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控制與帝王心術
清康、雍、乾統治時期號稱"盛世"，"盛世"的 含義儘管複雜，高度集權卻是其最明顯的特徵。以往研究多是從制度運行的角度解析"盛世"之局，實際上清朝"盛世"的興起與帝王心性乃至情感和理性的構造關係密切，只是帝王心術多屬心理範疇，表現形式幽微曲折，且史料記載稀缺難尋，即使偶有發現也因書寫者刻意隱晦，難稱信史。
故研史者多回避不言。即如《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若多從制度層面辨析其"寓禁於征"的意義，往往也顯得似是而非。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帝王心態洞悉 其中隱情則或許能闢出新境。較早研究《四庫全 書》的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觀察帝王深層心理之重要。如郭伯恭在《四庫全書纂修考》中就把《四庫 全書》之作定性為: "固高宗一人之私慾，為其子孫萬世之業計，錮蔽文化，統制思想，防範漢人之一種政治作用而已。"
任松如也繼承了郭伯恭的說法，認為編纂《四庫全書》"就實際言，則乾隆帝一人之私意而已"。他列舉出乾隆"私意"有如下表現:
一是清康熙年間坊間流傳雍正與海寧陳氏易子，乾隆帝是漢人而 非滿人的傳聞，乾隆帝欲借採集遺書的機會，消滅 這類流言記載;
二是清除民間對清廷宮闈之亂的謠言;
三是清理民間的排滿文獻;
四是通過編書消弭朋黨之爭，如用屬於張廷玉派的于敏中之議開館修書，制衡鄂爾泰一黨，其目的是"抑方正而獎圓通";
五是《四庫全書》之編纂"具有迎合當時思想界厭宋學、厭類書、輯佚書的思想風氣作用";
六是通過蒐集明代種種失德之記載，使之隨古人名著共傳於後世，以對比彰顯清朝之德;
七是出於好勝之心，欲編纂規模超過《古今圖書集成》的大型類書;
八是出於猜忌之心，開館著書，以招守道之人，使之耗精敝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 。
四庫全書
柳詒徵則對乾隆帝處理王錫侯"《字貫》案"所表現出的帝王心態有精彩評析。王錫侯《字貫》案 是清代著名文字獄之一。王錫侯因排列孔子、康熙、乾隆聖諱廟諱，目的是提醒士人在科考及平時著述時一定要遵守避諱規則，卻反而因此而獲罪。這件事初看起來讓人頗感不解，柳詒徵在對比了王瀧南與海成的指控文字和乾隆諭旨後發現，兩者的區別在於，王瀧南指控的是《字貫》序言內有"然而 穿貫之難也"一句，意指康熙朝所編《字典》不夠貫通，不易查找，編寫《字貫》的目的乃是想對此予以補充，可這個說法卻有汙衊聖祖《字典》不夠完備之嫌。
照柳詒徵看來，《字貫》內容"於字典及清帝之諱崇奉至矣，乃竟以之得禍"，看上去讓人不可思 議，實際上這正是乾隆心機深密之處。海成等地方 官欲羅織罪名，自忖從指摘廟諱不當處難以下手， 遂專攻《序言》內所言康熙字典"穿貫之難"導致"學者察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 茫然" ，他在奏摺中說: "聖祖御纂字典集字學之大備，為千古不易之書。後人因字考典，原無用其貫穿。且所收之字本諸經史，寧備無疑。其以偏旁點畫分部，自可查一得一，查十得十，有何遺漏之患。" 王錫侯"乃逞其臆見，轉以字典為難以穿貫，且以字典收字太多，輒肆議論。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實為狂妄不法"。
乾隆的處理角度則與海成指摘的罪名完全不同，他捨去序文不論，專在排列聖諱廟諱處著眼，其諭旨說:
"第一本凡例竟有一篇將先師孔子之諱聖祖諱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全行排列，實屬大逆不法。廟諱御名，凡為臣子者皆所敬悉，至先師孔子之諱尤眾所共知，何至遍為告語。乃該犯膽敢逐一羅列，筆之於書，實繫有心顯斥。反明列先師之諱於前以遁其跡，此非大逆不道而何。"那麼，為什麼王錫侯反覆提醒文人時時要注意避諱，不要輕易書寫皇帝尊號廟號，王錫侯並無悖逆之論，這是王瀧南、海成和乾隆皇帝都知道的事實，但要羅織罪名就有高下深淺之別。海成自以為抓住的把柄比王瀧南更準，乾隆"以為海成不知古文人入罪之法， 僅就序文斷章取義，咬文嚼字，實亦不足以坐成王錫侯大逆不道之罪"。柳詒徵敏銳感知到乾隆內心深處的考量，他揭示道: "無論是書如何，吾苟欲加之罪，不患無重大名義。但究排列廟諱御名一端而 論，即可坐以大逆。何必效王瀧南之故智根究序 文。故海成欲罪王錫侯，實不解罪之之法。高宗藉此昭示天下，使知吾之天亶聰明，任何書籍，可以立定罪名。"海成最後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孟森說海成是拍皇帝馬屁邀寵最為踴躍之人，結果反受其累，結局比其他督撫更為悲慘。柳詒徵卻說:
"天道好還，何其巧值，而於高宗之用心，未能揭穿。甚矣高宗愚弄世人之術之巧也。"
柳詒徵
文字獄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僅僅因為文字的緣故而被治罪，而作者並沒有 相應的行為。文字獄最重要最本質的特徵是: 不以作者的行為方式作為主要罪證，而僅僅從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傾向而置之以法。 在中國古代 也確有某些案件的當事人不僅寫有反對時政的文 字，同時又實施了意在推翻政府的宣傳煽動行為， 這自然不宜歸入文字獄。如曾經投書謀反案就不應屬於文字獄。又如清乾隆中期出現的"王中逆書案"，"逆書"系八卦教的一冊經卷。王中等宗教首領組織反清秘密結社，又散佈舉行反清起事的作品，遠遠超出了"思想方式"的界限，也不好算作文字獄。
思想言論問題與以推翻政府為目的的煽動罪 之間的界限，有時極易混淆。從清朝大量的文字獄來看，皇帝並不承認有哪一件案子是單純"以文字罪人"的，這中間固然有虛偽的成分，但也確實存在認識上的問題。
雍正、乾隆總是指斥犯罪者有"種種叛逆實跡"，所謂"實跡"是否就等於我們今天所講的"行為"呢?
以查嗣庭案為例，雍正帝說其治查嗣庭的罪並不是因為他去江西典試時出的試題有毛病，如果這樣做，別人就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 "偶因文字獲罪"，其之所以殺查嗣庭是因為他有 "種種實跡"。這"種種實跡"原來是抄查查家時發 現的兩本日記，在那上面查嗣庭記錄了對已故康熙 帝的諸多不滿言論。由此看來，凡是詆譭皇帝或清朝，不管你有沒有宣傳煽動的行為，都要視為"謀叛大逆"的"實跡"。清代文字獄特別多與對"實跡" 做如此強詞奪理的解釋實在大有關係。
"文字獄"的準確定義應該是: "文字獄就是因文字的緣故而構成的罪案，其形式是以文字作品得 罪，與一般的建言獲譴不同，其實質是當事人沒有 危害和推翻政府的行為，當權者或吹毛求疵，有意羅織，或僅僅根據其思想傾向而治罪。" 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打上了清帝的個性烙印，對於康熙帝的寬厚中外論者的意見大體一致，他親政後寬文網之禁，明末遺民的作品不唯任其刊刻流播， 也沒有抓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遺民的文字辮子 加以治罪。雍正和乾隆均沒有其父其祖寬厚平和 的天性，父子二人的性格有極其相似之處，如猜忌、刻峭、高己卑人，過於自信。乾隆穩健、縝密、陰鷙， 雍正浮躁、粗率、孟浪，在氣質上仍有差異。兩人又 同具很高的智慧和才具，因此都有徹底解決漢族潛 在反清思想的宏願，也都把文字獄當作完成此項艱鉅事業的利器
清帝的自卑心態還反映在對《實錄》的不斷刪改之中，孟森稱改《實錄》一事成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長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並不似前朝修《實錄》那 般尊重事實，亦毫無存留信史之意 。在纂修《實錄》過程中，清帝始終介入，《實錄》合格與否，最終由其定奪，尤以雍正以前五朝《實錄》曲筆最為嚴重，
解釋清帝的"文教"和吏治政策。雍正一生最受指責的是因繼承帝位對兄弟、宗室、臣工的殘酷處理 方式。雍正的大哥、二哥被監禁致死，八弟、九弟被 禁錮銷籍，百般折磨，秘密處死; 三弟、十弟、十四弟遭永遠囚禁，五弟、七弟之子均被削去世子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從或因其他罪狀而被殺被關、抄 家流放者不計其數。這種過分做法，似乎出於雍正 篡位後因過度恐懼產生的變態嗜殺心理。當時社 會上播散著種種流言，說他弒父篡位，逼死生母，屠 殺弟兄，淫烝父妃，卑鄙齷齪，大逆不道，給雍正造 成極大心理壓力，他內心深處隱然存在一股自卑源 泉，如何緩解篡位流言造成的心理緊張和自卑感， 一直是雍正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
雍正懷疑文人有意揭其短處是其密織文網的直接原因。文人吟詩作文，用字不慎即遭橫禍，罪名大多是影射譏訕，觸犯聖諱，措辭不當，而實際上並無鮮明反清思想。雍正朝的重大文字獄多與其奪嫡傳聞有關，著名的曾靜案亦捲入了這一敏感 的政治風浪之中。從《大義覺迷錄》來看，曾靜的所謂誣謗之詞係指清世宗"謀父"、"逼母"、"殺兄" 以及"屠弟"等，並對雍正嚴懲年羹堯、隆科多表示不滿，曾靜獲罪主因實由於此，而不僅僅在於宣揚 呂留良"夷夏之防"思想。呂留良、陸生楠以"宣復封建"作宣傳，本質上也是為了影射清世宗即位後殺戮諸王一事。如果讓這些流言恣意傳播，局面將難以收拾。18 世紀初期這個特定環境塑造了雍正的特殊心性，他又以帝王之尊在自卑情結影響下對國家政制、財制、文教政策作了大幅度興改
當然也有一種意見為清廷的統治策略辯護，斷定在 18 世紀大多數時間中，清朝對知識界的控制還是比較寬鬆的，那種認為整個 18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都生活在恐怖統治中的說法顯然失之偏頗。長期以來，學術界將文字獄和清廷對反清言行的鎮壓，特別是對一些涉及語言文字的非法活動的懲處混為一談，以致一些學者對清朝知識分子政策產生了不少誤解。文字獄應該指的是統治者對所轄居民的語言文字，通過捕風捉影的方式，進行不恰當的索隱，以莫須有的罪名，實行恐怖統治，以期達到強化思想控制的目的。也就是說，清廷根據自己的法律規定，對一些涉及語言文字的案件進行處理，是正常的，研究者應予以理解，不能一概以文字獄視之。
清代文字獄所導致的政治壓力對各方 面產生一種無所不到的毛細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 抑的部分，其影響恐怕還超過公開禁制的部分。歷 代雖有"文獄"導致的自我壓抑和迴避現象，但每 個時代的自我壓抑內容不同，重點不同，規模不同。相較之下，清代文字獄及自我壓抑現象，力道特別 強，規模特別大
清代政治對文化領域之壓制最大的影響，是因 漣漪效應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 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自我心靈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非政治化"的心態。政治幹 預文化領域，不只是積極改造人們怎麼想，而且要 人們朝著其預定方向想，或是要人們什麼都不想， 也不敢想。由此形成一種結構性的"文化無主體 性"，公共意見、民間社會、士大夫文化難以發展成為一種制衡力量。
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巨大的恐慌感使得人們自覺地將官方政策或對官方政策之想象內化為私人領域的一部分，要小心地看守著自己不要觸犯它，官方不必直接管束每個人，而是人們自動管制自己，使得人們自發地使自己的私人領域官方化、政治化約略總結以往對清朝文治政策的研究，我們能夠得出一個初步印象，從民國初年梁啟超的"壓抑說"到透視清帝對"政統"、"道統"合一的壟斷性規劃，從文字獄案件的深度解讀到以私人領域政治化的角度觀察帝王心術造成的心理後果，均昭示出清史研究開始向著更加多樣和深邃的境界發展。
整個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統治者自身的恐懼，借文化來達到消除恐懼的目的，顯然還是十分見效的，但是造成的文化流失也是難以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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