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流派的划分，与杂剧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散曲作为韵文发展的新样式，受着前代文化观念和文学精神的涵养，同时又由于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所铸造，既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又反射特定的时代精神。
散曲古书
散曲的创作，起先并不被人所重视，许多文人都只是把它作为文学的小道尝试一下而已。既然是尝试往往各种题材和风格的作品都写一点，所以一人多体的情况很突出。正因为如此，元代的散曲作品显得风格繁多。流派的划分和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从元代起，就有曲论家论及元曲的流派问题，想在纷繁复杂的风格中整理出一个头绪。如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徐子芳滑雅”，“杨西庵平熟”，“卢疏斋妩媚”，“冯海栗豪辣烂”，“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却如少美临怀，使人不能对殢”。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更是广为评论各曲家的风格，如“马东篱如朝阳鸡鸣”，“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鹏搏九霄”等，勾勒出元散曲家千姿百态的景象。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还从总体上探讨了乐府即散曲的风格，他归纳的十五家是指：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归纳的十五家
这十五体或称十五家，划分的逻辑是不严密的。有的划分是按散曲的内容，有的划分是按散曲的风格。比如，黄冠体草堂体、楚江体、香奁体、骚人体、俳优体是以题材为体的：黄冠指道士，黄冠体指反映道家思想的作品；草堂，指退隐归田者的居所，草堂体指山光水色之类作品；楚江，指屈原流放之处，即楚辞行吟处，楚江体指感喟之词或写离愁别绪之词；香奁体则是咏妇女或闺情闺怨的作品；骚人，指嘲刺滑稽，骚人体似指元代“嘲讥戏谑”的作品；优，指游戏、欺诈、巧黠、放荡之词，俳优体即为散曲中调情、欺骗、玩笑的作品。
散曲作品绘图
又如丹丘、承安、盛元、东、西江、东吴、淮南、金堂之体，则是以风格定体的：丹丘，是以朱权自己的名字为体朱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六子，自称丹丘先生涵虚子，其风格自谓“豪放不羁”，并含有道家的意境；承安，是指金章宗年号，金章宗被列为“帝王知音律者”，承安体则指具有华观伟丽风格的作品；西江体，指江右有名家作品之风的作品；玉堂，官署宫殿，玉堂体，指公平雅正之作品。此外，宗匠体，盛元体，则是作品流派的某一内涵的概括。宗匠体指开一派曲体之风的代表者的作品；盛元体，指元代初期有“字句皆无忌惮”的曲家作品，如关汉卿、马致远的作品。
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雕像
以此来看，朱权的十五体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风格流派的划分，主要是题材内容的分类。但朱权的曲的流派研究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有一定意义的。散曲的流派应怎样划分呢？清人刘熙载《艺概》归纳朱权的评语，认为“《太和正音谱》诸评，约只清深、豪旷婉丽三品”。这是对元散曲风格流派的分类。近人任讷《散曲概论》则将散曲分成豪放、端谨、清丽三派，而他同时也认为端谨一派艺术特色“不甚分明”，“实惟豪放、清丽乃永久对峙者耳”。实际上就是认为豪放、清丽大致可以概括元散曲的一般情况。事实也确实如此。元代散曲家“一人多格”的现象很普遍，散曲流派的划分只能是粗略的，视曲坛的总体情况与作家的主要风格而定，大致区分为两派是实事求是的。
古书《太和正音谱》
人们一般认为，豪放派以马致远、贯云石为首，包括冯子振、张养浩、杨朝英、钟嗣成等人。这一派的特点是率直、放任、平凡、浅显，多用口语、俗语，崇尚自然通俗，其格调超旷泼、俊逸爽朗，为曲中之正宗。清丽派以张可久、乔吉为首，包括白朴、卢挚、徐再思、周文质等。这一派特点是重视锤炼字句，多用典，格调雅丽和婉，有明显词化的倾向，是曲之变体。散曲与杂剧一样，是反映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从现存的三千八百多首小令、近五百套套数来看，大致反映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散曲书法
（一）、抨击社会黑暗，反对元蒙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元代的中国人民，生活在蒙古游牧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元代社会的黑暗，使很多散曲家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感情，在散曲中发出反邪恶的呼声。如刘时中写的两首［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就真实地叙述了当时江西等处在大旱灾荒之后，老百姓饿得“状似豺狼”、“黄如经纸”，到处寻树皮野菜充饥的情况，揭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张养浩的《潼关怀古》通过咏史怀古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潼关怀古中的潼关
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表面上是写汉代的事，其实反映了元代社会的一个侧面，曲中对封建社会具有无上尊严的皇帝加以嘲谑，以轻蔑的态度，揭露刘邦当年种种无赖行径，对君权思想大胆挑战。再如无名氏《醉太平》: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浑愚贤。哀哉可怜！
矛头直指当时腐败之极的“大元”政府，逐一指出开河、变钞、法滥、刑重几项大苛政。然后说官吏就是盗贼，盗贼就是官吏，直截了当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痛快淋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醉太平》绘图
（二）发泄知识分子对蒙元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在任用官吏中推行的箝制汉人政策的不满。中国千年之久的传统铸成了文人的思想、人格，历来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一大追求，而元代起初废除科举，以后又虚设科举，在科举中藐视汉人，剥夺了文人阶层实现其传统人生价值的机会。这使元代文人极为不满。因此，“困煞布衣”之叹，仕途失路之叹，几乎在每一个散曲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这是整个文人阶层对自我位置失落的悲叹。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文人加强了对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宣传避世哲学，用玩世不恭的文字，抒发慨叹世情险恶，向往归隐田园的生活，也成了散曲中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元代全真教流行，作为文人创建的一个教派，全真教有明显的“儒化”的痕迹，它的“隐退”精神契合文人的心态，成为知识分子栖息避难和精神寄托的场所，也成为散曲中玩世不恭哲学蔓延的催化剂。
散曲中归隐田园的生活
（三）咏史，品评历史人物。这是诗词作品的传统题材，元人散曲中也不乏这一类作品，但又充分表现其时代特色。比如，元人评论的历史人物，较多地集中在豫让、蠡伍子胥屈原、张良韩信、严光、陶潜等人身上。他们歌颂范蠡张良、严光、陶潜，旨在赞扬他们不事王侯，归田隐居；对一些经常得到好评的历史人物，他们却又有不同看法，如对豫让、屈原、韩信等人，认为他们过于贪恋功名，为功名不惜捐弃生命，这是不值得的，是做了傻事。这实际上反映了作家不愿与世沉浮的洁身自好心愿，是对元代统治者专制主义的一种抵制。另一方面，这又是元代世情险恶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手段，对手下的文武百官可以任意罢免、流放、残害、杀戮的现实状况在作品中的反映。在咏史的作品中有的曲作家在历史的兴衰之叹中，表现出对人民生活疾苦的关心。
屈原剧照
（四）歌颂爱情，描写怨。元曲中这一类作品数量很多，但内涵却与唐诗宋词中的爱情闺怨诗不同。诗词中往往是在象征、暗示、含蓄的表现形式中将爱情转化为一种朦胧的广泛的心理律动，从而唤起其他类似人生感情（如怀才不遇）的体验。而散曲则更多地纯粹表现爱情的本身，取俗为新，炼俗为雅，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而逼真生动地描写儿女恋情和少妇的闺思哀怨，有的作品写得十分直率和大胆，但其中也有一些庸俗浮艳的成分。
元代散曲家马致远作品绘图
（五）描写市井生活，反映市民趣味。元散曲中还有不少以市井生活为题材和具有市井趣味的作品，比如对市井生活场景的描写，嘲戏俳之作等等，可称为“市井文学”。这是整个散曲中声势极盛的一脉。从内容上来说，这一类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和生活面并不广泛，相当一部分是写青楼生活，颇有文人风流玩世的优雅情趣，有的还显示出露骨的色情与鄙陋的情调。但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元代文人对社会的冷漠心态的一种表现。他们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寻求人生积极向上的动力，只能从鄙薄不堪的市井生活中寻找刺激，以浪子式的玩世不恭的方式获得生活的乐趣，从而成为一种与现实对抗的特殊方式。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就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在市井的浪子形象中输入一种不甘屈服的傲世精神。
明代散曲家关汉卿创作中
（六）写景作品是元散曲中又一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有的以豪迈的笔调写出山川江河的雄伟气势；有的明快简练地描绘了山林、花溪、渔村、茅舍的秀丽风貌；有的则像风俗画卷，描绘出城市都会的景象。写景之作又往往与咏史怀故、叹世归隐的题材密切关联，在流连山水之际露出作者高蹈远隐之情，在凭吊古迹之时引出沧桑变化之感，陶醉在大自然中，把一切人生的感慨向大自然倾诉，从大自然中寻找永恒欢乐和慰解。
《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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