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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法案》是美國黨派分歧的根源
(Christopher Caldwell)
法意導言
當今的美國社會，已經被割裂為兩大陣營，一個是一群偏執者們組成的政黨，而另一個則是一群極權主義者組成的政黨。而黨派極化最根本的原因便是1964年頒佈的民權法案，它的原意是認定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來源國而有的歧視性行為為非法，殊不知卻導致美國人分裂成兩種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憲法文化，而這一分裂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明顯。作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是克萊蒙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特約編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特約評論員。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曾任《標準週刊》高級編輯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同時他也是《對歐洲革命的反思:移民、伊斯蘭、西方和權利時代:自60年代以來的美國》一書的作者。本文於2020年1月28日發表於Imprimis網站。本文不代表公眾號立場，編髮以供參考。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
以下內容改編自2020年1月28日在華盛頓特區希爾斯代爾學院的小艾倫·柯比立憲研究與公民中心舉辦的AWC家庭基金會系列講座。
美國社會如今被黨派和意識形態所分裂，這也許是在南北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但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呢？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賦權的時代:自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The Age of Entitlement: America Since the Sixties）的書，時間跨度從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到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當選總統，裡面的內容對該問題做出了一定的詮釋。當然，你可以從章節標題中很好地理解我所敘述故事的梗概：1963年，種族，性別，戰爭，債務，多樣性，贏家和輸家。
我現在可以揭曉部分懸念，即民主黨人是贏家。他們的政黨贏得了60年代的勝利，包括金錢、權力和聲望。而共和黨人則是輸家，他們失去了上述所有。
這個故事的主線之一涉及越南戰爭。上世紀60年代老舊的軍隊招募方式催生了一種階級制度，我這裡指的是所謂的學生推遲服役（簡稱緩服期）。在過去，大學水平的教育是非常罕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始的時候，只有1 / 30的美國男性在上大學，所以緩服期的存在顯得並不是特別重要。而到越南戰爭時，幾乎一半的美國男性在上大學，學生的緩服期在戰爭爆發時依舊有效。所以，如果你足夠有錢在大學進修藝術史，你就可以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進行狂歡，但如果你只是一個在車庫裡維修的技工，那你就會被招募派往峴港打仗。這就產生了一種階級劃分，許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將其誤認為是一種道德劃分，尤其是在我們輸掉戰爭之後。富人認為，他們不願在越南服役，不是因為他們更有特權，也不是因為他們懦弱，而是因為他們更名正言順。
故事的另一條主線涉及到女性。 如今的美國婦女擁有兩種文化——已婚婦女文化和單身婦女文化。如果你就政治問題對他們進行民意調查，她們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女權主義導致這種決裂的罪魁禍首。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時期的女性文化，女性從生到死始終團結在一起：90%的已婚女性和87%的未婚女性相信“女性的直覺”；只有16%的已婚女性和15%的未婚女性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發生婚外情是可以原諒的；而當被問及理想的結婚年齡時，99%的女性表示會早於27歲，沒有女性會回答“從來沒有想過這一問題”。
第三條故事線一直延續到今天，也是解釋我們黨派分化最重要的部分。這個部分關注的是20世紀60年代所頒佈的民權法，尤其是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如何分裂國家的。該法案實則可被視為“第二憲法”,其宣佈了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來源國而有的歧視性行為為非法，而這最終導致美國人分裂成兩種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憲法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日趨變得明顯，只是這件事發生得很慢，許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1964年7月2日 美國總統簽署民權法案的當天
因為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民權法案將國家更好地團結在了一起，所以我書中所提出的民權法案將國家分裂的觀點遭到了憤怒的駁斥，尤其是那些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為了他們的利益，我必須解釋清楚我的書並不是為種族隔離或吉姆·克勞法(Jim Crow)作辯護；同時當我批判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法案所引發的長效應時，我並沒有批判平等原則，尤其是那些旨在追求平等的黑人運動。
我所討論的是假借結束種族隔離的名義，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基礎上建立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該機制賦予了華府有權力推翻美國人傳統認知的民主制度。通常情況下，應急機制是暫時的，且使用範圍狹窄，但是他們卻很快脫離了民主的控制，成為我們政治系統中最強大的部分。
|民權法案是如何做到的？
關於1964年和1965年的民權法案，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前所未有的權力集中。它給予了華府在和平時期從未擁有過的的工具；它創造出“公共和私人生活等近乎所有領域歧視為非法”這一新的罪名；它推翻了第一修正案所保護下關於結社自由的主流理解；它建立了一些機構來追查這些新的犯罪行為——一個擴大的民權委員會，一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以及在不同政府機構設有的民權辦公室； 它賦予了政府新的特權，比如可以對所有僱員超過15人的公司制定招聘規定、提起訴訟、進行調查以及要求賠償等一系列操作，綜上所述，它將美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暴露在官僚和法官的視線之內。
直白點來說，民權法案的作用就是讓美國政府的民主部門做出決定，然後把這些決定移交給官僚機構或司法機構。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法案起草人認為，只有運用該類方法，才有可能根除潛伏的種族主義。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是，民權法案本身即一種敷衍。它不僅與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更與整個憲法有關。1965年通過的《選舉權法》在很大程度上落實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對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權利的保障，它為阿拉巴馬州等南方公民和密歇根州等北方公民創造了不同程度的權利。
民權法案的目標是使美國南方虛假的民主制度與憲法相一致。但是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完美的，事實證明，
區分南方的民主和國內其他地方的民主要比預期的困難得多。如果法律的精神是羞辱南方的偏執狂，那麼法律的條文將整個國家及其所有機構置於歧視訴訟和起訴的威脅之下。不過，沒人太過擔心這個。回顧歷史會發現，南方以外的美國人只是將種族隔離視為一個地區性問題。從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70%到90%的南方以外的美國人認為在他們居住的地區，黑人和其他人一樣受到了很好的對待。在實踐中，那些非南方人並不認為新法律會對他們產生不利影響。
|公民權利的擴大
問題是，當民權法案的工作完成時，當法律上的隔離被禁止時，那些新產生的權力沒有被中止、縮減或重新評估。
相反，它們愈演愈烈。為公立學校設定種族配額的權力並不在最初的民權法案中，但民權辦公室卻著手操作此事，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對其進行抵制。校車接送學生也不在最初的計劃之內，但是一旦學校達不到官僚機構設定的目標，法官就下令實施校車接送。
平權行動在民權法案中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到最高法院1978年作出巴基案的最後裁決之前，它已成為一種對非白人的完全種族歧視制度。在那起案件中，原告艾倫·巴基(Alan Bakke)曾是駐越南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在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中，巴基四科考試成績的準確率為96%、94%、97%、72%，但他的醫學院申請被拒。與此同時，少數族裔申請者的四科考試成績平均準確率分別只有37%、30%、37%、18%。儘管法院認為巴基本人應該被錄取，但卻並沒有廢除讓他被拒之門外的平權行動計劃。實際上，平權行動在在當時已被制度化，並在法律上賦予了 “多樣性”的概念。
艾倫·巴基(Alan Bakke)
與此同時，一些出乎立法者意料之外的團體都學會了使用民權法案。例如，移民倡導者：美國人從未投票支持過雙語教育，但當最高法院在1974年支持這一想法時，民權辦公室的規則制定者們輕而易舉地確立關於雙語教育的相關規則，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女性也是如此：1973年至1986年，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動用一切手段與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進行鬥爭，試圖證明它犯了性別歧視罪，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最後，民權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甚至凌駕於與之無關的法律之上。最具創傷性的例子是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這項立法本應是我們建立現代移民政策的重大妥協，一方面，大約300萬來自墨西哥北部的非法移民將獲得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嚴厲的法律將確保此次大赦不會成為未來移民的動機，例如，任何僱傭非美國公民的人都會受到嚴厲的“僱主制裁”，而這也會使得非法移民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該法律通過後，非法移民的確得到了赦免，但是對那些非法僱傭的處罰被證明是不可為的，因為詢問一個“看起來像墨西哥人”僱員的出生地或者他的公民身份是對其公民權利的侵犯。
因此，民權法案使得美國人不可能從他們選出的代表那裡得到他們投票支持的東西，也直接導致有關移民政策的政治衝突一直持續到今天。談及民權法案拓展的最新展現。
一個是2011年奧巴馬教育部民權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發出了一封名為“親愛的同事”(Dear Colleague)的信，試圖向全國所有學院和大學下達性騷擾政策。另一個則發生在特朗普開始執政的頭幾個月裡，法官推翻了一項針對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某些國家的臨時入境禁令。
特朗普手舉“穆斯林禁令”
這些政策，同樣也有其支持者和批評者。對我們的目的來說，重要的是它們是如何建立和執行的。在美國，越來越多的領域被從選民的民主控制中抽離出來，交給了民權法案的官僚們和司法應急機制。民權法案儼然已成為第二部憲法，擁有可以推翻1787年憲法的權力。
|一部新的憲法
在解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憲法秩序時，我想著重談談它的兩個特徵。
首先，它具有一定的道德特性，這幾乎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特性，通常出現於典型的神權政體而非世俗共和國。正如我們討論過的，民權法案賦予官僚和法官緊急權力，繞過民主，凌駕於正常的憲法秩序之上。但關鍵是：政府在什麼情況下會被授權激活這些緊急權力？這是一個被歐洲政治思想家反覆琢磨的問題。過去的歐洲政府通常會繞過憲法，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其理由通常是軍事威脅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脅。但在美國，由於我們的治理方式自1964年以來不斷演變，所以緊急狀態更多是在道德基礎上宣佈的：人民正在受苦受難；人們發現的自己權利被剝奪了。 因此，美國人通常不會等待普通且繁瑣的民主進程。
觸發緊急狀態的道德理由聽起來比軍事理由更人道，但卻並非如此。這是因為，為了證明它的特殊權力，政府必須創建一個官方指定的罪犯類別。所以1964年的民權法案頒佈的理由則是：南方的政客們狡猾且奸詐，南方的警長們殘酷且墮落，以致於無法在道義上與他們進行抗爭。
拜登(Joe Biden)最近說：“讓我們明確一點：跨性別平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權問題，在基本人權問題時沒有妥協的餘地。”現在，大多數美國人，可能包括喬·拜登，對變性知之甚少。然而美國人不被允許通過公開討論這一問題來增進他們的認知，亦或者在投票箱前解決他們的分歧。隨著民權法案通過類推擴展到了美國生活的其他領域，道德的非人格開始指向那些不認為罪狀會隨著時間流逝變得更嚴重的人，因此，這也阻礙了進步。
第二個特點是我們所說的交叉性。這是一個社會學的發展。如果民權法僅限於保護南方黑人的權利，它就是一個穩定的制度，因為它背後有著歷史的邏輯，這使得它的應用既合理又集中。
但是，如果其他團體能夠得到特權，通過官僚命令和司法命令來推進他們的目標，那麼就有可能逐步建立龐大的新聯盟，甚至可能在選舉中獲得多數。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幾乎所有非白人異性戀的男性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從民權法案中獲益。70年前，印度制定了第一部以少數民族權利為基礎的現代憲法，其中列舉了一長串所謂的“表列部落和種姓”。最終，部落間的討價還價佔據了國家的太多注意力，以至於出現了一群抱怨的“其他人”以及“普通印度人”，而這些人是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背後的支持者。喜歡莫迪的印度人說他是普通公民的候選人。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大多數國際媒體都不喜歡他)稱他為“印度教民族主義者”。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民權活動人士組成的“交叉聯盟”開始使用“有色人種”一詞來描述自己。從邏輯上講，如果真有“有色人種”這回事，他們則會要求更多的社會回報，但是實際上，那些“有色人種”卻要求“非有色人種”得到更少的回報。就像印度憲法提出了“印度教”的概念一樣，新的民權憲法創造了一群“非有色人種”。它讓白人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成為美國的政治現實。
現在，我們可以將這一見解應用於政黨。1964年《民權憲法》對1787年《憲法》的反噬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這個國家很自然地把其分成了受益於它的政黨和受害於它的政黨。
|偏執者的政黨和極權主義者的政黨
假設您是進步主義者。實際上，假設您是同性婚姻中的一個進步主義者，並有兩個領養的孩子。這個國家的民權模式對你來說就是一切，因為你的整個生活方式都取決於它。所以你不會支持一個搖擺不定的政黨或政客，並且很可能，你對自己的整個道德觀念也取決於此。你可能參加過同性戀驕傲遊行，手舉“停止仇恨”的標語，你相信，那些反對你的生活方式、婚姻和孩子的活動參與者們，定是基於可怕的理由而這樣做的。你站在伯明翰光榮的遊行者一邊，他們站在公牛康納一邊。對你來說，另一個政黨是由一群偏執狂所組成。
但如果你是一個保守的人，經常去教堂做禮拜，而你7歲的兒子在一年級時就被教導“性別流動”這一概念，而你卻不能對此進行抱怨，因為這麼做可能存有被叫做“偏執狂”的風險。事實上，雖然你不是律師，但你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你可能會被解僱、罰款，或其他不好的事情會發生，你會覺得這件事和同性戀權利有關。你開始懷疑這些權利運動的主要目標便是剝奪你的發言權和投票權，並不停詢問：“對不起，我何時為此投票？”因此，對你來說，另一個政黨是由一群極權主義者所組成。
而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政黨制度：偏執者對抗極權主義者。
若這兩部憲法中的任何一部都完全沒有優點，那麼我們就不會有問題，因為我們可以相信兩者中更明智的最終會佔據主導。但是，對於這兩部憲法的追隨者來說，它們各自都包含了很多值得誓死捍衛的東西。而不幸的是，每一部憲法都正在越來越多地保護自己不受另一部憲法的侵犯。
在過去20年裡，當同性婚姻得到逐步推進時，活動人士的一句俗語是：“天沒有塌下來。”人們會說：“看，馬薩諸塞州的同性婚姻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天沒有塌下來！”他們在短期內是正確的。
但是我認為他們忘記了民主制的憲法國家多麼脆弱，制定正確的方案有多困難，以及看到政府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偏離正軌是多那麼不易，因為這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變得明顯。到了那一天，儘管我們仍然否認天要塌下來，但我們的信心卻遠不如前了。
翻譯文章：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Roots of Our Partisan Divide, Imprimis, January 28, 2020.
網絡鏈接：
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roots-partisan-divide/
譯者介紹：李泓翰，華東師範大學2017級國際關係專業碩士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在熱愛中分享，在聆聽中感知，設想未來的我們，定會比現在更加優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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