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確實比中國更能夠允許媒體胡說八道，他們稱之為新聞自由。允許新聞胡說八道是有一點好處的，那就是來自各種角落各種人群的聲音和狀況，都能夠得以更大量地呈現出來。但是這種做法要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一方面，這其中不真實的信息要比真實的信息多得多，這種不真實信息的傳播將對社會構成極大的危害；第二方面，海量的混亂的魚目混珠的巨大輿論信息場，將給民眾和政府都帶來極大的甄別和選擇的困難，耗損極大量的個人資源和政府資源。
中國體制選擇了不允許新聞胡說八道，他們只選真實的，或者說是相對更理性的、更真實的，而對那些明顯不理性不真實的東西予以剔除。而選擇這種方式就必須對新聞實行應有的、合度的管控，在一些西方人或者崇拜西方價值觀的人看來，這是干預新聞自由，他們常常予以攻擊。而實際上這並不是新聞自不自由的問題，而是混不混亂的問題，是社會管理效能哪一種更好的問題。中國的新聞自由當然是有的，只不過這種自由與西方所理解的可以胡說八道的自由不太一樣。我相信中國選擇了一種更合理的模式，如果建立模型進行效能測試的話，結果一定會告訴我們，中國這種模式比西方模式的效能更好。而且我相信社會的發展也會慢慢證明這個效能的差異。
當然，政府如何在選擇這種模式的基礎上，很好的把握管控的合理合度，則很考驗其執行的智慧和能力，太鬆則亂，太緊則死。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了。
那麼中國行政體制在選擇了這種不允許新聞胡說八道的方式之後，如何彌補或導致丟失來自基層和民眾最直接聲音和信息的某些可能呢？
除了他們正常新聞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之外，中國選擇了他們非常崇尚的“調查研究”這個路徑作為彌補渠道。在高端理念上確立絕不允許脫離百姓的宗旨，而在具體的操作上就是重視“調查研究”。這種做法在新中國當年的主要締造者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確立和體現，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帶領中國取得革命勝利，極其重要一條就在於他高度重視調查研究，按他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在後來中國政府的繼任者身上，這種優良的品格一直得到極好的傳承，已經成為他們一條輕車熟路的固定路徑。在中國的大地上，歷史證明凡是違背這種方式的人幾乎都是失敗者。這種理念實際上也來自中國數千年的智慧，比如說一代名相諸葛亮的的強大能力絕不是無源之水，而來自於他極其重視的調查研究。
在中國當下行政體制上，行政人員或相關專家會按模式設計、紀律要求或實際需要，大量深入到民眾和基層中去，聽取民眾聲音，察看相關情況。這種高度有序和理性的捕捉信息的行為，既彌補了行政上可能存在的丟失信息的缺陷和風險，也較好杜絕了輿論信息過分紛亂所造成的資源耗損和社會傷害。行政組織或相關專家把這種方式獲得的信息，最後會通過有序的發佈機制再向公眾和社會傳播，對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凝聚力，減少大規模人心混亂，好處極大。同時，行政上也把這些信息視為他們決策和研究工作的基礎，使行政體制既不至於脫離實際，同時也不至於鬧哄哄地無法做出決斷和選擇。
西方的新聞自由是一種“看上去很美”的東西，特別是對一些喜歡西方式自由的知識分子而言，十分嚮往。但實際上這僅僅是“看上去很美”，在現實場中則問題很大，對社會所造成的混亂和傷害極難估量，遠不及中國實行有序和合理的管控來得更好。實際上中國新聞的真實度、可信度要比西方新聞強得多。過分的自由造成更大的虛假，這是當今西方新聞自由面臨的一個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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