逆轉。那麼，如何恰如其分地理解人文學科的變化，尋求人文學科發展的新規律，成為了人文學者應當思考的問題。
“想要了解當代大學，必須先要理解學科文化。”
陳平原說，人文學科的發展變化，除了政治的權威、市場的經濟、大眾的傳媒等因素的深刻影響，還有一個被忽略的因素———社會學科的思路對人文學科也進行了改造。
“每個學科經過自己的發展，會逐漸形成自己的興趣和興奮點，一個學科出來的人，都有自己的‘偏見’。這些年來，學科文化的複雜性沒有得到深刻的理解。”陳平原說。
整個學科發展過程中，某些學科佔據主流，某些學科被邊緣化，這是有發展規律的。整個“學科盤子”就這麼大，哪些學科站出來、得到關注，其他學科就會被擠到邊緣。只有理解整個學科狀態，才能來討論問題。
時下，在代際、文化、政治等分裂因素之外，“學科分裂”常常被忽略。不同學科的文化“分裂”，造成了同樣具有深厚學科涵養的學者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各異。
陳平原說，某種意義上，長期的學科訓練導致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努力走出自己學科的偏見，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人文學者必須做到的。
“人文學科所推崇的獨立的精神、人文的思想，有迅速恢復的可能性。當下，參照國外的經驗，人文學科退居邊緣是正常的，人文學在中心反而不正常。在‘正常狀態’中，在綜合大學裡，人文學者如何大聲地、理直氣壯地、有禮有節地說出我們的好處，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讓其他專業、不熟悉的專業也都能理解我們的價值。”
對於大學而言，人文學科的意義究竟何在？
陳平原給出了這樣一個比喻：人文學科之於大學，就好比北京大學裡的未名湖，華東師範大學中的麗娃河，是一所大學“靈氣”之所在。人文學科，讓大學充滿詩情畫意。
1912年，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曾立下規矩：大學以文理為中心，民國年間規定，文學院+理學院+第三個學院就可以成為大學。文理學院缺一，再多的學科也不能成為大學，只能成為學院。
王選在研發計算機激光照排時，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院士曾說，“王選這種工作清華大學做不了，只能北大來做，因為這項工作本身不但是技術上的突破。沒有一流的文科，單純擁有一流的工科，清華大學也不能成為一流大學。”
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許智宏說，為什麼談及北京大學歷史時，講述老北大、新北大的故事時，被廣為傳唱的永遠都是人文學科教授，尤其是中文系教師。
陳平原分析說，“人文學科關注的是人的精神之氣，中文系教授通常‘飛揚跋扈’，有各種各樣的色彩值得記憶。人文學科知識容易理解，而自然學科知識過於專業，乃至大眾很難理解。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文系中有文采斐然的學生，他們總是把教授們渲染得‘奇奇怪怪’，妙趣橫生。”
基於此，在綜合性大學裡，不同學科的人必須站出來讓大家理解各自的專業是學什麼的，專業的魅力和意義是什麼。
03
人文學科承擔
學科外的文化功能
“本國語言文學的教育，承擔著遠遠超過教學本身的任務。” 陳平原說，各個大學之中，走出校園參與社會對話、干預公共事件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中學裡的語文教師同樣具備影響學生的能力。
陳平原曾帶教過一名優秀的中文系碩士生。碩士畢業之際，陳平原鼓勵其繼續攻讀博士，從事文學研究。但被這名同學拒絕了，因為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中學語文教師。
他告訴陳平原，自己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語文教師對其影響深遠，那時他便立志站在中學三尺講臺。如今，他在清華附中擔任語文教師，深受學生喜愛。
“就對學生的影響而言，高中教師超過大學教師。尤其對於男生，青春期受到教師的影響最大。形成怎樣的氣質、未來走什麼樣的路，是中學教師、尤其是語文教師的影響很大。”
陳平原說，“有的課程過了還會回來，這就是語文課。”如今不少出版機構還在印刷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語文學科對孩子們的影響值得關注。
魯迅先生筆下的章太炎，是一位好老師。魯迅先生寫《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提及，“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教師的人格魅力，對於學生的成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晚清後，對於中文系教師的評價逐漸傾向於著作，而忽視了教師那些瀰漫在課堂裡、影響學生的聲音。
聞一多為人稱道，與他同時期在西南聯大執教的羅庸同樣才華橫溢，他的古詩詞解析課程學生喜愛有加。但很少有人瞭解羅庸，因為他的著作只有一本小冊子。
葉嘉瑩曾說，“別的老師是一首百科詞典，顧隨先生是一首詩，他站在講臺上一言不發也是一首詩。”
近20年來，葉嘉瑩每逢演講都會提及顧隨的偉大，才讓人逐漸知曉顧隨先生。
英文專業出身的顧隨同時熱愛古代文學，他上課時從不需要教學大綱，一首詩可以賞析幾個星期，將這首詩與國內外的詩歌聯繫起來，憑藉自己對於文學的興趣和熱愛馳騁在文學的天地。
他的課程體會、鑑賞為主，留下的著作很少。
顧隨先生
如今的大學校園裡，仍然有這樣的教師，得到許多學生長期的追隨。
吳組緗只指導過1個碩士4個博士，林庚只指導過1個碩士2個博士，季鎮淮只指導過4個碩士，王瑤先生有10個碩士5個博士。
而現在，每教授指導過三四十個博士都很正常。
對此，陳平原很是感慨：過去，北京大學這麼多好教授為了給中年教師“騰位子”，帶教的學生並不多。而如今反思，卻也有些可惜。
如果當年的這些老教授，能如南京大學程千帆、北京師範大學的鐘敬文、蘇州大學錢仲聯那樣堅持帶教，會讓學生受益很多。
“老教授”指導學生的意義，主要是精神薰陶和人格薰染。此外，文科教授與指導學生之間有一定的年齡差距，不用在學術研究上存在重合或者衝突，做學問的“氣”和“精神”還在。
04
表面的文學系統性教授
反而影響文學修養的養成
具有傳統文人趣味的顧隨、羅庸等人文學者與現代教育體制相遇時，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方面，沒有著作等“成果”，如何來評價這些教師？另一方面，學生們期待的是，教師將教學大綱、講稿、PPT放在網上，根據講稿來學習語文課。
陳平原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中文系測試題目中讓學生分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結果答卷裡百分之七八十舉例是《范進中舉》———一篇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文章。
這讓陳平原很受“刺激”。他憤怒地問道：“大學裡有沒有讀《儒林外史》？”沒想到學生們回答說：“那麼多課程和內容，我們哪裡有時間讀書啊，根本學不過來。”
這讓陳平原反思，北大、華師大中文系講文學課的時候，會不會受到學堂文學史教科書的限制，講了一大堆學生們不看的作品、不知道的人物？這樣的課堂，只能培養一批趣味不佳、技藝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沒讀過書的學生。
“有必要教那麼多東西嗎？”陳平原說，今天任何一箇中文系畢業的學生掌握的文學知識，都超過任何一個清代的大儒。
清代大儒只需要知道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就專攻李白，就喜歡杜甫。如果沒有文學史，中文系教師還知道如何讓學生了解文學知識嗎？還是說有了文學史，就像梁山上給英雄排座位一樣，把文學知識排列給學生？
“沒有一個英國人會說莎士比亞不偉大，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讀過莎士比亞，沒讀過他們也知道莎士比亞很偉大。”
陳平原說，表面上知識傳遞的豐富性、完整性、系列性，其實妨礙了我們對具體作品的接納和文學修養的提升。
作者：陳平原，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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