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滬會戰結束後，“歹土（Badland）”這個詞頻繁出現在上海中西報刊上，主要指向公共租界以西的靜安寺、曹家渡一帶。這裡原本是上海地方政府與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叉管理越界築路地區，上海淪陷後轉為工部局、偽政權、日軍三方勢力並存共管，但在互相警惕、衝突與牽制之下，三方共管變成了三不管。越界築路區成為黃、賭、毒橫行，兇殺、綁票時有發生的魔窟。
這一現象的發生，要從“越界築路”的誕生說起。19世紀60年代，太平軍逼近上海，清政府官員向公共租界當局求助，後者為了禦敵於租界之外，開始越界修築軍用公路。戰後，清政府無力維持這些公路，工部局便順勢將其接管並繼續增築公路，並沿路開建工廠、修建住宅。1899年，清政府同意公共租界擴張面積，最初的越界築路區都被正式劃入租界。
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後，來滬洋商日益增多，公共租界繼續向西擴展，形成了新的越界築路地區。從1901年到1925年，工部局先後越界修築了37條公路，擴充面積3萬多畝，直到“五卅運動”明確提出抗議才逐漸結束。這些道路及路旁房產歸屬工部局管轄，道路之間的土地、房屋仍歸中國地方政府管轄，公共租界的英國、印度警員和中國地方警察同時在這些地方巡邏。
上海淪陷後，日本佔領軍支持偽政府利用越界築路區的特殊情況，派遣偽警察進駐，處處與公共租界巡捕站雙崗，不時發生衝突。偽警察原本來歷蕪雜，頗多流氓之輩，公共租界當局又忌憚日方氣焰，處處退縮忍讓，致使越界築路區治安失控。汪偽政權的特務機關“76號”設在這裡，更增添了幾分混亂。1940年，英軍從公共租界撤離，租界工部局在維持對越界築路地區管控上更加喪失信心。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滬西歹土逐漸納入偽政府管轄，“越界築路”成為了歷史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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