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 月 20 號下午，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自己診治過的患者砍傷，導致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骨外傷、枕骨骨折、失血 1500 毫升。
而後陶勇接受了長達 7 個小時的全麻手術後甦醒，那是他人生中所經歷的最大的一場手術。
現在距離那起殘忍的事件已經過去兩個月，面對媒體，他少有抱怨，多有感恩，但陶勇曾在文章裡坦承「這段時間，是我人生最為黑暗的低谷。」
3 月 19 日晚，陶勇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經歷。
1. 當身份從醫生轉變為患者，我不會要求大夫給我一個最終答案
丁香園：現在身體恢復得如何？
陶勇：現在還在做針對左手的康復訓練，按摩，通電，手指的鍛鍊遊戲，比如抓木棍、小球，抓起來還費點勁。按摩是用手推瘢痕，將肉和皮分開，把僵硬的關節掰松，剛開始按摩的時候會疼，後來就好一些了。這樣的康復訓練每天兩次，每次 2~3 個小時，其餘的時間自己也會有意識地訓練。
除了左手，有時候會頭疼，因為以前的腰傷，也不能坐太久。
丁香園：醫生說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最好的情況是恢復到什麼程度？
陶勇：現在線都拆完了，康復訓練至少還得半年。至於恢復的好壞，因人而異，結果不好說，看個人情況。就跟小孩上學似的，最好的結果是考上哈佛，事實上絕大部分人都考不到哈佛。這個東西咱們不能去猜測，所以現在不說結果，只能是儘量科學地訓練，就跟小孩上學似的，考到哪兒就在哪兒讀。
丁香園：所以您對結果不會抱有太大的預期？
陶勇：站在患者的角度，總是希望預知結果，但是站在醫療的角度，事實上不可能去預測結果，每個人的情況不太一樣，所以就儘量地配合治療就好，不去強迫大夫說一個最終的結果。
丁香園：眼科手術非常精細，對手的靈巧度要求很高，有想過可能以後不能再做手術了嗎？
陶勇：不能做手術就不做手術，那有啥？不能做手術的人多了。人生有很多選擇，可以做科研、做慈善。你現在要問我具體選擇什麼，我也不好說，因為萬一我又能做手術了呢。
丁香園：現在的生活跟以前相比有什麼變化?
陶勇：應該來說更好了，我更開心了。原來生活多煩，天天卷在各種不開心之中。以前每天看 6、70 個病人，累個半死，中間病人還得跟你吵幾架，完事了還不理解你，記一肚子的氣。還有單位的各種事，現在好了，很清淨。
我這兩個月睡得可好了，每天睡夠 8 個小時，睡眠質量高，以前只能睡 6、7 個小時，而且睡眠質量不好，心裡裝著事情總是睡不好。這倆月也不做噩夢了，原來上班的時候老做噩夢。
因為我面對的是很複雜的眼病，心理壓力本來就大，病人還不理解。選擇了醫學這條路，患者可能會覺得你掙好多錢，但事實上真的就是一種奉獻。
丁香園：原來繃著，現在反而放鬆了。
陶勇：對。其實就有點像一個媽媽帶孩子，孩子整天鬧，然後這個媽媽稍微管一管，這孩子的爺爺奶奶還得說這媽媽，吃力不討好。如果哪天這小孩出去旅遊，或者幹嘛去了，放了一個很長的假，你想這媽得多舒服。
丁香園：清醒過來後，您在人前表現得很樂觀，就沒有脆弱的時候嗎？
陶勇：還好，沒有很想不開，這個事發生就發生了。面對災難，大部分人一般有這樣幾種反應：一個是懊悔，我那天為什麼要呆在那裡，不在那不就沒事了嗎？我那天怎麼不跑快一點？可世界上沒有後悔藥吃。要麼就仇恨，我對他那麼好，他怎麼恩將仇報。要麼就怨憤，為什麼是我。這幾種負面情緒我都還沒有。
丁香園：您本身是很平靜的人？
陶勇：我原來不覺得，以前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樣，現在我才發現大家跟我不一樣。我好像我是平靜了一點。對這件事，沒有太大的心潮起伏。
以前看到傷醫事件，會覺得惋惜，遺憾和痛心。當這個事情發生在自個兒身上了，我反倒比較平靜，發生也就發生了。
陶勇給患者做檢查
圖源：受訪者供
2. 葡萄膜炎領域是一塊硬骨頭
丁香園：十幾歲的時候，您親眼目睹眼科醫生從母親眼裡挑出白色的結石，那是第一次接觸眼科醫生嗎？
陶勇：倒也不是，我媽的眼睛不好，老磨，在當地醫院也有眼科醫生給眼藥水。那次是去南昌看眼科。為什麼印象那麼深，因為原來沒見過眼睛裡可以取出那麼多結石，幾百顆肉眼可見的細小結石，對我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丁香園：1997 年您從江西考入北大醫學部的時候，最初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陶勇： 自卑感，因為北京的同學都有一些才藝，吹拉彈唱，而且英語很好，所以我肯定有一種壓力。但後來還好。
丁香園：您當時是臨床醫學院裡唯一一個保研眼科的學生，為什麼對眼科這個執著?
陶勇：覺得眼科挺有意思的，人有 90% 的信息都是通過眼睛獲取的，眼睛又跟物理學相關，跟光學相關，把眼睛治好了，人的幸福指數是提高最多的。
丁香園：您在碩士和博士期間有自己養豬?
陶勇：那時候做實驗，要到昌平的中國農業大學小型豬總站去買豬，當時住在北航門口坐公交車，一直坐到終點站，下了公交車還得坐很久的面的，才能買到豬，買完豬就養在北大人民醫院的動物實驗室，然後每天得自己爬泔水。給豬打掃，前前後後折騰了得有三個月到半年。當時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想辦法，包括給動物麻醉，麻醉還得上西直門的動物園獸醫站去借。
其他同學都是養老鼠，養小白兔，我因為當時的課題跟一個眼底手術有關，需要眼睛大一點的。
丁香園：在您進入葡萄膜炎領域的時候，這一塊在國內相對空白嗎？
陶勇：國內搞的人少，確實因為這部分人病人多，大部分病人比較窮，還複雜，用藥的危險性也大，所以才選擇搞這個的。
丁香園：您對學科交叉的領域比較有興趣嗎？剛剛說為什麼選眼科也提到這一點。
陶勇：對，交叉學科的領域容易研究出新的成果來。
丁香園：有艱難的時候嗎？
陶勇： 一直都很艱難，這是一塊不好啃的硬骨頭。
早期的難點是技術障礙，因為經驗沒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技術治眼病本身就是個挑戰，當時整體技術都不高。
後來經驗豐富了，眼病治起來得心應手，但是發現病好治、人難纏。
如果這個病簡單，那也好說，但是葡萄膜炎涉及免疫系統，本身就複雜，疑難， 很多時候，我們得和患者一起摸著石頭過河，治療的時間跨度也長，所以患者和醫生之間的信任和配合就至關重要。
這過程就好比開車，如果副駕駛的人信任你，開到目的地問題不大，如果副駕駛的人不信任你，還各種指揮，這車就沒法開了。
還有經濟方面的困境，因為很多患者沒錢，不能給他用貴的藥，然後還要做大手術，你怎麼辦？具體的問題太多了。
丁香園：所以您以前在門診的時候，會花很長時間跟患者解釋治療背後的原理嗎？
陶勇：只會簡單介紹，如果感覺患者依從性不好，可能就直接建議讓他不要成為我的病人。打個比方，就像你是賣電視機的，你如果說我問你遙控器怎麼用還行，但是我如果非得要你給我解釋電路的原理，你會跟他詳細的解釋電路原理，從小學物理開始講起，你也不會對嗎？那是超出了可能性的。
丁香園：還是有患者讓您印象深刻。
陶勇：對，也有很多患者信任我，跟他們就像是同一個戰壕裡的戰友。
陶勇給患者做檢查
圖源：受訪者供
3. 人生的意義是能在眼科領域做出原創性的貢獻
丁香園：您曾寫到，「精準醫學的理念必將貫穿眼科，這就是我的信仰。」精準醫療在眼科中是如何應用的?
陶勇：現在眼科在精準醫療方面還比較少，目前主要是經驗主義，容易犯錯，所以說從治療方面來說，誤診誤治率比較高，但是因為現在的科技手段非常先進，就像新冠肺炎一樣，都得先測一下核酸，同樣的道理。
我相信，在眼病治療方面，未來一定也是會利用分子手段去快速準確地把握病原信息，從而及時地給予診斷性、針對性的治療。
比如河南一個 7 歲的孩子眼睛突然斜了，當時四處找也找不著原因。後來我們給他進行了眼內液檢測，發現是一種寄生蟲，弓蛔蟲，然後給他進行了手術，後來眼睛就慢慢好了。
這樣的例子很多，在其他地方誤診誤治，最後通過我們的檢測發現病原是病毒、是寄生蟲，或者是惡性腫瘤的。
丁香園：您在《眼內液檢測》一書的的後記裡寫到，「喪失了生命的意義，才是我最害怕的事。」您覺得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陶勇: 人生的意義就是在眼科裡面做出原創性貢獻，就像湯飛凡發現沙眼衣原體那樣的原創性的貢獻。
丁香園：您現在做的眼內液檢測技術也屬於原創性的貢獻嗎？
陶勇：算是，因為國內做的人比較少。
丁香園：除此之外，您還在做哪些研究呢？
陶勇：在研究往眼內注射藥物的藥物載體，這塊是跟其他機構合作的。
陶勇 2015 年獲得首都十大傑出醫生稱號
圖源：受訪者供
4. 作為傷醫事件的倖存者，我有責任呼籲社會關注醫患關係
丁香園：
您發文呼籲構建和諧醫院關係，您覺得導致醫患矛盾的根源是什麼？陶勇：太多了，咱們的醫生的比例太少了。跟發達國家相比，咱們單位每百萬人口的醫生的數量是少很多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我覺得醫患矛盾跟傷醫事件是一個不好的現象，但是我也不認為它會永遠存在，隨著咱們衛生管理制度的完善，還有隨著國家的投入的加大，應該會越來越好的。
丁香園：您覺得自己有這個義務來呼籲社會關注醫患關係嗎？
陶勇：作為傷醫事件的倖存者，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
丁香園：傷害您的人，您恨他嗎？
陶勇： 不能說不恨，只能說是不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
丁香園：當您得知砍傷您的人是崔某的時候，您很驚訝？
陶勇：是，因為之前跟他接觸，一點都感覺不出來。他很內向，不怎麼說話。為什麼對他印象深，因為他那個手術特別難做，眼睛已經糟糕到沒法要了，費了好長時間才給他搶救回來。
關鍵在於他也沒有對愈後表現出很高的預期，他此前已經在別的大夫那裡治療一年了，中間做了好幾次手術。
丁香園：複查時，您還為他免費做了激光手術，有覺得他恩將仇報嗎？
陶勇：我不會多想，我這人比較大的優點是喜歡往前看，不太往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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